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最极限的思想实验:中美是否注定一战?
刘慈欣曾在一系列作品对中美进行极限的思想实验:北约入侵、中美大战、南极会议、铁血奥运、交换国土,实验目的是追问最本质的问题:
中美是否注定一战?中美的核心矛盾是什么?中美有哪些战争与和平的可能?
一 “流产的战争科幻”:近未来战争与架空战争
大刘曾经在《球状闪电》访谈录中提到,《全频带阻塞干扰》与《球状闪电》都是取自一部流产的近未来战争的长篇。不过虽然取自同一部作品,并且两部作品中都爆发了中美战争,两者在内容与风格上仍有很大不同,前者偏实,后者偏虚。
《全频带阻塞干扰》共有两个版本,在中国版中,故事背景是俄罗斯杜波列夫极右政府上台,俄罗斯加入北约,北约发起对中国的战争;而在俄罗斯版,是俄共上台,西方宣布俄罗斯新政府为非法,杜波列夫组织极右联盟并发动内战,北约发起对俄罗斯的战争。
俄罗斯版是因为中国版的发表问题做出的改动。其实,无论哪个版本都没有直接提到美国,但是由于北约某种程度也可以视作美国,因此可以视为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争。
《全频带阻塞干扰》的战争:交战双方在传统作战中差距不大,北约由于对电子战优势的依赖,某些常规作战能力甚至较弱。但是,电子战带来的巨大优势,仍然是北约主导了整场战争。为了消除这种优势,中方选择利用“洪水”装置实现全频带阻塞干扰,并逐渐占据上风。
不过在北约集中力量破坏掉干扰源后,局面再次反转,没有什么能阻止北约了。然而,距离战场最远的宇航员庄宇找到最后的机会,经过精密的计算后,庄宇驾驶宇宙飞船驶入太阳,触发太阳的扰动点,使得太阳向外喷发从极低频到极高频的电磁辐射,实现对战争双方的全频带阻塞干扰,让中国重新获得了刺刀战的权利。
《球状闪电》的战争:战争被推到一个很远的背景,故事的主线变为了主角等人对球状闪电的探索,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战争的经过。
在敌人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后,中国在海战上接连失利,而被主角团寄予厚望的宏电子武器,在实战中也远未发挥出预期的作用。但随着宏原子核的找到,宏聚变的可能又带来了新的转机,不过考虑到其巨大的不可控性,为了对人类文明负责,高层决定放弃宏聚变。
为了不放弃任何战胜敌人的希望,武器的实际负责人林云强行启动了宏聚变,结果将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上的芯片全部摧毁,让三分之一的中国几乎一夜之间退回到农耕文明。同时,这种武器也震慑了敌人,科技越发达的国家越难以承担退信息化的损失,战争被以巨大的代价所结束了。
无论是《全频带阻塞干扰》的偏于实写,还是《球状闪电》的偏于虚写,如果将二者视为一部近未来战争作品,整体来说都是偏近的、偏真的,而《超新星纪元》却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偏远的、偏幻的感觉。
由于故事与现实的距离拉远,作者可以在一种极端情境下正面描写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冲突,如果说上文的中美冲突是极低概率的现实,那么这里的中美冲突已经完全属于超现实范畴。但是正是在这种极端情境中,中美矛盾的本质才得以被展现。
在《超新星纪元》中,中国与美国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共有三次。
第一次,中美之比。
《超新星纪元》的故事背景是,假如全世界14岁以上的人类将在一年内全部死亡,人类文明会驶向何方?在经历了大选拔、大学习、大交接等三大巨变后,孩子文明接棒了大人文明,在度过了悬空时代的恐慌、惯性时代的高压后,孩子文明终于进入了完全的糖城时代。
中国孩子的糖城时代,就是在高强度的学习与工作之余,共同在网络世界造出各种大玩具大游乐园,而在小领导人否定了将其作为现实的五年计划后,孩子们的支柱倒了,放弃工作与学习,开始了没有尽头的享乐与放纵,不分黑白的酒精与沉睡。
美国孩子的糖城时代,则陷入了暴力游戏的狂欢中,武器与玩法不断升级,美国孩子们甚至要求政府放开巡洋舰与航空母舰这些大家伙。随着暴力的升级,美国社会也遭受了巨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美国政府决定让全世界一起加入这场暴力游戏。
在第一次的比较中,中国与美国是作为一组对立形象进行比较,但是还未产生戏剧冲突。
第二次,中美之战。
在联合国大会,美国提出应该召开只属于孩子们的奥运会,比赛的不是体能,而是战争!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许多国家也随后响应,表示拒绝参加,更不可能允许这种奥运会在本国召开。美国不慌不忙地提出了理想的地点,南极。在进入超新星纪元后,南极已经变得适居,拒绝战争也就意味着将其拱手相让。各国权衡后只好决定参赛。
在经过陆战、空战、海战等多个项目后,美国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优势,这也会影响其在结束后的谈判,最终,美国决定违反协议,使用核武器,中国无力对抗,只能决定投降,在做出投降决定后,一直保密的特别观察组交出了大人留下的核武器,奥运会也在中美双方两败俱伤中结束。
在第二次的战争中,中国与美国产生了冲突,还成为了多角冲突中的一组核心形象。
第三次,中美之换。
回国后,美国小国务卿长久地看着地图,从魏格纳的板块漂移说上获取了新的灵感,想出了新的世界游戏,美国也进行了超新星纪元后对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
在中国的小领导人面前,美国小总统剪下了中国与美国的地图,先交给各自的领导人,再交换了过来,这也正是新世界游戏:交换国土。两国孩子全部迁移到对方国土。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属于美国孩子,美国领土上的一切属于中国孩子。
美国相信本国的孩子有着全世界最强的征服欲,在中国孩子沦陷于美国丰厚的物质条件后,美国将从这个不设防的国家手上夺回一切。
中国小领导人们想到了美国的计划,但是孩子们无法拒绝这种刺激,在美国宣布游戏后产生了强烈地向往,中国如果拒绝,将要承受来自本国孩子的压力,最终可能还是会选择妥协,为了不陷入被动,中国选择了同意。
在第三次的交换中,中国与美国不仅产生了冲突,还是两极冲突中的唯一的一组形象。
二 结构性矛盾:崛起之国与守成之国
以中国与美国作为对象的文艺作品很多,比如华裔作家伍绮诗的《无声告白》《小小小小的火》,华裔导演李安的《推手》《喜宴》等等,这些作品细腻而精准,但大都集中在中美两国的文化、社会、习俗等微观领域,少有作品能更进一步聚焦到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资源等宏观领域。
而刘慈欣的《全频带阻塞干扰》《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之所以可以被定义为大文学,正是因为其不仅对中美关系进行包含微观与宏观的思考,还更深入地进行了本质性、整体性、极限性思考,这种思考集中体现为一个问题:中美是否注定一战?
而在这个挑衅性的问题下,埋藏的真正问题是:中国与美国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绕不开一个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生活在当时两个最大的城邦之一,雅典。另一个就是斯巴达。修昔底德目睹并亲历了这两大城邦之间的战争。
一开始,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城邦的关系还可以,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波斯还站在同一阵营。但是随着雅典的崛起,斯巴达越来越感受到了威胁。
雅典认为自己的崛起是安全而无害的,其他城邦是自愿加入自己的阵营;斯巴达则认为自己作为军事最强大的城邦,理所应当是这个世界中规则的制定者与维护者。
遗憾地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荒谬的。
虽然矛盾与日俱增,但是两个城邦都知道战争带来的是双输的结果,因此共同制定了《三十年合约》等和平协议,并努力建构了尽可能友好的关系。
不过在雅典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后,斯巴达城内反对战争的声音也越来越少,在其鹰派阵营掌权后,两个城邦终于因为很小的问题产生了摩擦,这种摩擦的堆积逐渐使得局面开始失控,最终爆发了全面战争,结果是雅典的灭亡,虽然斯巴达胜利,但也元气大伤,财富大幅减少,同盟网络破坏,造成了战争前两个城邦都最不愿意看到的双输局面。
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们留下来许多史料,记载了斯巴达与雅典相互怨恨的缘由,几次利益相冲突的事件,但是,修昔底德警告到,“战争的真正原因最有可能被这样的论调所遮蔽。”
修昔底德所著的《雅典斯巴达战争史》,又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公认是那场战争的定调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修昔底德揭露了战争的真正原因:
让战争无法避免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这一观点被总结为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必然产生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将会引发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作者格利森总结了从古到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十六个案例,其中十二个都走向了战争,比如我们熟知的英德争霸以及其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四个避免了战争,以和平的方式躲过了陷阱,比如美英对抗及其产生的世界霸主易位。
研究历史,是因为关注未来,关注这个写在书名的问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格力森不仅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还历任里根总统的顾问,肯尼迪总统时期的特别顾问、助理国防部长。中美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对待修昔底德陷阱,有两种常见的观点:一种是否定。认为这是需要辨别的西方思维,是使得试图合法化战争的意识形态入侵。一种是接受。认为修斯底德陷阱无法躲过,中美注定一战,唯一重要的就是提升实力,成为赢家,没有和平的道路,也不存在双赢的可能。
不过还存在一种观点。我们的领袖在接受《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提到,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其时奥巴马也曾在对谈中提到,虽然中国崛起带来了结构性压力,但“两国都有能力解决分歧”。
回到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中国与美国的核心矛盾是什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中美是否注定一战?答案是否定的,战争可以避免。
在刘慈欣的《全频带阻塞干扰》与《球状闪电》中,我们也能隐约看到这种结构性矛盾,敌人对中国的入侵并不是因为堆积已久的仇恨、一时失控的爆发或者能源资源的眈视,不是因为中国弱小而容易获胜,更像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难以获胜。
在《超新星纪元》中,这种结构性矛盾更加明显,在召开联合国大会时,美国小总统在得知属下通知晚了C字开头的国家后,就发脾气到:
“你是个白痴吗?你不知道C字打头的国家中有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吗?你不知道其中有两个的国土面积都比我们大吗?”
三 方向性矛盾:向上的力与向外的力
中国与美国的核心矛盾,是一种结构性矛盾。问题看起来解决了,但很遗憾,也只是看起来而已。
历史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就比如说,我们即将回顾的另一场两极对抗:美国与苏联。
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时代结束了。1992年,思想界爆发了一场论战,一场发生在一位老师与一位学生之间的论战,这场战争对世界的影响某些程度上比冷战更加深远。
这位学生的名字叫作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福山出版了一本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随着苏联解体与东欧崩溃,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福山试图担任最后的送葬者这一角色,他提出,这并不是经济制度层面的资本主义战胜了计划经济,而是政治制度层面的自由民主政体战胜了专制主义政体。
福山认为,现代化必然依托科学技术,而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满足科学技术的效益最大化,人均收入的提高则导致公民政治的参与要求,这种民主化的压力最终必然走向自由民主政体。
从这种角度上,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掌控,摆脱了自然界的制约,而人民对自我命运的做主,摆脱了少数人的剥削,这也是福山书名的含义:人类的政治经济模式将汇聚为一种普遍模式,历史将走向终结。
本书的出版在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与反对者都众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反对者,是福山求学其间的一位老师,塞缪尔·亨廷顿。
为了回应自己的学生,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冷战后世界的格局,已经不再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而是七大或八大文明之间的关系:分别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
亨廷顿思想体系中的两个核心观点,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两个观点,就是题目中的两个关键词:文明与冲突。其一,文明。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反对者则通常认为文化是软实力,非常次要的因素。即使算不上不重要,也绝称不上核心因素。
其二,冲突。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并不排除同一文明内群体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但是,文明断层线上,即文明之间的冲突仍然将占据主导位置,历史并不会走向自由的终结,冲突仍然是相当长时间的主题。在两次半世界大战后,人们通常认为未来的战争即使有,也是偶然的,局部的。亨廷顿试图打破人们的这种幻想。
亨廷顿的观点引来了更加强烈的论战,支持与反对同样众多,但客观来说反对者人数更众,直到八年后,2001年9月11日的那场恐怖袭击震撼了美国与世界,人们迫切地想找寻背后的原因,最终发现这不是一场无差别的恐怖主义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而是极端伊斯兰主义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反击,这才从亨廷顿这里找到了更深层次的冲突原因。
当然,仍然有许多人无法接受,现代世界的核心矛盾,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矛盾,而是文化-文明之间的思想、信仰、宗教、文化矛盾。而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就为理解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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