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当今社会，媒介越来越深入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建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人以何种方式认知与处置其周围的媒介，媒介就会以何种方式影响和反馈给人的生活。

　　本文据此提出问题：媒介本身作为一种没有主体意志的物，这种影响和反馈的能力从何而来？格拉汉姆·哈曼（GrahamHarman）提供了一种解答：这种能力从物本身中涌现出来。①媒介物对人的影响既非作为技术机器的功能释放，也非作为象征符号的意义阐释，而是以独立之物的姿态将意义从物本身中喷涌而出，再涌入到与人类连接的关系网络中，进而影响人的认知与行动。在国产高水准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中，人工智能550W/MOSS作为贯穿故事主线的媒介，在电影中就展现出这种涌现性的媒介物姿态。550W/MOSS在电影中既是人类实现流浪地球计划的忠实助手，又在这种忠实的假面下处处流露出“在幕后悄悄谋划什么”的意图。两种看似矛盾的形象融合在这个媒介物中，赋予其迷人的审美魅力与科幻美感。550W/MOSS之所以能表现出这样一种变幻莫测的机器形象，在于电影创新性地在人工智能的形象设计中融入和发展了媒介的两种认知构型。这种创新让550W/MOSS展现出一种“涌现性的媒介”形象与认知构型，并推动发展了科幻文艺叙事里关于媒介的审美想象。

　　二、关注媒介自身“涌现性”的认知构型媒介长期作为一种伴随概念，隐没在西方哲学对主体概念的认知发展中。西方哲学在对主体的追问中，逐渐形成把人的理性作为主体认知世界的可靠途径的基础观点。②在代言具有认知能力的主体时，理性也在无形中成为了主体呈现自己的中介，从而具有媒介的特征。媒介作为一种认知构型的概念潜伏和依附在理性中，进入哲学史的话语中。而随着哲学史发展，当理性主体的概念，在语言学转向和结构主义的共同冲击下逐渐式微时，媒介的意义建构也就放松了对主体的依赖和绑定，从一种主体的完全附庸转向相对主体的独立地位的关注。此时，媒介作为一种在认知过程中处于主体之外的重要环节得以显现。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指出，知识在认识论层面具有某种结构上的共性，这种共性被称为认识型。认识型并不直接影响人类的认知经验，却勾连着认知经验的产生和理解方式。①而关于媒介的认知经验，自然也会基于某种相似性，形成相应的认知构型。随着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到来，媒介的认知构型越来越影响着当前的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整体图式。在新物质主义的视野框架下，物并非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承接物，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意义生成者。“人与物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开放性，正是在这种相互开放性中，物与人之间通过内在作用构成了对方。”②物被提高到和人一样的地位，能够参与和构成意义生产，物—人关系成为许多哲学和认知问题的枢纽，厘清物在意义的生成和人的媒介化生存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直接决定着我们应该以何种认知构型去认识媒介。

　　如何理解这种物在意义建构中的能动性？这是寻找适合的媒介认知构型的前提。在强调物的能动性的诸多理论中，格拉汉姆·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更加关注到媒介物在物中的独特地位。哈曼的理论也为突破中介—能动性的二元矛盾的媒介认知提供了一种构型的建构路径：物的能动性是以涌现的形态出现③。而最能呈现出涌现性的物首先为媒介物。

　　因为媒介既是外在事物的中介结构，同时也是具有自身能动性的行动者。④具体来说，哈曼首先宣扬这样一种既无法向上还原，也不能向下还原的物：如果我们对物的认识仅仅局限在，这个物体是由某些基础物质组成，或这个物体是某种更大集合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将丧失对物本身的描述。一种物之所以为其自身，重要在于它不可被简单还原，某种独特的属性将在若干较小的物结合成新物的过程中涌现。涌现出来的新属性表征着物自体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超凡价值，它提醒我们避免把对物的表象和性质特征简单归纳为物本身。正是这种属性诞生出了媒介物的“介”性，令其永远不能被化作一个简单的工具，而必须被视作主体和目的之间的重要行动者，参与到主客互动的过程中。关注媒介的涌现性为我们理解媒介如何参与到人的主体建构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媒介是以涌现的方式联结了主体和目的，与此同时，媒介也经由“涌现”这个过程，彰显出自己既不等同于主体，也不等同于目的的实存性。

　　在传统科幻电影和文艺作品中，超级计算机和智能AI都是常见的媒介认知形象，这些媒介形象隐喻着机器技术的权能，推动着作品叙事的发展。在《流浪地球2》中，超级计算机和智能AI展现出的媒介形象却不同寻常。图丫丫被上传的那一刻，量子计算机和经过程序迭代生成的数字生命便实现了交汇，形成了“人工智能程序+人工智能生命体”的联合实体，即MOSS。MOSS无法被视作纯粹的技术工具，也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因为图丫丫人格并非是对现实的虚拟复刻，而是程序的自我迭代）。但就是这样一种难以定位的存在，却是剧中能够影响流浪地球计划执行的最关键一环。这显示出了MOSS自身具有参与和影响故事走向的地位，也反映出《流浪地球》系列试图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经典智能生命体设定的形象—它绝非人类或一种泛人文意义上的智慧生命，但也是在人与物组成的诸多关系网络中具有极高优先度的重要行动者。因此，MOSS成了一个探讨涌现性何以出现的典型媒介。MOSS呈现在《流浪地球》系列中的科幻形象，也为从文化隐喻的角度阐释涌现性何以进入到认识论的层面，固定化为人类对媒介的一种认知构型，提供了理解的直观经验。

　　三、技术物和符号物：媒介物的传统二元对立认知构型技术物和符号物是两种最常见的对媒介物的认知构型，而如何把握媒介物的能动性始终是技术物和符号物在认知构型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技术物是将媒介视作可以通达任何方向而不影响目的实现的纯粹的中立工具，而符号物则能将媒介物的可靠性抽象为一种象征，这种概念的权能在符号系统和社会结构的运转中发挥着巨大影响。二者的二元对立表征着媒介物在传统认知里的附庸地位—作为主体和客体（目的）的居间和中介，其意义与属性完全受到主客两端的控制。但是，媒介不仅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媒”，同样也是隔开双方的“介”。

　　媒介物首先作为一种独立于主客体的物，必然具有不符合于主客逻辑的“突兀”之处。媒介物并非生来就是媒介，它会在某种程度上与环境格格不入，而这种格格不入恰恰表明媒介不是专为提高环境的成效而存在的备用部件。这种格格不入的突兀感同样体现在MOSS的立场定位中：MOSS虽然忠实执行保护人类的命令却又并未忠于流浪地球计划，获得数字生命的支持却又对电影中的数字生命派的“起义”无动于衷。MOSS好像具有自身的想法和意图，但这些想法和意图仅仅能在数字间觉察到痕迹，却无法寻见和确证任何具有主体意义上的存在者（图恒宇仅将自己上传至与图丫丫同在的虚拟世界里，却并未显明其能对MOSS进行操纵）。于是，MOSS的身份变得模糊迷离：我们无法简单断定它是软件还是硬件、是生命还是人工智能、是人还是物。吸收了图丫丫的MOSS正如《心理测量者》中的西比拉系统，是计算机与人的意识并联而成的智能网络。但是这种二者融合的智能网络不能被拆解为两种不同的意识的结合，而是在智能技术与意识的交互中逐渐呈现出其能动性的媒介系统。因此，唯有回到传统的技术物与符号物的认知构型里，我们才能在中介—能动性的二元张力中发现媒介何以获得这种能动性的原因，从而抵达附着在媒介上的审美想象和文化愿景。

　　（一）工具化的技术物在剧中，MOSS的前身是自感应、自适应、自组织、可重塑编译中心550C量子计算机，体积约为一台洗衣机大小，在保卫无人机控制权和建设行星发动机的软件控制中起主导作用。此时的550C是一台可以解决任何软件问题的强力工具，是媒介最古老和最常态的样貌的展现，同时，也是人类意图的直接执行者。技术是一种成熟的手段，技术物应该辅助人直达目的。在这样的观念下，媒介始终是一种冰冷的附庸和工程学意义上的桥梁，即使在故事中图恒宇为了达到复活图丫丫这一已然超越工具意图的目的，550C被看重的仍然仅仅是其更强的算力。把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会成为人们认知媒介的第一印象和常识基础。唯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发现附着在“技术工具”上的、来自于人在设计和使用媒介时所留下的情感偏向以及媒介自身蕴含的能动性。

　　（二）神话化的符号物罗兰·巴特指出，“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①。这种言说方式旨在将概念普遍化和符号化，让经过“神话”言说后的概念变成自然与普适的观念。当技术物完成了作为工具使命的一瞬间，它就会被神化为一种符号象征：技术物从“可靠的工具”被抽象为一种关于“可靠”象征的符号物。成为符号物的媒介以自身的符号隐喻指涉着人的行动，要求着人对媒介的适应而非参与。在电影中，当550C的迭代版本550W被广泛运用到空间站和行星发动机的建设中，成为流浪地球计划执行的绝对利器后，550W在整个剧情叙事中便逐渐被神话化。为了测试航天员与人工智能的交互能力，刘培强必须接受550W这个媒介机器对他的提问，而这场提问却处处彰显着机器的冰冷和算法的冷漠。当550W对刘培强进行一场反“图灵测试”的“审讯”时，冰冷的倒计时、禁止比喻类话语的要求和完全不顾人情冷暖的机械式提问无不彰显着技术逻辑被象征化和神话化后对人的异化和压迫。符号化的媒介物使人成为媒介逻辑的附庸。“物的功能化导致人的功能化，人的功能化预示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功能化的世界，而这一切是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后果。”②媒介物在技术层面支撑着科幻故事对未来世界的基础架构，而这种架构抽象为一种符号后所展现的，必然是一幅带有“技术决定论”色彩的社会图景。符号和神话的密切关系令媒介物在通往未来的同时也通往了神话，让媒介成为了一个个现代魔法。当技术物的可靠性不再值得担忧时，技术物便被符号化为神话并被不断复制和传播下去。这种神话为媒介附上一层符号的光晕，大大增强了媒介对人的指涉和影响能力。但是这种指涉与影响能力并不完全来自于媒介所具有的能动性，而更多来源于人类赋予和留存在媒介上的希望和幻想。

　　四、软件与硬件：可被感知的媒介观念在新媒体时代，计算机融合不同声音、图像、文字等媒体形式，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超级媒介。符号物与技术物的二元并立关系也进入到计算机的媒介系统中，变成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的关系。软件作为一种下达相应的指令，就能得到对应程序结果的、去物质性的操作程序，恰恰是符号物隐喻在新媒体中的延伸；而硬件以其实体性的机器感和科技感，继承了技术物在新媒体中的延伸。软件与硬件作为在科幻电影中必不可少的两种媒介元素，从认知层面将媒介化为具体可感的内容，融入到科幻电影的艺术表现当中。

　　在《流浪地球2》中，软件与硬件的分立呈现在太空电梯保卫战部分的剧情呈现中。电影中的数字生命派与联合政府方对无人机的软件控制权构成了这场保卫战胜负的关键。

　　在电影中，为了攫取无人机的控制权，数字生命派使用黑客技术在软件层面获得无人机的管理者权限，从而控制无人机攻击太空电梯的防御武装；而联合政府则利用先进的量子计算机550C（在电影中设定为MOSS的前身）实时编译程序、覆写软件，跳过软件层面的黑客攻防，以硬件对硬件的方式夺回无人机控制权。两种迥然不同的路径反映出符号物与技术物的两种认知构型，已经随着软件和硬件的形象融入到《流浪地球2》电影中的审美呈现中。软件和硬件构成了媒介在当代的两种可见意象，并进入到人们对科幻世界的想象与理解结构中。弗雷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Kittler）将软件批判为资本主义与技术最深刻的合谋。在硬件搭建的技术基础上，可以无限叠加和优化的软件展现出一幅几可乱真的超真实社会图景，从而让人类的经验和感知沦为软件所生成的技术图像的附庸。①当人所认识的世界直接被软件呈现的虚拟界面所俘获，追随虚拟生命便是再正常不过的打算。数字生命派反映出的技术逻辑，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在虚拟生命中的隐喻。懂得程序操控的黑客成为了现代魔法师，而软件的肆意操控则是对中世纪空间传输魔法的现代变体。软件勾连起对远方指涉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幻想则建立在软件的超真实图景与这幅图景下的硬件基础之上。于是，在软件与硬件的复杂交互中，符号物与技术物不仅作为观念，更作为现实中必不可少的日常媒介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软件与硬件的互动不断赋予人们对媒介的感知，并在这种感知中获得对生活的实感。媒介不是隐没在各种日常物之后的中介关系，而是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软件”和“硬件”。软件与硬件变成可观可感的现实环境的一部分，在对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中逐渐显露出媒介的涌现性。

　　五、涌现性的媒介认知构型（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碰撞一定程度上，技术物和符号物的认知构型背后牵连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文化思维。现代性以工业革命和城市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在文艺作品尤其是科幻文艺作品中便和工业技术、蒸汽朋克等文化元素相连。而后现代性则脱胎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萧条和社会冲突，荒诞、解构、物化成为后现代性文化呈现出的元素。现代性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借助工业技术不断向自然挑战，从而不断开拓和实现人的价值。在科幻文艺作品中，现代性往往表现出大兴建设、万物竞发的社会状态，以及蒸汽嘶鸣、机器厚重的景观风格；而后现代性文化风格因为偏向文化氛围，常以暗喻的形式展现出某种繁华之下的失落和吊诡。在《流浪地球2》中，对MOSS的描述便同时具有浓厚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电影里运用了MOSS的前身—量子计算机550C规划建设的行星发动机和空间站，完全呈现出一种超级工业设备的观感，而550C本身也被设计成一个可移动的大机器箱的形象。这种直入眼球的机械感无疑属于现代性的文化风格。而当电影涉及MOSS与人的交互时，MOSS往往呈现出一个发射红光的摄像头的形象—这个摄像头好像不过是一个按照程序运行的机器，却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你、记录你并试图改造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不同的文化风格共同构成了流浪地球世界的科幻底色，更在其科幻叙事的核心媒介MOSS身上融为一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碰撞和交融才塑造出MOSS丰富的审美张力与科幻形象，并在这种审美想象中，唤起观众对人与媒介关系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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