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之二)

分类  : 中文
作者  : 王德威 / 贺晶晶
来源  : 文艺报
卷   : 第007版新作品·随笔
发表时间: 2011.06.22.
发布人 : SFT
 

摘要:


正文:

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之二)

——从鲁迅到刘慈欣

主讲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王德威

贺晶晶 整理

  时间:2011年5月17日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殿

  我想把我的报告分成几个段落:

  晚清——“五四”运动

  我首先要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清末民初的时候,幻想小说或是广义的科幻小说曾经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文类,也曾经在当时政治、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里扮演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角色。而这么一个现象却在1911年之后逐渐式微,在“五四”运动之后,科幻这个文类居然就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次文类。这个转变很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梁启超。1902年,在他的《新小说》杂志里,他自己写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这是我们今天谈论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个重要起点。《新中国未来记》只有5章,没有写完,他将故事投射在公元1962年,也就是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的60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了,所有的国家都称臣纳贡似的来到中国,瞻仰伟大文明的风采。孔子第72代的传人说法来讲述世界各种各样昌盛大同的道理。各国的数千留学生来听演讲。这是一个文明昌盛的世界,是梁启超在1902年所投射的一种理想。但作为一个科幻小说来讲,这其实是非常浅薄的,它只是用了时空投射的方式来说明他个人对未来的理想。

  这篇小说的灵感源泉,来自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19世纪末写的《回头看纪略》(Looking Backward)。这部小说经过传教士的传译,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少数知识分子手中流传的一本读物。在梁启超的笔下,这本小说脱胎换骨,成为了《新中国未来记》。这些就不再多说。

  我现在要讲的是在1903年,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周树人。在当时,他对于科幻小说也有浓厚的兴趣。

  1903年,他先后翻译了两本小说,一本叫做《月界旅行》,另外一本叫做《地底旅行》。所以我们今天谈论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贡献,不能忽略他在文学的实验上其实是以科幻小说的想象以及翻译介绍开始的。当时他所依据的这两本小说的源头其实是法国重要的科幻作家凡尔纳,这是在当时欧洲非常受欢迎的一位作家。《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分别是在1864年和1865年出版,而且成为风行一时的作品。鲁迅所参考的当然是经过日译本的转译,而且有颇多的删节。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有一个维新的学生,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未来的想象与好奇,面对这个老大的中国,对于传统,他已经有了无可奈何的、深深的忧愤之感。

  那么怎样借着一个叫做小说的文类来重新创造我们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想象呢?这种想象力、这种叙事,或是说故事的方法,我个人觉得才是意味深长的。

  所以经历了月球旅行、地心探险、不同空间的显露,人与世界的交往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冒险。鲁迅在1903年《月界旅行辨言》中的这段话,我想很多做乌托邦研究的学者常常引用:

  “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便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的确,鲁迅在1903年的想象,百年之后成为我们共同所见的科学界的壮举,从宇宙到各种不同的地理探索,成为我们科学界不断追逐的一个宏大工程。人类追逐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地找寻乐园和福地,但我们的文明却带给了我们文明本身的一种明灭以及走向,而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危机的关头,所谓“冥冥黄族,可以兴矣”,但愿我们中国人能够再一次崛起,再一次透过我们的能量来重新创造中国以及地球。

  这所有的壮丽的想象,是鲁迅文学的开端。

  但是文学教科书上,我们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这当然是另外的一种所谓“恶托邦”式的想象。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以后,像威尔斯(H.G.Wells)——《时间机器》的作者,还有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外国作家们,不断地介入到中国科幻叙事的想象里面。这成为了科幻文学所谓的源头。这个源头在晚清时代曾经风靡一时。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介绍几本作品。我在过去的一本小书《被压抑的现代性》里,曾经做过详细的介绍。

  比方说《月球殖民地》,地球已经不适合居住,我们乘坐大气球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这是当时晚清畅销的小说。或者像《新石头记》,贾宝玉经过几世几劫,重新来到一个文明世界,这个文明世界讲信修睦,科技昌明,四维八德,无所不包,而且各种人种都在平等快乐的原则之下一起生活。我曾经写过贾宝玉坐着潜水艇到海底探险,或坐着飞车到非洲去狩猎,种种不可思议的活动让我们叹为观止。而这个小说最高潮,是在世界博览会的时候,贾宝玉也躬逢其盛,遇到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东方文明先生,听他讲述文明昌盛的大观。这个博览会的意象非常有趣,让我们想到了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等等奇观式的社会活动。在这样一种场合里,我们其实有了在当时中国所不能企及的异托邦的想象,让这样一个社会变成了我们反思的对象。

  另外像《新纪元》,讲述的是1999年,匈牙利因为到底是用西方的阳历还是用中国的皇历取决不下,引发世界大战,打得死去活来。中国出兵介入了这场世界大战,我们的大元帅率领了几千艘由鳄鱼拉的战舰进军欧洲,把欧美所有的强国打得落花流水。这种以种族、国族、激烈的民族主义为取向的想象,显然在当时(1910年前后)引起了许多的震撼。

  这一类的作品在当时是风行一时的。无论是乌托邦的作品还是恶托邦的作品,在这里都烘托出一个新的想象与空间,刺激着、搅扰着那一代的中国人,而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怎样在现实世界里去面对他们所必须要处理的国族的大灾难。所以1911年革命的产生,的确是和小说界的所谓科幻的乌托邦、恶托邦以及异托邦的种种现象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对话。

  “五四”运动——1949年

  就像我在最开始所说的,令人奇怪的是在“德先生”、“赛先生”引进到中国的知识界领域的“五四”运动之后,科幻小说突然烟消云散。如果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经过了所谓现代性的洗礼,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似乎是应该对乌托邦式的文学——无论是正还是反,都应该有更多的兴趣。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史主要是以现实主义挂帅,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讲堂上基本都在强调现实主义如何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如何的可以垂诸万代。为什么这个文类不见了?也许我们可以说国难当头,在感时忧国的大前提之下,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幻想另外一个可能或不可能的空间了,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管如何,我要介绍的是至少有4部到5部作品,似乎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评论的对象。

  沈从文在1929年以英国《爱丽丝漫游奇境》为灵感,写出了《阿丽思中国游记》。在这本作品里,他对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末期的乱象极尽嘲讽之能事,幻想连阿丽思到了中国以后都要瞠目结舌。这是一个小规模的恶托邦的实验。

  或者像张天翼,在1931年写作了《鬼土日记》。这本作品里,他延续了明代和清代的“鬼话”小说,视人间如鬼域,可怕而又可笑。在《鬼土日记》里,他讲述了阳世人应邀到“鬼土”去参访,看到了各种文学作者的可笑的怪现状。种种不可思议的、肉麻的、伤感的、暴力的、莫名其妙的文学在这里胡天胡地地形成了鬼土世界里的奇观。当然,张天翼真正的用意仍然是用鬼魅的世界来抨击现实世界的荒谬和不公。

  1933年老舍写作了《猫城记》,这个作品很多在座的来宾应该都知道。在小说里,他想象一个到火星去探险的太空人,因为太空船失事,来到了内乱外患的猫国。猫国里面的人民虚荣贪腐,死要面子,一天到晚吃“迷叶”,糊里糊涂。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虽然大难将至,仍然是内斗不休。我们就此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国族预言。这部小说的确是在格局上比刚才提到的两本更有对于恶托邦的整体性的想象以及思考。

  或者是像张恨水,在抗战期间出版了《八十一梦》。在这里,他将梦境重新渲染,来影射当时在国民党治下的所谓“抗战社会”里的种种荒谬的怪现象。虽说抗战是全民一气的运动,张恨水却看到了当时后方社会贪污腐败等各种不义的现象。他以梦境来稍微解脱他的批判——一切或许是荒唐的梦而已。这又是一部恶托邦的作品。

  《和平的梦》是科普作家顾均正(他其实在1949之后仍然是科普文化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于1939年出版的。在这个作品里,他想象有一种电台散播出一种电波,让任何听到广播的听众突然被洗脑。最后经过种种的努力,让这些人(这里写的是美国的世界)重新得到清醒的意识,最后团结起来,与压迫他们的极东国(显然是日本)来做对抗。这是一个简单的以抗战的国民斗争为基础的乌托邦的作品。

  其实这样的文学寥寥无几。我们今天看现代文学史,如果真正用最宽松的定义来看乌托邦、恶托邦的话,我们了解到,它其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文类。但是与小说相平行的,可能有所谓的“论述”——不论是思想上的论述,或是公共甚至政治场域里面的论述——其实也充满乌托邦潜力,让我们来再一次的思考。

  比方说张竞生吧。我们今天大概不太提他了,或者提到他会想到他是《性史》的作者,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物似的。但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写过《美的社会组织法》,介绍一个惊人的完美的中国社会。我们在座的来宾可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尤其,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是张竞生提到的“情人制”:结婚实在是一个太无聊而且没有营养的事情,最好是用“情人制”的方式,让大家有更交往互动的各种各样罗曼蒂克的可能。如果每天都为服装发愁,我们的国家可以设计出一种衣服,让我们大家每天穿得一样,又觉得漂亮,又可以方便换洗,又不会觉得这是每天出门要烦恼的事情。当然在各种各样更广义的身体、运动、政治等方面都有很多的规划。所以这本叙述其实可以当小说来读,而且甚至比刚才提到的乌托邦更有趣。

  康有为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写作他的《大同书》,但这个作品一直是在少数的康氏门下文人之间流传。到1913年,《大同书》才第一次以印刷的形式发表了部分的章节,一直到1935年《大同书》才完整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乌托邦的论述,他想象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国家存在、整个政府都由民选的体制。每个家庭男女同居不超过一年,不管你们多么相爱,但是你可以爱的对象还有更多,下一步就要转移目标了。小孩的生长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国家来抚养,有公家设立的育儿院。如果要上学,从小到大各种等级的学校都已经安排好了。你要就业,你要治病,你要养老,真是各有所安。最后,等到你准备要上天堂的时候,也没有问题,死去之后立刻火葬,而这个火葬场旁边就有一个肥料厂。所以,整个人生物尽其用,这是一个完美的大同世界。康有为的乌托邦想象,不但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一些激烈的民生理想,也包括了当时西方各种各样的前卫政治理念。他投注的叙事过程,我个人以为是很值得我们再思考的。这个作品在1935年,几乎是康有为开始创作之后的半个世纪才出现。

  而康有为的《大同书》对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有深远的影响。在这篇宣言里,他甚至提到了《大同书》大的境界。我想在座的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我更强的同学,你们可以再去重新的阅读,来思考这里面各种思路上的连结。所要强调的是,在1958年,当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运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的确仍然是以《大同书》作为他的灵感的部分来源。

  有许多有趣的历史资料来说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理想之间相互对话的可能,而这个乌托邦的潜力似乎是存在于叙事,或是政论式的文字里面。相对于这些,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反而多半都是恶托邦式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来往,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1949年至今

  到了1949年后,所谓的最广义的科幻文学,曾经存在过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候“科学”两个字已经成为一种被意识形态、政治化的话语所压制的一种论述、一种知识攫取的方式。所以如果把科幻小说跟科学论述或发明相提并论的话,在某一个历史时空里,是被许许多多“政治正确”的人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科幻小说只能在科普的前提下、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所以作家们不被容许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去探寻各种各样乌托邦和恶托邦的未来。因为这在学理上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当然,科幻小说在天马行空的叙事下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颠覆性,更是不言自明。结果科幻小说是被局限了,甚至成为了一种宣传文学。这方面,德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曾经对上世纪50年代的科幻小说做过研究。

  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是面对1949年之后的科幻小说,至少我们应该知道,郑文光先生对早期科幻小说的贡献以及叶永烈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样的科幻小说多半是归于科普读物,或者更重要的,归于儿童文学里。在很多年的科幻文学的创作实践过程里,一旦科幻文学和儿童文学列在一块儿,似乎整个问题就被驯化了,被家庭化了,被幼儿化了,所以情形变得非常可笑。

  相对于西方这几十年如火如荼的科幻现象,中国科幻这一块无疑是相形见绌的。我曾经有机会见到韩松先生,他也告诉我说今天跟人家讲你是做科幻文学的,你讲话态度都是委委屈屈的,你怎么去跟伟大的余华、苏童或者王安忆他们比呢?写科幻文学的,恰恰和现实文学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知道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位吴岩教授,他招收研究生都是招在儿童文学专业里,如果你非要念科幻文学的话,报考的时候是报考儿童文学专业。其实这些“儿童”都是不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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