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上映，标志着中国科幻电影从此有了可以比肩世界科幻电影水准的代表作，国产科幻电影进入新的繁荣时代。而《流浪地球》中所表现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也开启了国产科幻电影另一种层面的精神向度。科幻作为展现人类族群、种族生存状态，畅想未来的宏大叙事，必然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互文，但国产科幻电影在传达“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时并非都是直接而清晰的，在电影内部充斥着许多矛盾、曲折之处，中国科幻电影也因此呈现出了多元且充满张力的一面。

　　一、前提与精神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理解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面对人类危机和世界局势诡谲变幻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这一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精神文化资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又面向世界秩序（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基于人类危机和现实秩序（国家之间战争不断、种族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科技引发异化现象等）的一种全面反思与建设性批判。

　　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一书中，施展从中国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运动的角度阐释了“何谓中国”，他认为：中国自我意识的充实与成熟是在中国历史的时间与空间结构中逐渐实现的，它需要理解自身作为一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路径，也需要理解自身与世界之相互关系。“因此，历史内在地要求着中国的崛起进入一种精神自觉，主动担当起推动世界秩序再均衡乃至重构的使命。这种自觉要求着中国的精神解放，超越民族主义的窠臼，进入普遍主义视野。如此一种精神解放，反过来也必将重新定义中国自身，让人们重新理解中国是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3这些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看似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实则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一致性。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蕴含着对精神自觉的把握，它是中国文化中普遍理想的外化，也是对世界范围内普遍秩序的追求，为我们认识自身与世界提供指引。

　　在以往的许多西方科幻电影中，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和误读屡见不鲜，如漫威系列电影中的超级反派满大人、美国电影《无影终结者》（Cyborg2：GlassShadow，1993）中的华人女杀手等，这也使得中国科幻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凸显“大国形象”和“大国担当”成为必要。于是，在《流浪地球》上映之后，不少观众注意到了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呈现，并将其视为中国科幻电影超克西方科幻电影价值观的重要法宝。但倘若仅仅只是将“各国救援队合力点燃行星发动机”这类情节视为演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一方式，我们会发现，在2019年以来上映的国产科幻电影当中，除了“流浪地球”系列之外，甚少能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影。

　　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科幻电影就不具备与西方科幻电影抗衡的水准，也并不意味着在这些电影当中不存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面对中国科幻电影如何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理解科幻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拓宽视野，从理解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出发，透过中国科幻电影对于“中国”“世界”以及二者关系的塑造，看到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化诠释。

　　对“中国”的理解，是一种对自身的认识，即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塑造自我形象，而这也是中国科幻电影“大国叙事”的重要载体；对“世界”的理解，是一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它虽然受到文化、国际局势、意识形态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展现出了对参与国际事务、加深合作的渴望。

　　二、中国—世界—宇宙：“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诠释如前所述，理解中国科幻电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多元性需要以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为前提。对“中国”，它表现为对在地化的美学风格的强调，体现为一系列的科幻景观、文化内核、科技成就乃至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对“世界”，则表现为对“自我”和“他者”的审视，对国际秩序规则的强调和对霸权的颠覆。正是在这二者的双向互动之中，中国科幻电影丰富而生动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与“世界”达成深刻的融合，作为“整体”的人类在面对更大的宇宙危机时能真正达成“共同体”。

　　本文主要以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019）、《上海堡垒》（2019）、《疯狂的外星人》（2019）、《独行月球》（2022）、《流浪地球2》（2023）为例，从在地化美学与“中国性”、“联合国”及其延伸、作为“个体”与“整体”的人类三个部分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科幻电影中的体现。

　　（一）在地化美学与“中国性”有评论者指出：“《流浪地球》之所以能够为观众带来某种完全可以顺畅接受而又似乎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其要诀则在于它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在地化’的美学风格。”4这里的“在地化”指的是：电影不仅以中国人为主人公，还营造了一种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最典型的是地下城—人类遭遇地表灾难后的生存场域，直接体现出中国式的生存状态。《流浪地球》的背景设定在了中国最富有传统意味的节日—春节，地下城的景观也因此带有喜庆的氛围。刘启和韩朵朵所居住的北京三号地下城的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舞台上舞龙舞狮，还有中国人离不开的麻将、炸串，再加上锣鼓喧天的配乐……中国的民俗文化与节日氛围在这些符号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尽管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元素’都未能跟故事内核形成有机联系，仅仅是为了出现而出现。如果把这些元素拿掉，故事依旧成立”5，但不可否认的是，观众之所以会对《流浪地球》的“中国特色”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正是由于这些符号的在场。此外，电影也不乏对地表的景观塑造，《流浪地球》和《上海堡垒》都有和上海相关的建筑景观，如东方明珠塔、环球金融中心等，这些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国人对现代中国城市形象的认识。地下城春节以传统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性，地上建筑景观则从现代化的角度展示当代中国图景。

　　与此同时，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庸思想为中国科幻电影注入了文化精神内涵；中国科学技术成就的展示，则为中国科幻电影指明了展现“中国特色”的另一个方向。

　　这种集体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所不同，带有“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观念，具体表现为立足个人，以家庭为单位，由小我汇聚成大我，达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

　　集体主义叙事在《流浪地球》中历经曲折变化，“离家出走”的刘启和韩朵朵意外遇上了负责运输“火石”的王磊一行人，王磊的救援队一开始便有着“无私大我”的奉献精神，刘启和韩朵朵则体现了一种“成长式”的集体主义。他们从只想“回家”，经历了姥爷及其他救援队员的死亡，再到救援苏拉威西点燃行星发动机，从而实现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转变。

　　中庸思想则体现为《独行月球》的主人公独孤月对自我是“中间人”的认知。在独孤月看来，“中间人”是最理想的处事方式，尽管他有着出众的才华，却刻意隐藏，直到他被遗落在地球上，才不得不显现锋芒制造飞行器。在展示中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成就方面，《独行月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本。诚如有学者所言：“不是只有清宫、点穴、红高粱、降龙十八掌才算中国特色，神舟飞船、玉兔、科学发展观，也都是中国特色。”6在《独行月球》里，我们可以看到万户环形山、广寒宫空间站等致敬中国探月工程的符号，就连独孤月那辆能漂移的月球车，也有“玉兔车”的影子。

　　如果说《流浪地球》等电影是从正向的维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以塑造“中国式科幻”的文化内核，《疯狂的外星人》则另辟蹊径，采用黑色幽默的形式解构了宏大叙事。原本将要与C国人（影片中影射美国）建交的外星人因为C国宇航员的失误无意间来到了“乐华世界公园”，并与黄渤饰演的驯猴师耿浩、沈腾饰演的烟酒商大飞斗智斗勇，最终被中国的“酒文化”征服。

　　导演宁浩在访谈中表示：“我的宗旨是谁来了，我们都请他喝酒。我们最终将用我们的文化来招待对方，用我们杂耍文化、酒局文化，最终将对方同化成我们文化中的符号，把外星人变成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元素和一个部分。”7在影片中，耿浩和大飞第一次发现“刚果猴”其实是外星人，并且受制于外星人的能量环的时候，他们设了一场酒局，巧妙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酒文化”乃至“酒桌文化”去讨好外星人。等到外星人喝醉之后，大飞又将外星人拿去泡酒，最后使外星人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接受了“酒文化”的熏陶，这也成了结尾外星文明与人类文明建交的关键。一切的矛盾、霸权和不平等，消弭在了中国“以和为贵”“含蓄”“中庸”的“酒文化”里。在影片的高潮处，附身在猴子身上的外星人“大闹天宫”，却仍被耿浩擅长的驯猴技术所打败，还上演了一场耿浩梦寐以求的“猴戏”。在《疯狂的外星人》里，没有所谓的世界末日、星球大战，有的只是在底层谋生的中国人，以及铭刻在骨子里的“酒文化”与“和文化”。他们的生存状态体现出独特的中国智慧，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黑色幽默反讽风格。

　　由此可见，在地化美学风格的构建、传统文化资源的融入、中国科技成就的展示，以及底层智慧和生存状态的体现，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国产科幻电影对“中国”的理解。

　　这也启示我们：家国叙事、乡土题材和大国重器或许是新时代中国科幻电影寻找自我认同和强调自身“中国性”的途径。在想象人类面临的宇宙危机时，《流浪地球》展示了从小家的父子之情到舍生取义的人类大爱，从对故土的乡愁到愚公移山式的流浪；《疯狂的外星人》讲述了底层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以及世俗平民的审美趣味；《独行月球》里有中国航天、探月工程的缩影，这些都是中国科幻电影生发“中国性”的土壤。强调“中国性”，有助于反拨西方电影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中国科幻电影努力打破“失语”状态，与世界科幻电影对话的途径。在此基础上，弥合差异、携手合作的价值观念才显得可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应该只是中国自身的呼吁，而应该演变为世界的共识。因此，“中国性”话语的塑造和传播，是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重要一步。

　　（二）“联合国”及其延伸在面对宇宙危机时，好莱坞科幻电影往往以国家机构（如FBI）为主角提供施展身手的平台，而中国科幻电影则注重刻画“联合国（联合政府）”这种全球性组织。这一差别是以政治权力为导向的集体无意识的缩影，“联合国”是中国科幻电影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的重要符号。

　　具体而言，“联合国”在“流浪地球”系列中是以“联合政府”的形式出现的，《上海堡垒》《独行月球》中则直接使用“联合国”的称谓。但在对“联合国”这一形象的处理上，《上海堡垒》和《独行月球》显然没有《流浪地球》到位。《上海堡垒》和《独行月球》只是引入了“联合国”作为叙事前提，而在各项计划的实施上，甚少能看到与其他各国的联系。

　　《流浪地球》为“联合政府”的叙事引入了不少符号的铺垫，如在电影中随处可见的两块旗帜图标—上面是联合国旗帜，下面是中国国旗。这一符号具有深刻的等级意味，它代表的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对以“联合政府”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服从，而并非好莱坞大片中以一国之力横扫世界的权威。当然，它也包含了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影射。中国的实力及其所扎根的思想文化土壤使得中国选择了一条“和平”“大同”之路，体现在科幻电影当中，便是强调要以“联合政府”汇聚各国智慧，共同守望人类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联合政府”并非单方面的膜拜与服从，而是坚持自身独立性，在人类公共事务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流浪地球》分为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流浪地球计划”，另一条是携带着30万人类基因库与文明数据库的空间站“火种计划”，两条本为平行的叙事线索因为木星事件发生交集。人工智能Moss作为“联合政府”在空间站的化身指导着航天员的行动，当“流浪地球”计划面临失败，“联合政府已打算放弃地球，只有中国航天员刘培强试图挽救这一局势。以Moss为代表的”联合政府“和以刘培强为代表的”中国“之间的冲突，更像是人类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摇摆。对于Moss来说，当计算到人类难以完成”流浪地球“计划之后，实施”火种计划“就成为唯一选择。延续人类文明的第一要义是以”科学“（基因）的方式来衡量的。对于刘培强来说，文明绝不意味着冷冰冰的技术，而是关乎爱与崇高—只有人本身而非人的基因才能拥有对人的情感以及西西弗斯式的幸福。因此，在两种价值观之间，刘培强选择了后者。他说服了”联合政府“，并用酒瓶砸毁了Moss，既是代表人类选择了价值理性，更象征着”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增强。

　　“联合国”这一符号在中国科幻电影中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中介。在中国科幻电影中难以见到好莱坞大片的个人英雄主义，或者说，中国式的个人英雄需要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组织框架中发挥作用。

　　其原因有三点：一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约束，个人需要把自己融入集体（家族）当中才有生存发展的空间；二是考虑到海外市场和舆论的影响，服务于中国对外宣传以和为贵、共同合作的“大国形象”的需要；三是中国科幻电影需要借助“联合国”的形象以完成对霸权的颠覆和反抗。中国科幻作为舶来品诞生于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境中，本身就带有民族主义话语下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审视。一直以来，东方主义的盛行使中国科幻在西方科幻的霸权话语下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美学评价，而这种摆脱偏见的努力也必将陪伴中国科幻电影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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