李杨：《三体》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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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文坛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　李杨　　2020年04月03日09:03

摘要：《三体》对民族国家意识、线性时间与历史意识以及人性基本元素如道德、责任、信仰、文明的全面解构，构成了对“当代文学史”乃至“当代文学”的挑战，亦为“文学”认识自身的历史性，为文学的自省与反思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关键词：《三体》；民族国家；线性时间；人性；文学

对文学读者和研究者而言，《三体》带来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三体》的巨大影响力几乎超越了同时期当代中国的所有文学作品。在近年公布的年度中国作家版税排行榜上，《三体》之后没有出版过重要作品的刘慈欣始终排名第一。根据刘慈欣一部不太出名的中篇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成为了华语电影历史上票房最高的作品之一。《三体》热不仅未现消退之势，反而越烧越烈；另一方面，在部分读者眼中，作为一部小说的《三体》，却并不是一部足够好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刻画刻板，“结构”也差，尤其是主要人物扁平单薄、苍白无神，不是有血肉灵魂的“有情”人，而是承担特定叙事功能的脸谱化工具，用于呈现作者的抽象理念。小说的“文笔”也受到批评，在文青聚集的“豆瓣”上，有读者甚至吐槽《三体》只有“《故事会》的水平”，所谓的“三体”其实“是故事会体、知音体和小学生作文选体。”有批评者干脆认为刘慈欣的语言表达能力根本无法承载他的想法。即使是一些《三体》的拥趸，也会附和这种“文学评论”，如《三体中的物理学》的作者、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教授也说：“我和不少人的看法类似，认为《三体》明显的不足地方在文学性以及人物塑造。”

不过刘慈欣似乎并不太在乎——至少看起来不太在乎这种来自“文学界”的批评。每当论述起自己成长为科幻作家的路径时，刘慈欣都会强调自己出身于正统的“科幻迷”而非“文学迷”。他声称自己的养分来自儒勒·凡尔纳、阿瑟·克拉克、海因莱茵和阿西莫夫这些科幻作家，他说自己对文学漠不关心。——“我从来没有对文学产生过兴趣，直到现在。”显然，刘慈欣对《三体》的定义，并不在我们熟悉的“文学”内展开，用刘慈欣的朋友姚海军的话来说，刘慈欣“要把科幻从文学中剥离出来，认为科幻不是文学。”

尽管姚海军认为刘慈欣有意“说得很极端”的话并不可信，但将刘慈欣对“文学”的蔑视或抗拒仅仅理解为他对不怀好意的文学批评的“回怼”乃至“意气用事”显然简化了问题。因为刘慈欣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陈述过自己的文学理解：

人们现在其实有一种错觉，就觉得，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主流文学”是文学的常态，文学是要去反映社会、反映人性，现实主义。但是，你把整个人类五千年的文学史看一看，你会很惊讶地发现，百分之九十的人类文学史那都是幻想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很近才出现的，具体来说，也就是在欧洲的那个启蒙运动以后，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文艺复兴之后的那么一段时间，大概就二三百年的时间，这二三百年之外的所有的人类文学其实都是幻想文学，不是奇幻就是魔幻再有就是神话，是这类东西。你到上古时代或是古代去找现实主义的文学，还真不容易找到，所以说，这个不是文学的常态。……文学如果只局限于“人”这么一个狭窄的范畴，而不把人和更大的世界的关系进行描写，那肯定是有缺憾的。当然，现实主义文学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作为文学评论界和研究文学的学术界，你只关注于这么一种题材也是狭窄的。因为，现在主流文学或者说“纯文学”，它本身已经变成一种“类型文学”，它很“类型”，无论从它的写法、从它的行文结构、从它的读者群，它就是一种“类型文学”，它远不是“主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评论界只关注一个“类型”，类型文学中的“主流”类型或者“纯文学”类型，这肯定是有缺憾的。

刘慈欣提醒《三体》的批评者，“现实主义文学观”并不就是“文学观”，它只是众多文学观中的一种，而且历史极为短暂。那些指责《三体》在“人物塑造”、结构及语言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缺陷的批评家并未意识到的是，他们用于评判文学好坏的标准——无论对“人物塑造”，还是结构乃至语言等层面的要求，并不是“文学”的标准而是“某种文学”的标准。——譬如说，我们不能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成规去评判“现代主义”文学，不能以分析十九世纪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标准去解释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同样不能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去解读《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山西娘子关发电厂当工程师的刘慈欣并未受过系统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训练，但刘慈欣将“文学”“历史化”的理论直觉，却使他比那些过分相信文学“常识”的专业批评家和读者更接近包括福柯、伊格尔顿等当代批评大师对“文学”的重新定义。在福柯和伊格尔顿这些理论家那里，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literature）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在西方也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文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当这些语境不存在的时候，“文学”完全可能不存在了。——或者即使存在，也会改变原有的形态与功能。事实上，没有“文学”的世界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人类并不拥有这一“装置”，——当文学不在的时候，会有新的审美方式出现，并取代它。刘慈欣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不同意科幻应该固守小说的形式，因为整个叙事文学它在现在都是处于一种衰落的状况，小说一定要向其他的媒介形式发展。”

科幻写作，完全有可能就是替代“叙事文学”的诸多“新媒介形式”的一个代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三体》的横空出世，或许还没有强大到成为压垮老迈的文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其蕴含的无限潜能，其草蛇灰线，却值得“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乃至整个“文学共同体”共同思考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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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誉世界的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安德森将现代政治社会的政治主体“民族国家”（nation-state）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因为民族国家认同与建立在血缘、种族、宗教、语言甚至文化之上的传统认同不同，是一种抽象的政治认同，所以需要“想象”才能完成。在想象民族国家的媒介中，有两种最为重要，一种是报纸，另一种就是小说。安德森的理论影响深远。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刘禾的《跨语际实践》都可视为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谱系进行了细致的追踪之后，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纪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的民族建设及其关于‘现代人’想象的/幻想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中介（agents）。”简言之，全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即是在“个人”与“民族国家”这两个现代主体之间扮演中介。这意味着，全部的中国现代文学都是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服务的，——这里的“全部”，不仅指那些直接想象与建构“民族国家”的作品，同时还指那些想象“个人”的作品。因为“五四”启蒙文学“发现”——“发明”“个人”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将中国人从传统的封建家族关系（家族主义）中解放出来，“个人”的创造最终是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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