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女性意识

分类  : 中文
作者  : 姜振宇
来源  : 文学报
卷   : 
发表时间: 2016.07.14.
发布人 : SFT

摘要:

处在国内科幻创作和研究视野边缘的,不仅是性别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物形象塑造的问题。在日渐成熟起来的新生代科幻作家笔下,人类往往是以“种族”的极简面目出现,个体人物则通常被世界视作作者理念的载体。作者们试图在作品当中处理的,往往是更加形而上的科幻命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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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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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9

版

新批评

停滞的女性意识

——评科幻文学中的性别问题

姜振宇

处在国内科幻创作和研究视野边缘的,不仅是性别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物形象塑造的问

题。在日渐成熟起来的新生代科幻作家笔下,人类往往是以“种族”的极简面目出现,个体人物

则通常被世界视作作者理念的载体。作者们试图在作品当中处理的,往往是更加形而上的科幻命

题,即便涉及性别之间的冲突和表现,那也往往是高度概念化的女性或男性。

一

由于科幻小说“能够以虚构的形式来处理广泛的、经常是明显哲学化的问题”,是以在短暂

而广为人所诟病的“黄金年代”之后,很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迎来了一个女性主义科幻——毋

宁说是女性主义科幻研究——的热潮,其中厄休拉·勒奎恩、多丽丝·莱辛、乔安娜·拉斯,以

及早期的玛丽·雪莱等,成为论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厄休拉的《黑暗的左手》(

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乔安娜·拉斯的《雌男人》(

The

Female

Man

)等,在主流社会文化当中,也引起

了巨大的反响。

勒奎恩的独到之处,在于她首先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有力地跳出了波伏娃以降女性主义立场

当中潜藏的二元对立思路。在《黑暗的左手》中的冬星上,性别不再是稳固的天生属性,而是一

个可以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但读者和研究者从作品本身开始,逐步深挖和拓展时,却无可回避地

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第一种是将勒奎恩及其创作,直接纳入到当时女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之下,那么作品就成为

了整体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小说当中得到突出的,首先是科幻这种虚构形式所提供的独特的观察

视角;与此同时,也有存在于“去性别化的社会”这一设定背后,隐喻式的革命性。但也恰恰是

在这一点上,《黑暗的左手》受到了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激烈批判:思想实验再过大胆,也对社

会现实毫无助力,特别是小说当中并未出现“真正的”女性角色,如何又能被视为女性主义文本

呢?

第二种则几乎走向另一个极端:勒奎恩在作品中展现的,是处于科幻乃至幻想文学的整个传

统之内的思想实验,作者的意图,是在于通过展现极具颠覆性的视角或社会可能,来反观人类的

特征——性别当然是人类的特征之一。至于作品在诞生之后,在什么层面上对社会状况产生了影

响,则完全是另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

与这一思路相似,并且同样引发争议的科幻命题还有许多,例如奥克塔维亚·巴特勒在上世

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模式者”系列小说,以及她在九十年代也参与其中的“非洲未来主义”

(

Afrofuturism

)等。“当下是当下,但过去也是当下和未来”,这些作品关注的,往往是优势文明

对他者的全面压制,而他者虽然往往以外星人的面目出现,最后的落脚点却又往往在种族、肤色

等方面有明确的指代——但这种指代又不能被全然纳入到平权运动的思路当中。

勒奎恩本人对《黑暗的左手》中性别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明确,但大体偏向于后者:“我的

(思想)实验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因为制约我们终生的社会条件作用,我们很难搞清楚除了单纯

的生理形式和功能,区分男人和女人的到底是什么。在性格、能力、才干、心理过程等方面究竟

有没有真正的区别……我消灭性别,就是为了看看还剩下些什么。不管怎样,总该剩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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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有助于定义男人和女人共同分享的领域。”

在国内,科幻小说中的性别议题又呈现出另一种差异颇大的面目。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

以及少数族群的平权运动并未真正进入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视野;而与之相关的耽美、同人文化,

则迅速地进入到文化产业与粉丝亚文化的逻辑当中;更早之前被纳入到革命叙事当中的妇女解放

运动,提供的又是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话语脉络。

二

从整体上看,在科幻的视角当中,性别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尺

度上,人类已发生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宏大转变,但这在“科学”面前却无足轻重;

如果我们以亿年为单位,那么男女之分不过是一个生物演化历史当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人类细胞

中的

Y

染色体使其携带者成为男性,而它本来所携带的一千四百多个基因,在“短短”数百万年

之内,就只剩下了

45

个;与此同时,

X

染色体却保留着相对的稳定。这就意味着,一个男性灭

绝了的人类世界,在科学上完全是可能的:科幻则由此开始。

长铗于

2004

年首发于《科幻世界》的《男人的墓志铭》,即设定在这一背景之下。小说中的

家庭由“大妈妈”、“小妈妈”和女儿组成,男性不过是实验室中克隆而得的“比老虎更稀有的动

物”。在小说当中,作者所展现出的倾向和态度,几乎是纯然大男子主义的,但却因为设立在由

科学保证的女性未来之中,非但退化为一支无力的挽歌,而且在文本内外形成了颇为强烈的反讽

效果。

然而,这并不能直截了当地得出科幻这一文类一开始就倾向于女性或男性的立场。一如小说

之外的现实生活,长铗这部作品建立在女性必然取代男性这一事实之上,本身就具有一种科学式

的审美意义。当哈拉维和布莱恩·奥特贝利、凯瑟琳·海勒斯等人面对“男性的科学”发声的时

候,长铗们仍在试图将科学视为支点、立场以及标准,进而撬动、评判和衡量整个世界。

按照这一逻辑,当下对科幻作者作品的评判,特别是雨果奖、星云奖的颁布,应当将作品视

为唯一的和最终的标准,而作者的性别、种族和背景都不应当被区别对待或优待。那么为什么在

实践当中,这一态度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极端,以至于逢女性、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群必反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最高准则的科学,特别是垄断了真理的科学,始终只是现代社会中科

学共同体所努力追求,但却尚未抵达,似乎也未必能够最终抵达的理想图景。科幻在被评判的过

程当中,必然会深受评判者以及他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具体到科幻的创作和评

价体系之内,这种意识形态式的潜藏之物,自然会愈加凸显——所谓以作品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在这一逻辑当中进行实践,最终必然会落实到以“黄金年代”以降的整体科幻创作风格作为参照。

此时的科幻已然降格为一种历史不过百多年的通俗文类,因此也失去了它所追求的超然视

角。而构建起最初科幻文类的整体风貌的最早一代编辑,特别是冠名了“雨果奖”的雨果·根斯

巴克,常被研究者视为“迄今为止对科幻小说领域造成最严重灾害的一个人”。根斯巴克所秉持

的科幻创作观念,本身就极度偏向右翼,尽管他也的确将爱伦·坡和威尔斯视作科幻文类的源头。

作为面向大众市场,主要由读者投票评选的奖项,“雨果奖”也确实是“小狗”们肆意妄为

的第一个重要平台。

2016

年,雨果奖的提名和最终获奖名单被“小狗”全面攻占,其中查克·廷

格尔(

Chuck

Tingle

)的男同色情小说《宇宙迅猛龙屁股入侵》(

Space

Raptor Butt

Invasion

)

是最为恶意满满的一部:对右翼作者和读者们最猛烈的攻击,几乎总是针对他们表现出的反

LGBT

立场。而将这部作品刷进最终入围名单,则是他们有意以反讽的姿态来反对这种批判——在这个

过程当中,最初“以文本自身的质量作为唯一的标准”这一原则,早就被弃之如敝屣。

与之相比,相对更加专业和封闭的星云奖,今年的四项大奖则首次由女性和少数族群包揽。

虽然其获奖者和主办方都竭尽全力辩解,但“小狗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然无法消除——闹剧般

的雨果奖,使得星云奖的名单看起来就是在极具针对性地回击极端右翼分子,虽然评选者未必真

的是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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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实的引力是如此沉重,科幻所面临的困境,并不唯独中国而已。但在国内,恰恰

是由于与前述女性主义运动的漫长历程彼此隔绝,科幻中的性别问题,不仅仅要面对这一文类自

身的结构性困境。

长期以来,处在国内科幻创作和研究视野边缘的,不仅是性别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物形

象塑造的问题。在日渐成熟起来的新生代科幻作家笔下,人类往往是以“种族”的极简面目出现,

个体人物则通常被世界视作作者理念的载体。作者们试图在作品当中处理的,往往是更加形而上

的科幻命题,即便涉及性别之间的冲突和表现,那也往往是高度概念化的女性或男性:例如刘慈

欣曾多次表示,《死神永生》中的“圣母”程心,最开始是一个男性。问题在于,当科幻作者们

与那个已然成为庞大知识结构的女性主义相互隔绝的时候,他们对性别问题的认知未必“清醒”,

他们所掌握的话语资源,也未必足够使其能够“进入”相关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科幻

作品中对性别问题的处理,时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曾言明的潜层意识。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陈楸帆的《荒潮》。小说中第一个转变为赛博格的人物小米,本身仅仅

是赛博朋克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与潮汕宗族冲突当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底层人物。她在整个错综

复杂的社会框架当中,始终是被压迫、被欺骗、被羞辱,最终被流氓强奸的对象。她在电子垃圾

岛“硅屿”上的艰难谋生,以及对爱情的懵懂追求,乃是与灰暗背景绝不相容的异物。在遭受了

非人的恐惧、拘禁、殴打和足以致死的电击之后,小米成为了一个赛博格——她的人格中分裂出

另一个洞悉一切,具备强大机械力量,冷漠而邪恶的“小米

1

”。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近年来国内科幻作品中少有的,得到正面描绘和书写的女性形象,小米

始终徘徊在主体情节的边缘。在作品所描述的阶层割裂的社会当中,她的善良和单纯让她不仅成

为一个弱者,而且转化为一个他者。在最后的“暴风雨”中,她选择以“毁灭自己”来毁灭已经

无法控制的第二人格。与科幻作品的传统套路不同,暴力和科技如潮水般吞没了小米,足以改变

人类、颠覆世界的力量在硅屿上一闪而过,就此消逝。

陈楸帆本人是“科幻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所创作的作品,无疑有着深入社会肌

理的思想和经验来源。在《荒潮》当中,尽管那个割裂、昏暗的潮汕小岛,乃至它所链接的整个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都在文本当中得到一一呈现,但随着情节的推进,“他者”的疏离框架

发生了转换:读者认同于小米,而前述庞大的世界背景则成为攀附于她苦难和经验之上的恶性肿

瘤。但小米的苦难是否真的必要?《荒潮》最终成为对女性苦难的陈列,并且止于陈列。作者虽

然始于对其现实生活经验的反复考察、想象和渲染,但最终却仅仅是在讲述困顿世界当中的悲惨

故事,女性的苦难经验因而沦为被观察和审视的对象——这的确是一个好故事,但文本之外的更

多可能性,便也无处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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