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俯仰星辰大海 路从脚下走起

分类  : 中文
作者  : 杨戈
来源  : 中国科技奖励
卷   : 2018年第1期
发表时间: 2018.01.08.
发布人 : SFT
 

摘要:


正文:

中国科幻:俯仰星辰大海 路从脚下走起

杨戈

  中国科幻大会于2017年11月10日—12日在成都东郊记忆音乐公园成功举行。这是中国科幻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会议,旨在激发中国科普科幻创作潜力,推动科普科幻产业发展,为科普科幻相关作者、专家、媒体、影视、产业和读者提供了相互交流、融合发展的平台。

  此次科幻大会由开幕式、中国科幻产业论坛、“银河奖”和“水滴奖”颁奖晚会、国际科幻峰会、科幻系列专题会议、科幻展览、成都国际科幻电影展七大版块构成。凯特·兰博、罗伯特·索耶、刘慈欣、韩松等近百位中外科幻名家的出席,更让本次大会成为一场名家思想的盛宴。

  勾勒无限可能的科幻力量

  科幻小说被认为是超越国界与语言的文学,它的主题关注的常常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它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众多国家的大量读者。关于科学和科幻的关系,物理学家霍金的一句话说得很清楚:“科幻和科学之间是双向交易。科幻提出一些科学可以容纳进去的想法,而科学有时发现比任何科幻都离奇的概念。”

  纵观科技文明的历史,人类从来没有停下科学幻想的脚步。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品往往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开拓人的思维,启发人的想象。科幻小说作家们是一群身体在现在、心和思想却在未来的人,他们常常有一些疯狂的想法,看上去匪夷所思,然而这些想法却都有其符合科学逻辑的推理过程,根据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未来做出大胆而合理的推测,幻想成真的概率还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他的著名小说《海底两万里》中详细描写了潜水艇“鹦鹉螺号”,这艘潜艇能够无限期在海底航行。“鹦鹉螺号”随着小说的传播而天下皆知。结果,25年后的1894年,美国发明家西蒙·莱克就真的打造出全世界第一艘在公开水域潜行成功的潜水艇。西蒙·莱克坦言:“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

  另一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想象力也非常惊人,他在1945年写了一篇名为“地球外的转播”的文章,详细预言了可将广播和电视信号传播到全世界远程通信的地球同步卫星系统。这篇文章给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启发,仅仅2年后,地球同步卫星就上天了。这条地球同步卫星轨道被命名为“克拉克轨道”。

  与罗伯特·海因莱因和阿瑟·克拉克并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的阿西莫夫在1964年时就曾描述:“通信将会演变成可视听的模式,你将可以同时看到同你打电话的人。”而在今天,这种视频通信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科学是一个博大深邃的体系,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所以科学常常赋予科幻作者以俯瞰历史的、跨越时代的甚至超越物种的眼光,科幻文学就一次又一次地扮演着“预言帝”的角色。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小说既是人类想象力的竞技和挑战游戏,更是人类未来追寻光明和规避灾难的探测仪。就如同世界

  著名科幻小说家雷·布雷德伯里曾经说过:“科幻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预防’未来。”1977年夏天,托马斯·捷·瑞安的科幻小说《P-1的春天》中描写了一种可以在计算机中互相传染的病毒,病毒最后控制了7000台计算机,造成了一场灾难。此时,绝大部分的电脑专家还无法想象到会有一种表现和生物病毒很类似的程序。但仅仅过了6年,计算机病毒就被研制出来,这种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复制自身的破坏性程序,在今天已经成为庞大的家族,其中包括电脑病毒、木马程序、蠕虫程序、黑客程序等各类恶意程序,对信息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总之,科幻作家们越洞悉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他们笔下的未来就越接近那个将要到来的现实,从而给读者以启示和警醒。

  “野生野长”的坎坷之路

  平头、圆脸、黑框眼镜……除了将工程师标志性的格子衬衫换成了更时尚的黑色衬衫之外,出现在本次科幻大会上的刘慈欣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大约两年前,刘慈欣因《三体》而名声大噪迈入中国科幻巨擘的行列,甚至有评论家感叹“刘慈欣以一人之力将中国科幻拉到了世界级水平”。但直到如今,低调的“大刘”在介绍自己时设定的标签依然只是“一位资深的科幻迷”。

  科幻文学是科学技术与艺术创作的结合,也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与进取精神在文化上的投影。在《三体》之前,科幻小说在中国已经蹒跚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日子并不好过。用年近古稀的老科幻作家王晋康的话讲,“中国科幻小说完全是野生野长起来的”。“科幻”这个文学类型诞生于19世纪的西欧,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03年,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被译成中文版本出现在国人眼前,而翻译者正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当时,他将该书的名字译为《月界旅行》,同时也对这种全新的“科学小说”寄予厚望。鲁迅热情地称赞它“缀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在《月界旅行》来到中国的第二年,《绣像小说》杂志上刊登了一部名为《月球殖民地小说》的连载,这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科幻小说。至于作者“荒江钓叟”究竟是谁,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无从考证。

  出于“觉世新民”的实用目的而被引入中国的科幻文学,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期之后很快平息下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科幻文学才又迎来了一段新高潮。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一批从事少儿读物、科普读物出版的编辑响应中央的号召,将一些科普文章作者和儿童文学作者,拉入“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阵营,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科幻创作队伍。

  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有了更为明确的定位,就是科普与少儿。1954年,新创刊的《中国少年报》需要科幻小说,有“中国科幻之父”称誉的郑文光当时虚构了几个孩子偷了一艘火箭船,飞到火星去,绕着火星转了一圈的故事。这篇名叫《从地球到火星》的作品,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20世纪60年代,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幻前辈。其中叶永烈在1961年就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堪称经典,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甫一出版就印了300万册。

  然而这种“少儿化”与“科普化”的写作模式虽然让很多作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定位同时也限制了一批科幻作者的创作空间。尤其是“文革”后,有不少科幻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写作“成人化”的科幻作品。

  科幻理论同时也在发生着变化。童恩正率先在1979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指出科幻无法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目的,“科学文艺”应当与“科普作品”区分开来,在科学文艺作品中,科学内容只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这一观点一经抛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科幻作者的支持,但是还是有很多评论家撰文指责童恩正的科幻新理论背离了科幻的科学属性,将讨论上升到更高的层级。这场关于“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最终带来的是对一批在主题、题材、创作方法上进行有限开拓的科幻小说的“清理”,一活跃的科幻创作急速衰落,科幻期刊纷纷停刊,普通杂志和出版社不再出版科幻作品。前文提到的写出建国后第一部有影响力科幻小说的郑文光也成为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魏雅华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肖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

  自称是“中国第一代科幻迷”的刘慈欣对这一时期也记忆犹新。当年还不到20岁的他被阿瑟·克拉克的《2001漫游太空》带上了科幻之路,正是对于阅读科幻小说如饥似渴的年龄。那几年,他可以从好几本杂志上看到国内的科幻小说,除了当时刊名还叫《科幻文艺》的《科幻世界》,还有《科幻海洋》《科学时代》《科学画报》,以及黑龙江出版的《科幻小说报》等。但是由于这一场争论,中国的科幻文学由十分繁荣的状态一下子全部清零。“所有的科幻小说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掉了,真的就是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刘慈欣直到今天仍然难以用语言描述当时的心情。

  这种萧条落寞的局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终于迎来了转变,刘慈欣也从一个科幻文学的阅读者成为了创作者。在他同韩松、王晋康等一批作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逐渐迎来了新一轮复苏。这批作家都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训练,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储备,与此同时,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且普遍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在刘慈欣看来,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归根结底属于大众文学范畴,“让读者觉得好看是作者的主要追求。它的意义不在于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而在于启示性,开拓人们的思想和视野”。“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环境,科幻作家的责任,就是在目睹奇迹变成现实之前把它写出来”。就如同他的《三体》,在高潮迭起、悬念丛生的故事中气势磅礴地描画了种种具有漫长时间跨度和庞大空间尺度的事物与场景,同时又在字里行间穿插着许多精致的细节描写,令读者得以通过他的如椽巨笔感受到了文字里富有科学内涵的美感。

  走到崭新的时间节点

  在《三体》腾空出世之前,刘慈欣创作科幻作品基本是处于一种“半地下”的状态,他不想让身边的同事或亲戚们知道他利用业余时间在写科幻小说,大概是怕给他们留下一种不务正业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科幻作家在国内是被看作异类的。写科幻小说是一件非常寂寞清冷的事业,无名无利,稿费低,不被社会关注,也进入不到文学界的主流。核心创作队伍不超过50人,每年科幻小说发表量不足200篇,培养新人的科幻杂志只剩下了《科幻世界》一家。一度这就是中国科幻的全部数据。

  好在刘慈欣的成功在国内引爆了新一轮科幻热,《三体》获得了素有“科幻文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使中国科幻作品以强势姿态与世界科幻接轨,是亚洲作家首次获此殊荣,创造了历史。中国科幻文学从小众走向大众、从个体创作到集群创作、从小说到全产业、从国内走向国际。

  《三体》吸收和融汇了大量的高新科技元素,但又绝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以扣人心弦的叙事对物理学、宇宙学的终极命题进行了追问。《三体》中,主人公穿梭于孔子、墨子、秦始皇、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之间,历史、现实和未来交织于一体,量子物理、“黑暗森林”理论、“降维理论”等大量术语的出现令不少读者感受到了“烧脑”的快感。

  在刘慈欣获奖的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第74届雨果奖的颁奖现场,又一位中国人站到了领奖台上。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最佳中短篇奖,使她成为亚洲第一位获得雨果奖的女性,也是继刘慈欣之后第二个获得雨果奖的中国人。

  这位80后女科幻作家是一位典型的“斜杠青年”,高三的时候拿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来进入清华物理系学习天体物理,之后改读宏观经济学的博士,在国家机构内工作,业余时间写作,能独立给自己的书稿配插画,还会拉大提琴。

  在她的笔下,“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500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6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空间休眠,城市折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2500万人口,从次日清晨6点到夜晚10点,第三空间生活着5000万人,从夜晚10点到清晨6点。然后再折叠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500万人享用24小时,7500万人享用另外24小时”。

  与刘慈欣充满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科学知识的“硬科幻”不同,郝景芳善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建构她的科幻世界,建立运行规则,探讨人类的未来。她的写作介于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它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细节平实而富有质感,在科幻设定的世界观下,充满人情冷暖。

  刘慈欣和郝景芳的接连获奖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进入国际视野,证明了中国科幻的复苏并非昙花一现。事实上,科幻创作主题与社会发展、科技发展息息相关,而整个科幻文学更是一个国家发展情况的“晴雨表”。“现在我们的一些科幻在国际获得关注、获得大奖,也与中国国力的上升有关,这是很深层的一个原因。”刘欣慈如是说。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刘欣慈仍然难言乐观:“一方面是科幻作家偏少,顶尖级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主题开阔度、作品成熟度和影响力都存在缺陷。另一方面,科幻文学整个产业、生态链条没有建立起来。出版业、影视化、产业化仍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创作收益回报率低。”

  不过,随着《三体》和《北京折叠》的获奖,国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科幻作品并且拿起笔来进行创作。在刘慈欣看来,在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科幻作家们学历更高、知识面更广,最重要的是思想中的那种条条框框比他们那个年代的作家要少得多,思维更活跃,视角更丰富。他们的作品也有了更为商业的包装和运作模式,从《三体》开始,中国科幻正在实现从杂志时代向畅销书时代的过渡,而伴随着电影、动漫、游戏以及主题公园的跟进,未来的科幻之路会越走越宽。

  俯仰星辰大海,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经历百年的中国科幻又走到了一个崭新的时间节点上,新时代的中国呼唤更多本土的优秀科幻作品。用一系列展现中国意象、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普科幻作品,畅想科技未来、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新的梦幻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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