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布尔加科夫的中篇小说《不祥的蛋》是一部典型的\\\'软科幻\\\'小说。但我们剥开这层科幻的外衣,发现作家只是借此巧妙而机智地批判和嘲讽社会现实,包括对暴力革命的怀疑,对极权政治的否定,对官僚主义的讥讽;并进一步表达了一种深远博大的人文关怀——对人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
科幻外衣下的社会批判与人文反思
——— 《不祥的蛋》再解读
张 鑫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10)
[摘要] 从表面上看,布尔加科夫的中篇小说《不祥的蛋》是一部典型的“软科幻”小说。但我们剥开这层科幻的外
衣,发现作家只是借此巧妙而机智地批判和嘲讽社会现实,包括对暴力革命的怀疑,对极权政治的否定,对官僚主义
的讥讽;并进一步表达了一种深远博大的人文关怀———对人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不祥的蛋;软科幻;社会批判;人文反思
[中图分类号] H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8229(2010)03- 0149- 02
《不祥的蛋》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米哈洛伊·阿·
布尔加科夫继《魔鬼纪》之后,在1925年发表的第二部中篇
小说。该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其时,身在意大利的文坛
泰斗高尔基也赞誉说:“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写得机
智、巧妙… …我非常喜欢布尔加科夫,非常喜欢。”[1]他还在
1925年9月10日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预言,《不祥的蛋》
将载入“文学史” [2]。但此时苏联文坛的主流“拉普”则大
肆抨击《不祥的蛋》是反苏之作,是丑化社会主义的毒草,并
声言必须“消灭文化战线上的布尔加科夫主义” [3]。这导致
布尔加科夫生前的荣誉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厄运已悄然
降临。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解冻,人们才重新开始
认识和评价布尔加科夫。
从表面来看,《不祥的蛋》是一部典型的“软科幻”小说。
而小说中的一段对话似乎也提供了佐证,编外副教授伊凡诺
夫热情的赞扬佩尔西科夫时,如此说道:“威尔斯的主人公和
你相比,可以说一个是地,一个是天… …我认为这简直是神
话… …您记得他那部《上帝的食物》吗?”[4]从小说的情节来
看,与当代好莱坞的众多科幻恐怖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妙。譬
如笔者曾观看的一部科幻喜剧片《进化》(2001),就让我不
由自主地想到:该片编剧是否受到了《不祥的蛋》的启发?
科幻只是一层薄薄的外衣。剥去这层外衣,我们赫然发
现,《不祥的蛋》与现实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小说中,对国
内战争时期的经济困难、住房紧张、自然灾害以及新经济政
策时期的经济复苏等情况,都有直接、明显地描写和反映。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1928年4月16日晚,第四国立大
学动物学教授、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佩尔西科夫走进赫尔
岑街动物研究所内他的实验室。”布尔加科夫之所以如此强
调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表明他并不想隐瞒自己对现实的
怀疑和批判态度。
《不祥的蛋》创作于1924年,这是前苏联历史上具有重
大转折意义的一年。列宁去世,斯大林成为新的领导人,开
始了其长达近30年的独裁统治。斯大林放弃了列宁的“新
经济政策”,全力进行工业化,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社
会主义;同时他也开始为巩固个人地位而残酷消除其他政党
和党内的反对派和政治对手,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以
确保斯大林路线得以全面贯彻施行。反对者们因此称斯大
林主义为“红色法西斯主义”。而在小说中,“生命之光”恰
恰是令人敏感的红色,并带来了几近毁灭性的灾难,难道纯
属巧合?恐怕更多是作家有意识的选择。小说中出现的一
系列“红色报纸”,如《红色战士》、《红色晚报》、《红色火
星》、《红色杂志》、《红色探照灯》、《红辣椒》… …绝对不是
偶然。在姊妹篇《狗心》中,布尔加科夫干脆直截了当地借
主人公之口宣称:“他们想错了,以为恐怖可以帮他们成功。
不,不,恐怖不管白色的,红色的,甚至褐色的,都帮不了他
们。恐怖只会麻痹神经系统。”(207)
毫无疑问,布尔加科夫对当时的革命形式是持有异议
的。从本质上来说,布尔加科夫是个保守主义者。“在布尔
加科夫看来,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种危险的试验,用革命(不排
除暴力的)的方法去建立完美社会能否奏效,能否培养真正
自由的人,这一点他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认为,这是在干
预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其结果有可能变成对大家包括试验
者本人的悲剧。这是作品所蕴涵的最深层的意蕴。”[5]好大
喜功的罗克场长,不顾客观自然规律,强行用尚未成熟的“生
命之光”技术快速孵化小鸡,妄图在短期内恢复养鸡业,最终
酿成苦果,不仅夫妻二人双双丧生蛇口,还给国家带来了一
场浩劫。藉此,布尔加科夫也影射了当时苏联革命进程中普
遍存在的盲目性和狂热性,对幻想在赤裸裸的空地上实现共
产主义的空想提出了质疑。
同时,小说还对官僚主义者进行了深刻地嘲讽,对不学
无术的领导进行了揶揄。当时的苏联,正值国内战争后百废
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量文化程度低下的“农民化”
工人,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共产主义大学等短期而仓促的培
训,进入管理和领导阶层。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使150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他们极易脱离群众,形成官僚主义作风,教条地运用革命理
论,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小说第一章描写
了这样一个场景:1925年春天,佩尔西科夫“在考场让七十
六名大学生翻了船,而且都翻在无鳞两栖动物身上”,他质问
其中的一个学生:“您应该感到害臊。您想必是马克思主义
者吧?”(109)讽刺之意,毕露无遗。
“蛋”本非不祥之物,“生命之光”之所以变成“死亡之
光”、“毁灭之光”,纯属“人祸”。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
“孵化”出了这场浩劫。布尔加科夫以克里姆林宫的电话,
“厄运”场长带来的公文和将错就错送错了地方的进口蛋,
勾勒出官僚主义的浓重阴影。“厄运”和公文联系在一起,
更是预示着官僚主义将孵化出不祥的未来。当官僚主义与
不学无术结合在一起时,灾难也就无可避免了。“厄运”场
长竟然连鸡蛋和爬虫蛋都分不清,还自作聪明地认为“洋
蛋”本来就比较大,“我们的庄稼人下的蛋能够跟这比吗
… …看来全是勃拉马布特拉鸡的蛋,真了不起,德国货… … ”
(159)爬虫蛋上明显不同于鸡蛋的众多斑点,也被他看做是
“脏点子”,竟然还打电话询问佩尔西科夫教授,要不要先洗
了再孵化?愚昧至斯,无知至斯,夫复何言? “厄运”场长这
个愚昧无知而好大喜功的官僚主义者,真可谓刻画得入木三
分,令人警醒。
在《不祥的蛋》里,布尔加科夫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进
行了嘲讽和批判,还体现了一种更为博大深远的人文关
怀———对人性的反思追问,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忧虑。
斯大林时代的文化政策非常专横,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
异常残酷。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乃至枪
毙,在当时极为常见。因文获罪的作家、诗人不在少数,比起
被处决的古米缪夫、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被流放的扎米亚
京,被开除而衣食不保的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在困顿孤独中
自缢而亡的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算是幸运的了,至少斯
大林还亲自给他解决了工作问题。连高尔基这样的标志性
作家,都被加以软禁,何况他人?在这样的文化高压下,如何
保持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感,成为布尔加科夫首
先思考的问题。
布尔加科夫认为:“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
忠于自己的原则… …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
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1]此言同
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们。尽管小说中的天才科学
家佩尔西科夫教授朴实善良,对科学的执着精神感人至深,
“生命之光”用于孵鸡也并非他的本意,但对灾难的产生,他
也难辞其咎。一纸公文,一个电话,就让他放弃自己的原则
与责任,将还没有定性的科研成果拱手交给一个愚昧无知之
徒,从而酿成大祸,他又怎么能说是无辜的呢?所以,他最后
死在了一个矮子暴民的棍棒之下。正是通过佩尔西科夫这
一形象,布尔加科夫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永恒的道德课题:知
识分子的良知、原则与责任问题。
与此同时,这也是对高科技时代科学的伦理道德问题的
一种审视。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就成了我们新的“上帝”,我
们坚信它的无所不能,崇拜它的无上权威。而20世纪以来,
随着新式武器及机器的发明,人类开始畏惧科学,开始担心
我们的未来会不会毁在人类自己创造的高科技手中。《不祥
的蛋》则率先为这种担心作了例证。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但
如果不慎重对待,不严格管理,也可以带来灾难;红光可以快
速孵出小鸡,提供大量鸡蛋,也可以孵出蟒蛇、巨鳄等食人怪
兽。科学家乃至全人类在高科技的开发与运用当中,所应当
承担的道德伦理责任,也就成为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的问
题。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应当担负起对社会、对自然、对自我
的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包含了对信息化时代媒体的道德责
任问题的追问。小说第四章可谓集中笔墨反映了媒体的可
憎嘴脸。红光之灾,固然是官僚主义之灾,是极权政治之灾,
但新闻媒体也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以“油头粉
面”的布朗斯基和假腿胖子为代表,记者们仿佛逐臭之蝇,无
孔不入,如影随形,甚至肆无忌惮地强行挤上佩尔西科夫所
搭乘的出租车。不情愿的采访,在他们笔下变成了愉快的交
谈;断章取义,添油加醋,捕风捉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以
至不堪其扰的佩尔西科夫,郑重其事地向国家政治保安局的
特工请求:“您能不能把记者都枪毙掉?”(136)正是在媒体
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失实报道下,未经验证的红光摇身一
变成了“可怕的生命之光”;并且,通过布朗斯基的穿针引
线,和毫无关系的鸡瘟扯上了关联。他们推波助澜,可耻地
充当了“红光之灾”的帮凶。布尔加科夫对新闻媒体的描写
虽然有偏颇之处,但也给予我们警示与告诫。在21世纪的
今天,信息传播方式高度发达,“狗仔队”无时、无处不在,公
众人物的隐私难以保全,此门、彼门层出不穷… …如何加强
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自律,以保障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公正
性,不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么?
1931年,布尔加科夫在给斯大林的第二封信中,坦然宣
称:“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
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
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
一只鬈毛狗。”[1]的确,不仅在文学中,而且在现实生活中,
布尔加科夫都充满了狼一样的孤独与无畏。在阴气森森的
文学铁幕下,他依然高昂头颅,仰天长嗥,发出呐喊。这呐
喊,是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是充满忧思的关注与追寻,是
“铁肩担道义”的良知与责任。
参考文献:
[ 1] 戴骢.布尔加科夫文集(第一卷)总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5,9,9.
[ 2] 韩耀成,王逢振.外国争议作家作品大观[M].上海:译林出版
社,1992:220.
[ 3] 李明滨.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M].太原:北岳文艺出
版社,1998:287.
[ 4] 戴骢.布尔加科夫文集(第二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118.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此著,除在文中标明页码
外,不另标注.
[ 5]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
199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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