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中的“吊诡”和“紧张”
李欧梵
●晚清最后那十年的文化是否真的那么衰败,甚至乏善可陈?我们用什么方式或理论框架来诠释晚清的文本和文化?如果说“主旋律”是严复和梁启超等人揭开的西方进步观念和功利式的现代性,那么文化中不协调的和弦,就表现于某些晚清文学文本中。
●梁启超在译后记中借用佛家典故,说自己“译此文,以语菩萨,非以语凡夫”,似乎是一种尼采超人式的说法,又说“一切皆死,独有不死者存”云云,到底用意何在?在这个关键时刻回归佛学,似乎以东方的哲理来回应时间性的吊诡:历史的将来发展,说不定会引向世界末日和人类的灭亡;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不过是代表时间面向的两个极端。在洞悉一个“玄机”的同时,是否也隐藏了一种深层的焦虑和不安?
■观点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以往五四典范内的评者论赞晚清文学的成就,均止于“新小说”——梁启超、严复等人所倡的政治小说。殊不知“新小说”内包含多少旧种籽,而千百“非”新小说又有多少诚属空前的创造力。而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晚清文人的大举创造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亦必要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这是一个华洋夹杂、雅俗不分的时期,而读者不论有心无心,也乐得照单全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规模量贩化、商业化,非自今始。称小说为彼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应不为过。藉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欲望的多重出口。比起五四之后日趋窄化的“感时忧国”正统,晚清毋宁揭示了更复杂的可能。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城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用王德威的话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不过他的分析方法还是基于文本的解读。我原是学历史的,所以禁不住还要从文本之中及文本之外找寻历史和文化的“脉络”(con-text)与根据,并互相印证。晚清小说的兴起来自社会和文化风气的转变,并由此激发出晚清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大变动。然而内容和形式之间是否也有“吊诡”和“紧张”(tension)?社会风气又如何进入文本和文风?这反而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所在。我甚至认为,“五四”作家自鲁迅以来都没有仔细审视过晚清文学形式,连鲁迅和阿英也不乏偏见和盲点。
局限反而构成一种解放
晚清文学挣扎在“世纪末”和“世纪初”之间,既顾后,又瞻前,但在表面上却看不出形式上的创新,而是用一种乱七八糟的拼凑方式进行的。
晚清最后十年(1900——1910),在政治上似乎乱成一团,无法起死回生,但晚清的出版业却异常蓬勃,发展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樽本照雄教授多年来的研究,80%以上的小说都是在这十年中出版的,而在1907年达到高峰,在此之前,三分之二是翻译,之后创作的数量超过翻译,两者合计有16011种之多。我一向把翻译作品——包括意译和改写——放在晚清文学中。从大批量的译文中,不难发现许多来自西方的新观念和新名词。
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谈到梁启超在他游夏威夷时所写的日记中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必须开始用西历,因为全世界都在用。这则日记刚好是1899年12月的圣诞节前后记下来的,也就是西历的“世纪末”——19世纪末最后的几天。梁启超一意要走向一个“新纪元”,还写了一本未完成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登高一呼,但初时应者并不多,最多不过是把中西历并置而已,《申报》早已采用这种计法。
然而两种时间观念的重叠却构成晚清小说的主轴架构,它的情节不是用直线进行的叙事法推动,但故事还是向前发展;它有时数线叙事同时进行,有时也有点迂回,“话分两头”的情况甚多。然而,众所周知,有些晚清小说家如吴趼人——也学到一点西方小说的倒叙手法(如《九命奇冤》),更逐渐偏重叙述上的“现在”和“现实”,而不是从古说起。换言之,晚清小说在形式上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用Franco Mcretti的说法,就是小说形式的演变(evolution:往往从微不足道的小节开始,逐渐牵动全局。这个过渡时期的小说家也不像乔哀思一样干创一个语言的新世界,而大多是“泥砖匠”(bricoleur),这里堆堆,那里砌砌,却在不知不觉中引起小说形式的演变和发展。晚清小说就是如此。这必然是新旧之间的一种文体过渡,换言之,晚清文学挣扎在“世纪末”和“世纪初”之间,既顾后,又瞻前,但在表面上却看不出形式上的创新,而是用一种乱七八糟的拼凑方式进行的,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和人物——有的新、有的旧——愈来愈多,几乎在几十回的叙述构架中容纳不下。晓清小说本来就依附于各种小说杂志的连载,各章节有时自成一体,此起彼落,连接得很勉强,随时遭到腰斩,结构不可能完整。这一切都构成了晚清小说的局限性。然而,吊诡的是,这种局限并不一定是限制,有时反而构成一种“解放”,甚至可以把传统小说的结构推到极限。
并且我发现了一个文体上的“怪现象”:晚清这十年中,文类多不胜数,非但小说有各种分类,如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其他文类如弹词、竹枝词、笔记等也应有尽有,同样展现了不少新事物,例如竹枝词中就有电车和火车的描写!而晚清小说的“叙事者”更是千变万化,花样百出,仿佛原作者必须采用各种掩饰手法,制造出各种替身,非但用以表现作者看到的各种怪现象,而且用这种迂回手法展现作者的主观看法,更不必说许多化名的象征意涵,如“东亚病夫”和“九死一生”,似乎把这种危机感也展现在层层叙事结构之中。
另一个现象就是晚清杂志和报纸的副刊愈来愈活泼,栏目多用“笑”字,文章算是“游戏”,政局愈危,社会愈乱,笑声似乎愈多!这是另一种“众声喧哗”,不见得和巴赫丁(Bakhtin)的理论完全合得上(晚清作家也不像Rabelais),然而我认为它也代表了一种解放心态,不但在插科打诨之余针砭时事,开创言论的自由空间,而且借此把小说的视野扩大了。
文化危机感展现在层层叙事之中
愈是自我抒情,背后的社会危机愈大;帝国没落愈近在眼前,喧哗的声音也愈多愈响。
然而从政治的“主旋律”来看,这一片蠢蠢欲动、甚至欣欣向荣的文学现象,却被“帝制末”的阴影所笼罩或压抑。“repressed”一词也许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审视:我们回头看,非但“五四”启蒙的现代性压抑了晚清,而且更重要的是,晚清文学和文化中不少新的事物也被压抑在根深蒂固却已摇摇欲坠的传统之中。晚清的小说家放眼周围的社会,但魑魅魍魉的“怪现状”何尝不是心理和文化危机的外在表现?问题是如何从文学中探讨这种危机感。
晚清小说的“嘉年华会”式的戏剧景观,在结构上有点Moretti所说的类似“现代史诗”(Modern Epic),也是一种移动景观(panorama),五花八门,但文本并不完整。最近王德威引申了普实克(J.Prusek)教授的“史诗”和“抒情”两种模式的互动和互替来重塑中国的抒情传统,一直拉到20世纪新文学,我觉得这两个模式也刚好在我最喜欢的两部晚清小说之中同时存在:一是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二是刘鹗的《老残游记》。
我认为这两部小说有互文关系。樽本照雄教授曾经仔细求证过,为什么《老残游记》先在《绣像小说》杂志连载,但在1905年突然停了,几个月后又在《天津日报》连载中牵涉到《老残游记》第十一章中的“北拳南革”的政治隐喻问题。杂志编者本是李伯元,但突然于此年逝世,另一位编者将小说中的第十一回删除,又修改原稿的第十回和第十二回,刘鹗的友人不满,所以才把它移到《天津日报》。樽本又考证出来,《老残游记》中有关月球绕地球是对的,《文明小史》却错了。暂且不论这个抄袭问题,我反而从这段考证得到灵感,把这两本书放在同一个时间的平台上来看:两书所描写的是同一时期(1905年左右)的历史现实,但表现方式完全不同,一个是抒情式的游记,一个是杂事铺陈的“小史”。《老残游记》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是两位仙人——屿姑和黄龙子与两个侍女用古乐器弹出一场即兴的四重奏,真是美到绝顶,不可形容。所以,作者用字也不多,和第二回的黑妞白妞说书段落恰成对比:后者我们几乎可以听出来或“看”出来是怎么唱的,而前者的演奏只有申子平才听得到,它与世隔绝,是无声之乐!这种美得出奇的音画为什么放在这里?像是一场梦,或者说只有作者本人才体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觉得它刚好“反照”了背后的历史危机,愈是自我抒情,背后的社会危机愈大。妙的是刘鹗自己是泰州学派的人,主张“三教合一”,他做的事都和当时的新政有关,他写这本《老残游记》,自谦是游戏文章,暇时自娱之作,即便如此,我认为这本小说中的抒情已经代表了他的内心一面,这种意境是当时社会的混乱和危机促成的:作为一个“儒侠”,他要入世,但他的道家的一面却要出世,在小说中营造自己的桃花源。
《文明小史》则完全相反,密密麻麻的全是叙述,人物和事物更是包罗万象,作者自己说这是一个晚清新政的万花筒,毫无抒情气氛可言,然而同样印证了那个时代,甚至同一年(1905)在中国发生的事。在小说的楔子里,说书人也和《老残游记》开始的梦一样,说道长日当空,忽来一片乌云,大雨要来了,寓意甚明——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即将降临,但小说结尾却草草了事,只说书中这一大堆新人物都被即将出洋考察的新政大臣收编了,用的是《水浒传》的模式。但将来又如何呢?这些人物似乎昙花一现就无影无踪了!这非但是一个不稳定的结局,而且还暗示前途的未知数:在1905年,谁知道大清王朝的气数如何?现在看来,这种结尾显然暗示着帝制的末日即将到来,《文明小史》描写的是一种“世纪末”的喧哗。是否如莎翁名句所言:“充满声音和愤怒,但意义全无”?我认为不然,帝国没落愈近在眼前,喧哗的声音也愈多愈响,单看那个时期的立宪运动,就知道政坛是如何喧嚣了,终于时不我予,帝制被共和革命所推翻。
科幻:中国的乌托邦只是个幻想
这似乎暗含着一个历史的吊诡:在新的时间和进步观念影响下,未来变得很必要,身处的现实情境逼使晚清文人作家和知识分子幢憬未来,但他们又不知如何想象未来,只能用过去的模子注入新血,把经典再转化一次。
晚清的科幻小说和中国传统中的《桃花源》的模式不同,因为说的是幻想中的未来,而不是过去,这很明显是由新的时间观念所造成的,然而我所读过的晚清科幻小说,没有一篇是写完整的,似乎对于未来的想象有点匮乏。比较完整的可能是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但即使这本小说在下半部所展示的未来中国蓝图也不尽完善。中国的乌托邦只是个幻想,存留在幻想的层次,没有实现的可能。它在晚清小说中更是如此。这似乎暗含着一个历史的吊诡:在新的时间和进步观念影响下,未来变得很必要,但在晚清那个过渡时期,这种时空转换在心理上又不能完全接受;换言之,身处的现实情境逼使晚清文人作家和知识分子憧憬未来,作为一种出路,但他们又不知如何想象未来,只能用过去的模子注入新血,把经典再转化一次。《新石头记》就是一例,作者要把贾宝玉请出来,让他到未来世界去坐潜水艇,但骨子里还是在模仿过去的模式,《新石头记》下半部的“乌托邦田园”表现的完全是小国寡民的道家理想。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所谓独特性并不那么重要,“大家抄来抄去,引来引去”是一种“继承式”的写法,所以晚清小说也模仿得厉害,有的名书还有个“后”字,如《后石头记》和《后水浒》。一个新的科幻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文体来展现,但晚清的小说家似乎无此能力,加之这些人都是传统训练出来的,对于科学新知识所知有限,也不知道西方有Fourier的社会理想国或Robert Owen的理想农村,只知道Jules Verne的《月界旅行》和《地底世界》(两者皆是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还有包天笑从日文转译的《法螺先生谈》(又立即被改写出《新法螺先生谈》),原典是德国童话BaronMunchhausen。还有其他一些来自荷兰和英美的科幻小说。这些资源被晚清文人移花接木,展示了一种不三不四的未来世界版图:书中的冒险家一下子跑到南极见巨鲸,一下子又跑到地心遇到异人,最后又回到中土,不按理出牌式地胡拼乱凑。我认为这种想象骨子里还是十分保守,似乎书中的科幻旅游者不知道何去何从,甚至还有几篇描写世界末日!最特别的一篇,就是梁启超改译的《世界末日记》,原作者是法国作家佛琳玛利安(CaralleFlimarian),刊于《新小说》创刊号。为什么梁启超会译这篇他自称“悲惨风景”之文,特别是在他开创以小说鼓荡民心、“以新新民”的时候?他在译后记中借用佛家典故,说自己“译此文,以语菩萨,非以语凡夫”,似乎是一种尼采超人式的说法,又说“一切皆死,独有不死者存”云云,到底用意何在?这又和他在《汗漫录》(夏威夷日记)中首创改用西方的进步论调背道而驰。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回归佛学,似乎以东方的哲理来回应时间性的吊诡:历史的将来发展,说不定会引向世界末日和人类的灭亡;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不过是代表时间面向的两个极端。在洞悉一个“玄机”的同时,是否也隐藏了一种深层的焦虑和不安?也许,这又可解释为一种“世纪末”而非“世纪初”的心态和文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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