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个体的成长，还是人类的发展，都需要与社会对话。身体力行的实践固然是一种可靠的办法，但通过搭建文学的桥梁“直通”社会的各个角落，则不失为更轻松高效的方式。作为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艺术，文学以形式多样、极富表现力的符号系统，建构起读者和社会之间的话语伙伴关系。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学科体系的日益细化，对这一话语关系的拷问也接踵而至：在学科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即便没有文学的存在，人类依旧可以洞察社会的种种细节，驾驭社会的发展。那么文学对社会的介引作用何在？

　　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冲击文学原有的地位，而文学也以自身的与时俱进回应来自外界的压力，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兴旺发展就是最好的佐证。它用形象且深刻的描述揭示科学、人性等方面隐匿的问题，以自身的跨学科属性为传统文学开辟新的领域，并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发展。故本文择取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中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从而挖掘其发展目标和价值内核。

　　一、自然科学的双重图景如果把现代错综复杂的知识体系比作话语光谱，那么自然科学便占据最长的波段。它拥有改造自然的强大能量，却无时无刻不受自然法则的限制，而这一束缚正是科幻文学最大的优势。借助自身所特有的自洽性质，科幻文学可以根据预定的意图妥善安排每一个意象、场面、细节，构造种种超乎寻常却在情理之中的文本形式，从而推演自然科学的双重图景——光明与黑暗并存。

　　《三体一·地球往事》便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场景——雕刻智子。为了监视地球文明并随时将收集的信息传回三体星系，三体人利用掌握的“维度展开”技术“雕刻”出了一个微观智能机器人——“从地面发出的电磁辐射，对平面的引力弯曲进行调节，以使得质子平面最后把我们的星球完全包裹起来……这样三体行星就成了一个固定二维质子的工作平台，在质子平面上集成电路的蚀刻就可以开始了。”“全反射的质子平面将所有阳光反射回太空，黑暗笼罩的大地上一片死寂……偶尔还可以看到同步轨道上的几点灯光，那是在巨膜上进行集成电路蚀刻的飞船。”大功告成后，机器人“智子”还可以根据指令在各种维度之间随意切换——由二维收缩至三维的指令发出后，“包裹三体世界的二维质子巨膜迅速收缩……几乎在一瞬间，阳光普照大地。”三体文明发生的一切，都归功于刘慈欣关于弦论、量子通信等现代科学的种种设想。巧妙的雕刻方法令人惊异，精妙的“智子”令人无限神往——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也可以研制出这样的机器，为社会生活、宇宙探索等领域做出贡献呢？虽然《三体》中相当一部分的科学设想已被科学家证明是不合理的，但它们却成功表现了宇宙和大自然的神奇，激发了人们探索科学的兴趣，进而大大提升了人们对科学的关注度。

　　“丑就在美的旁边，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1]人类往往沉醉于科学发展的美好，却极易忽视科学的阴暗面——摇身一变，它便是高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许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但科幻作家们早已忧心忡忡。“在何夕看来，科技的日益强大也许会使人类无所不能，但是最终还是不能挽回或改变衰落的命运。”[2]其小说《异域》讲述科学家蓝江水发现了“时间尺度守恒原理”，并运用该技术建立了一片比正常时间快四万多倍的特殊农场，从而解决人类的粮食短缺问题。

　　但是在二十年后，即农场时间的九十万年后，这里进化出了力量远超人类的智慧妖兽，随时可能破门而出。人类被迫关闭了农场，数不清的人在饥饿中悲惨地死去。

　　连有“技术乐观主义”之称的刘慈欣也在其小说《赡养上帝》中流露出忧思。书中上帝文明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生活宛若天堂仙境。但他们的生活也随之扭曲变形：首先在永恒的生命面前，他们放弃了物种繁衍的渴求，结果导致整个文明失去了新生代的更迭；其次人们普遍安于享受，以至于科学家丧失了探索前沿科学的动力。最终的恶果是什么？整个文明步入了老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思想僵化、萎靡不振，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荒废严重，不得不向人类文明求救。

　　异化的怪兽、死气沉沉的文明……科幻作家们穷尽想象力，将五花八门的“科学之丑”纳入他们的创作版图，并通过审美提炼和转化赋予其独特的“审丑价值”——这些荒诞恐怖的现象却暗示了科学可能存在的负面因素，从而使普通人流泪，使作为专业人士的科学家们沉思。

　　黑暗与毁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这一悲剧的上演？这是任何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二、人性善恶的深度反思科幻的风筝虽然飞得很高，但被拴在了坚实的大地上[3]。在超越性的批判视角下，不仅自然科学的双重图景得以展现，人性褶皱内部的善恶也被一一照亮。基于不同的社会情境，科幻文学作品洞察人性百态，并深入思考与之关联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作家褒扬人性的善。在小说《乡村教师》中，刘慈欣将目光聚焦于乡村教育问题，叙述了教师李宝库的感人故事。为了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操劳过度，不幸罹患癌症。在临死前，他考虑到学生们将来未必有机会进入初中学习，因此便强忍病痛为同学们讲述初中物理的牛顿三定律，同时要求他们背诵出来。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这只是中国最常见的“感动”。但刘慈欣笔锋一转，将故事置于宇宙战争的宏大叙事中：银河系的碳基文明取得了抵御硅基文明进攻的最终胜利。

　　为了防止硅基文明借助恒星进行时空跃迁，从而再度挑起战争，碳基文明决定通过摧毁一部分恒星的方式建立隔离带。出于保护高级文明的目的，他们将对这里的文明进化程度进行甄别。抽样调查恰好选中了中国，选中了被这位乡村教师要求背诵牛顿力学定律的几个孩子。

　　外星人一开始瞧不起地球文明的进展程度，但却在这几个“超纲”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人类的无限潜力，从而放弃了毁灭太阳系的念头[4]。

　　这场宇宙文明之间的“对谈”，人类本没有任何话语优势。但李老师却用蜡炬成灰的信仰、蚍蜉撼树的悲壮，将知识的传授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从而在文明存毁的顷刻间赢得了话语权。一位小人物的善念拯救了太阳系，一个生命的终结换回亿万生命的延续。宏大的宇宙叙事与小人物的命运沉浮相互交织，教育的崇高价值与文明的代代相传直接呼应。跳跃式的叙事结构、对比强烈的描写方法，使这部作品成为极富感染力和哲理性的史诗。

　　亚里士多德认为：虚构的文学话语甚至比历史更富哲学性，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5]。《乡村教师》通过史诗般的叙述，对那些敬职敬业的教师给予了极高的褒奖——他们用简练的语言讲述人类深奥的知识，用无限的包容对待每一个求学路上的孩子，用最顽强的意志对抗破坏教育事业的敌人。他们没有武将之力，却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巨大勇气；他们没有跨越时空的超能力，却用知识串联了上下五千年文明。因为有这样一群饱含真情的人，人类文明才不会像《赡养上帝》中的大神文明一样逐渐衰老僵化，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不断成长，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正因如此，社会必须关注乡村教师群体的生存状况，回应他们的合理诉求；更要嘉奖其中德才兼备的教师，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唯有这样，教师的善心和爱心才能得到源源不断地滋养，人类文明才能薪火相传。

　　另一方面，作家指出人性存在的弱点。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科幻世界，人类的欲望便极易发展成永无止境的贪欲。而“贪心”过度的后果是什么？每个科幻作家给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王晋康在《类人》中指出，为了满足高消费的需求，人类决定采用工厂流水线的方式生产DNA，制造“类人”。虽然“类人”的身心与人类并无二致，但他们却像是被赋予了生命的机器，不仅没有作为生命体的尊严，还要遭受人类的奴役。最终“类人”群起反抗，与人类形成严重对峙。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这篇小说可谓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工智能算不算“人”，它与人类伦理道德有怎样的关联？人类会不会因为科技的发展滋长懒惰之心，会不会因为不善管理而与科技为敌，从而沦为科技的“阶下囚”？

　　人与科技的焦灼关系固然值得重视，但人与人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深思。《北京折叠》里，郝景芳将人性的欲望置于社会关系的高度进行审视。未来的北京城被打造成具有三个不同物理空间的城市，且每个空间所享用的时间和物质资源也不同。第一空间生活着统治者和管理者，他们拥有完整的24小时；第二空间汇集了白领阶层和学生，他们拥有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的16个小时；第三空间的人口最多，他们属于底层劳动者，只拥有从晚上10点到早晨6点的8小时。当其中一个空间出现时，另外两个空间就折叠起来，里面的人也处于休眠状态。作为第三空间的垃圾工，主人公老刀生活艰难，收入微薄，根本无力支付养女糖糖昂贵的幼儿园学费。而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人们工作体面轻松，月收入还是老刀的几十倍。不同阶层之间物质财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又的确以某种夸张变形的方式揭示了未来社会隐含的风险——科学的进步本是为了让全人类享受相对平等且幸福的生活，然而现实的发展却一步步走向了它的反面。掌握前沿技术的高精尖人才独享社会财富的蛋糕，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底层人民却被边缘化，成为社会“过剩”的“垃圾人口”。难道科技发展的最终归宿，就是沦为上层阶级的统治工具，固化阶层对立？就是根据“物竞天择”的原则，无情地剥夺低端劳动人口的生活自主权？可谁又能保证自己始终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而高枕无忧？这些问题裹挟着一种强劲的现实感，内蕴着掩卷而思的力量[6]，可谓发人深省。

　　三、科幻文学的价值内核普鲁斯特有言：“有多少个敢于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我们就能拥有多少个世界，它们之间的差别比已进入无限的那些世界间的区别更大”。[7]在科幻的大观园里，个性相异的作家们基于自己独特的审美经验，以严峻的问题意识、深刻的反思意识和开放的学科意识进行创作，为我们带来了一部部思想深刻、风格迥异的科幻作品，并建构了不同的对话空间。无论是探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还是关注人类自身的矛盾和问题，科幻文学的价值目标都是清晰的，即弘扬人文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1。创造生态对话，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理论认为，生态文学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提倡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其文学特征在于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出发点，将自然为本的文学和以人为本的文学相并列[8]。纵观中国当代科幻文坛，有诸多作家创作了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品，如何夕的《异域》、王晋康的《替天行道》等等。上述作品多传递出强烈的生态焦虑，并引导读者进入生态对话的场域。当文字再现沧海桑田变为荒漠焦土的景象、预知万物繁荣变为生物灭绝的惨剧时，我们不能不深思：科技发展的宗旨本是造福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为何会在当下和未来带来痛苦和灾难，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9]由此可见，带来痛苦和灾难的罪魁祸首从来都不是科技，而是狂妄自大的人类自身。从过去无数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的事件中，人类能得到的教训，就是对客观规律心怀敬畏，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利弊性予以扬弃，促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地为自然界负责。

　　2。创造伦理对话，关注科技时代道德法则的异变。

　　无论是《类人》中人与克隆人的冲突，还是《北京折叠》中老刀无数次艰难的道德选择，它们都反映了一个冷冰冰的现实：科技的发展必然会触及人类伦理的边界，甚至会造成伦理混乱。一方面，科技以人工智能、克隆人的形式介入人类社会，给伦理规则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如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其在思维模拟、对话交流方面与人类高度相似，甚至能够以假乱真，给人类的情感和理性判断带来困扰；而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克隆人”，则会以“他者”的身份撼动两性、家庭等伦理关系。另一方面，科技加速人类社会内部分化，造成部分群体身份认同感流失，并带来一系列伦理冲突。掌握科技发展权的群体占有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并把财富向发达地区集中。而从事低端劳动的人、或者位于欠发达地区的人，其生活水平便难以得到保障。久而久之，这类群体便会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产生怀疑，从而陷入道德与生存两难的境地中。高尚者如李宝库，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师道尊严；平庸者如老刀，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存打破道德与规则的约束。伦理冲突的背后满是心酸和无奈，而这背后的原因何在？文学伦理学认为，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10]。因此，想要让科技充分契合社会的伦理体系，人类必须遏制无穷的贪欲，建立理性的科学认知，而科幻文学正有此效用。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人类灵魂深处的假、丑、恶的卑劣因素得以烛照、荡涤或升华，真、善、美的人性种子得以滋润、培育和发扬，人的胸襟得到扩充和提升[11]。此外，人类还必须通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约技术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减少科技的负面影响，让科技真正造福全人类。

　　3。创造学科对话，推动文学的跨学科发展。在强调应用和实践的社会，自然科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人文科学已然有式微之态。但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发展，却力证文学的价值和影响仍然存在。自然科学以客观呈现和理性分析见长，却常常显得冰冷，缺少人情味；而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却以语言描述和情感表达见长，具有人性的温度。科幻文学吸纳了自然科学的长处，同时又不失文学的人性关怀，从而发挥了沟通交流的“桥梁作用”——不仅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流，还有学科之间的对话。由此观之，人类生活中原本并不存在所谓的学科壁垒，那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就没有高下之分，二者的对立显然也无从谈起。在学科跨界成为流行的时代，人们应当对科幻文学的“跨界”予以充分肯定：科幻作家要承担起规约科学技术发展的责任，并与时俱进地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实现人文情怀与自然科学理性的融汇[12]；文学研究者要合理借鉴自然科学理论，开放新的文学阐释空间，基于文学现象来思考作品反映的科学、历史等其他领域的问题[13]。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更新文学跨学科创作和研究的思维空间，巩固文学在人类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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