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并非单纯的通俗文学,具有严肃的一面。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困境源于中国科幻缺乏科学精神。《科幻世界》和其主要作家群的发展与流变反映出杂志自身理念上的范式转换,也反映出严肃的科幻文学在逐渐走向商品化和大众化,这是100年来人文关怀的衰落所导致的。中国的幻想文学应当有严肃的文化操守。
中国科幻文学发展中的矛盾与操守
冯庆
1“科or幻?”——中国科幻文学的内在矛盾
一般谈到“科幻”,许多人都会想到“科普读物”,甚至是“儿童文学”。这种偏见忽视了科幻小说的文化价值。作为一种与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同时产生的文类,在现代性自身张力的刺激下,科幻小说在强调技术进步的快感的同时,也必然会对人性的“异化”进行揭露和反思。吴岩认为:“在从西方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旅途中,当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变化能在一代人的生活中突出地体现时,科幻得以产生。一些文化先行者感受到了这种科学和未来对现实的双重入侵,开始了科幻的撰写。他们是朦胧地开始写作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太清楚自己干了些什么。”从这个角度讲,科幻小说同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了某种审美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化价值。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安东尼·博吉斯的《发条橙》可以为证。因而,吴岩认为:“科幻小说隶属于文学,应该是文学中的一个关于探索与科学相关的神奇现象领域的、具有警世作用的文类。”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引发出科幻文学的两个特点:一是持反思立场的人文性;二是能够和其他小说相区别的科学性。
科幻文学在中国一直地位不高,其中很大原因在于这一文类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冲突。正如鲁迅所说:“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作为舶来品,与武侠、神怪、言情等本土孕育的小说文类相比,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地位之所以一直很尴尬,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科幻文学发展的最根本因素———科学精神。在中国,以“科学”为主要题材的文学缺乏广泛的创作和接受的基础,所以不得不与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相结合,以获得自身的合理性。然而大众最反感的就是科学术语和伦理说教,在中国的阅读环境中,科学本身就是门槛,阻挡了科学文化不足的读者。对前沿科技问题的探讨,对人性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宇宙终极问题的探索,是严肃的科幻小说不可或缺的,但是也同时给广大没有经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的读者带来了阅读障碍。这就牵引出一个中国科幻文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要“科学”还是要“文学”?这一追问在西方早已有之,但是在中国,由于语境的特殊性,其中的张力感尤为明显。要“科学”、走“硬科幻”的道路,则必然会使得作品丧失大众立场,让业余读者产生距离感;要“文学”、走“软科幻”的道路,则容易远离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背离自身的文化立场。“科or幻”是中国科幻创作难以回避的矛盾。通过回顾中国科幻发展的简单历史,可以看到这一矛盾在很长时间内困扰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在双重立场的夹缝中生存,这正是中国科幻所面临的困境。
2中国科幻文学在矛盾中发展
在中国,科幻文学一开始是启蒙的工具。20世纪初,西方科幻小说被大量译介,并影响了第一代中国“科学小说”的创作。晚清的“科学小说”如吴趼人《光绪万年》、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陆士谔《新野叟曝言》、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的滥觞,这些作品受到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除了表现出对“科学”的好奇和崇尚之外,更多地“带有浓厚的改良群治的启蒙色彩”,其中包含着对于社会改革乌托邦的憧憬。之后的一些作品,如许地山《铁鱼底腮》,以表现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悲惨遭遇为主,具有丰富的时代社会内涵,但“科学性”相对不足。而在老舍的《猫城记》那里,则是借科幻之名,行社会讽喻之实。这些早期的作品,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写实的小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在纷乱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国民科学素质普遍不高的文艺接受环境之下,没有足以让科幻文化滋生的土壤。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到苏联文艺观的影响,中国开始倡导“科学文艺”。这种观念将科幻文学作为科学教育的工具,将读者群定义为少年儿童,有严重套路化和功利化的倾向,审美效果上也相当糟糕。萧建亨在《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中描述了当时的尴尬:“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带着眼镜的年青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位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了。于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参观记———一个毫无知识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样样都表示好奇的记者,和一个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参观记、误会记、揭开谜底的办法,就成了我们大家都想躲开,但却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
尽管如此,也有优秀作家试图打破窠臼,推陈出新。在50年代,有郑文光《从地球到火星》、《火星建设者》等经典的以表达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的作品。迟叔昌、叶永烈、刘兴诗在这一段时间内开始进行短篇科普作品的创作。改革开放后,科幻小说有了“剖析人生,反映社会”的新目标,童恩正提出“宣扬科学的人生观”并倡导“成人化”的科幻写作。这段时间里出现过郑文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追逐恐龙的人》、《遥远的爱》、《珊瑚岛上的死光》,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这样的一系列科幻经典作品。这些作品重视对科学技术的严肃归纳和人文反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掀起过一阵短暂的科幻热潮。
然而,在1983年的“思想整风”之后,科幻文学被视为“精神污染”和“伪科学”,被彻底地“清洗”。当时,郑文光中风瘫痪,童恩正出国,叶永烈遭到批判,科幻创作队伍被冲散。之后七八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幻文学停滞不前,一切科幻读物都遭到禁止,大量作家失去了创作的热情。在意识形态的钳制之下,科幻文学长期遭到误解,在这一个时间段中,科幻文学事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科幻世界》是中国科幻发展史的新的开端。作为四川的省级科普刊物,从1979年以《科学文艺》的名字创刊,到1991年更名为《科幻世界》,这本杂志至今已经整整存在了32年,是中国影响最大的科普—科幻类通俗文学杂志,在大中城市的期刊市场上,稳定保持着9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科幻世界》这一刊物品牌的形成过程是一份具有官方背景的文学杂志逐渐市场化、大众化的转变过程,《科幻世界》的历史可以被视作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幻的发展史。
70年代末,虽说受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学热潮的影响,《科学文艺》曾经有过“最高发行量达到20万册”的辉煌成绩,但很快也暴露出其弱点:“套用苏联30年代科普作家伊林关于‘用文艺来普及科学知识’的理论”,因而“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科普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科普观”一度低迷:“人们以为科幻就是对科学的普及,就是对科学的预言,就是科学本身。当人们终于看清楚,科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的时候,他们便无情地抛弃了科幻,并嘲笑科幻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进而批判科幻。用当时的话来说,科幻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重灾区’。”1987年,中国科幻事业一片萧条,众多作家改弦更张,《科学文艺》被定为自收自支单位,失去了来自官方的经济支持。当时《科学文艺》遭遇的舆论和经济压力极大,乃至于无法用一般的宣传手段自我介绍,只好走向“世界”,向“世界科幻协会(WSF)”诉求1991年世界科幻年会的主办权,以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1991年,《科学文艺》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这昭示着一个定位明晰、宗旨明了的市场杂志的诞生。随着《科幻世界》杂志的“世界化”策略得以实施,中国科幻年轻一代逐步摆脱“科学文艺”的窠臼,开始与国际主流科幻界进行接触,引进创作经验。重视前沿科技问题、强调人文关怀的正统科幻文学开始复兴,20世纪70、80年代的国内科幻经典著作也大量再版。如今的中国科幻新生代创作者,大部分围绕在《科幻世界》杂志周围,形成新的艺术风格。而正是在这份杂志的作家群的流变中,我们可以最为集中地观察到中国科幻文学的内在矛盾。
3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走势与困境———以《科幻世界》的作家流变为例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从官方刊物到市场霸主,《科幻世界》逐渐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刊物核心作家的创作方向和理念的改变。80年代,《科学文艺》上的文章大多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作者大部分都是科学工作者,其中的许多人不具有小说创作的基本素质,重视科学性和教育性的同时忽视了文学性和幻想性,文笔粗糙简单,加上改革开放初期种种思想和知识体系的限制,创作的视野和题材也较为狭窄。所以,在改革初期的科学热潮渐渐淡褪之后,这本杂志便不复具有对读者和作者的吸引力。这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科幻文学界的普遍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杂志要寻求自身的出路,就要获得高质量的稿源,也就只能开始通过评奖和挖掘新人的方法培养自己的作家团体。《科幻世界》的核心栏目是“银河奖征文”。1985年,《科学文艺》与天津的《智慧树》合办了首届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这个奖项模仿国外科幻界的“星云奖”、“雨果奖”而设立,相对于国内主流的文学评奖体制,在制度上有所创新,读者投票在评奖时占据很大比重。而以“银河奖”的名义在杂志上开辟的“银河奖征文”专栏就因此作为杂志获取稿源、选拔作家的最重要手段。当今科幻界最著名的一代小说作家———绿原、王晋康、韩松、星河、刘慈欣、凌晨、赵海虹、柳文扬、何夕等———都通过“银河奖”踏入科幻写作的领域,他们之后也都成为《科幻世界》杂志的主力作家团体成员。“银河奖”是中国科幻文学的第一大奖,可以认为,从银河奖的获奖情况,可以看出《科幻世界》的创作风格和主要作家的流变,更可以看出这20多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潮流走势。
《科幻世界》早期的代表作家是王晋康。作为一个文笔流畅、思想深邃的老作家,王晋康是《科幻世界》在90年代的顶梁柱。如果说从主要作家身上可以看见杂志的总体风格,那么在以资深机械工程师身份步入科幻写作、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和丰富人生阅历的王晋康那里,所体现的便是科幻文学传统而沉稳的一面。高扬人文关怀精神是中国科幻最为流行的主题,至今也并未退场。在他的代表作《生命之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人工智能问题的理性剖析、对未来社会伦理的深刻思索和对科学家崇高情怀的赞颂,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性。“银河奖征文”历来对这一类的作品持肯定态度,之后的许多作家作品,如赵海虹《伊俄卡斯达》与何宏伟《伤心者》,都是围绕这样的主题而作。在20世纪90年代,《科幻世界》中作品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侧重于对科学问题的宏观探讨,整体风格倾向于深沉朴实、节奏平缓。这种传统的写作一度兴盛,直到进入21世纪,另一位主要作家刘慈欣的出现。
在《科幻世界》上崭露头角的刘慈欣最早也延续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路线写作,在他早期作品《鲸歌》、《坍缩》、《带上他的眼睛》和《地火》中,传统科幻的痕迹非常明显,但他鲜明的个人风格也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一定的展现。在《坍缩》中对宇宙变迁的宏大描写,在《地火》中对于中国的矿业技术难题的深刻揭露和反思,还有那种贯穿全文的浪漫情怀和怀旧情结,都可以被视为他独特的科幻写作风格。在这之后,刘慈欣一发不可收拾,进入创作高峰期,《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国太阳》、《诗云》、《地球大炮》……这些优秀作品营造了许多可称得上经典的宏大史诗场景,饱含理想主义激情和民族热情,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索,刘慈欣浪漫主义的科幻风格得以定型。从1999年出道开始,每一年的“银河奖”得主里都会有刘慈欣的名字。尤其在2001—2003年,刘慈欣共有8篇作品获得“银河奖”(包括读者提名奖),远远超过王晋康和何夕(各3篇,包括读者提名奖)。在他卓越的实践之下,被称为“新生代”的宏大、浪漫的写作方式成为《科幻世界》21世纪新的主流。这种写作一改过去老派科幻小说中以科学家为主角、以尖端科学问题为讨论对象,并以伦理反思为主旨的模式,将科幻小说的外延扩大到对时代精神的响应、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注和终极的哲学探索等方面。尽管常被一些“硬科幻”的支持者批评为“软科幻”甚至是“伪科幻”,刘慈欣却一直坚持并发扬着他的个人风格,进而成为大陆新生代科幻的领军人物。与他风格相似且在当时作为《科幻世界》主要作家的,有韩松、何夕、柳文扬、长铗、拉拉、万象峰年等。韩松很早就开始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作品,文风怪诞、富有张力;何夕倾向于探讨人性,善于营造故事中的矛盾和氛围;柳文扬曾在《科幻世界》中担任编辑,语言奇谲幽默。在2000年以后,他们作为主干作家,对《科幻世界》的整体风格有极大影响,何夕的《六道众生》、《伤心者》,柳文扬的《一日囚》等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是《科幻世界》乃至整个中国科幻界的经典。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总体上已经开始重视文学性多于科学性。
刘慈欣、韩松、何夕、柳文扬等一代人所引领的稍后一代的科幻作家们,则大多成长于网络时代,他们的写作无一不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加上大多数人仅仅是在校学生,知识储备和思考、写作能力有限,使得后来的《科幻世界》的文章质量有了一定的下降。“银河奖”还在继续进行,但其含金量已大不如前,呈现出作家军团青黄不接的态势。2006年,随着刘慈欣在《科幻世界》上连载长篇小说《三体》,将新生代的科幻写作推到高潮,紧接着到来的便是《科幻世界》乃至整个中国科幻文学的长时间停滞不前。真正有震撼力的作品越来越少,杂志的整体风格也开始走向多元化。传统科幻、新生代科幻、边缘化的“软科幻”,以及新兴起的“中国风”科幻都能在《科幻世界》里找到一席之地。“中国风”科幻肇始于刘慈欣,而如今的主要作家有夏笳、燕垒生等,他们将中国文化元素和科幻题材联系起来,试图实现“中国特色”。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后来者的“中国风”是浮华不实的,缺少其创始者刘慈欣作品中所具有的严肃性和现实感,同时也失去了科幻小说最基本的元素———科学性,片面地强调“幻”的特征。这一类作品虽称“中国”,其实并不贴近中国的现实,但由于和武侠、戏说、言情等流行元素相结合,反而抓住了大众读者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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