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课题

分类  : 中文
作者  : 李欧梵
来源  : 东吴学术
卷   : 2015年第4期
发表时间: 2015.07.15.
发布人 : SFT
 

摘要:

  本文据 2012 年 10 月 31 日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之讲演记录整理而成。


正文:

晚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课题

李欧梵

  前言:在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交会处

  我今天讲的是我个人的晚清研究,题目叫作“新课题”,其实在座的各位专家可能觉得这都是老课题,如果是这样,我就更开心,可以向各位请教,大家交换意见,让我得到一些新的刺激。

  今年,我在中央研究院申请到一个四个月的研究计划,从五月做到八月,刚刚结束。我打算明年再做四个月,加起来八个月,看能不能写出一本小书。关于晚清的文学和文化,王德威已经写了一本大书,我想我写一本小书也够了。我的研究的方式和王德威有点不同,因为我本来是学近代思想史的,后来改行做文学,可是并没有忘情于历史,所以就把文学和历史合在一起做。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对研究晚清蛮适合的,如果把这两个学科合在一起,中间混杂的那一块就是广义的文化史。

  我最早对于晚清的兴趣,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开始。特别是关于印刷的问题。我记得多年前在中央研究院给了三次讲演,就是用Robert Darnton 的理念作为参考,他讲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印刷和书本对于思想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还有其他几位研究印刷史和法国大革命的学者──如Roger Chartier──的专著。后来开始从跟思想史有点儿关系的文化史来研究晚清的文学。我开始研究的时候,问的都是一些广义的文化史的问题。我做学问常常会把问题想半天,甚至几年,如果搞不清楚的时候,就不敢冒然下手,所以一直拖了很久。就在这个时候,王德威的书出版了。①他可以说是把晚清重要的文学文本都做了一种非常深刻而有意义的解读,跟随这个路径,能再做的不多。后来我因为指导学生,涉猎到了一点在思想史和社会史方面研究晚清的学术著作。

  今天我所谓“新课题”的意思,其实就是希望找到一些比较新的approach,也就是新的方法、视野、或者介入点,走一条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新的路,可是这马上就产生一个吊诡:很多新课题,都是要从旧课题开始的。

  就晚清而言,在台湾大家研究过的一个旧课题,就是民族想象或家国想象,这个课题大部分是从梁启超那里来的。梁启超对晚清的影响非常大,我个人也是从梁启超开始认识晚清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如何缔造一个想象中的新中国,一个新的社群——“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从梁启超开始看,再从思想史上找到一些线索,看他们如何从传统里面逐渐挣脱出来,又如何受到很多外来的影响,产生很多复杂的思想纠葛。还有晚清女性思想的研究,非常重要。在座的各位,有些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有不少台湾学者研究康、梁以外晚清的其他思想家,如中央研究院黄克武,是继我的老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之后,研究严复翻译的重量级学者。后来,文哲所在我鼓动之下,彭小妍等一些人也开始做跨文化和翻译的研究。晚清的史料里面,如从文学或新知方面来讲的话,翻译至少占一半,甚至于更多。很多关于新知的书,都是经过翻译。不只是从欧洲语言翻来,很多是经过日文转译过来的。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个很明显的西方文本的旅程:西方的理论也好、思想也好,怎么样经过明治的日本传到晚清的中国,这一个旅程本身就非常有意思。这里面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多,如果在座各位有懂得日文的,我非常鼓励各位,能够把中文数据跟日文数据一起来研究。我知道现在政大出了一个新的刊物:《东亚观念史集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积极地把东亚变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日本,加上台湾。台湾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文化流动的版图上,台湾变成一个重要的中介。以上这些,据我了解,就是目前台湾研究晚清的一些基本的路数。

  我现在先介绍自己思考的两个大问题,然后再进而讨论几个小问题。对我来讲,大和小都是互为因果的。

  一、“帝制末”与“世纪末”

  晚清这一块(我用一种空间的说法叫“这一块”),在时间上的定义是什么?严格说来从一八九五 年到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应该算是狭义的晚清。如果稍微往后多加几年,就把这一块弄得更大一点,可以一直拉到五四的前夕。五四和晚清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中国大陆以五四来区分中国“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我和王德威都反对。我们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绝对应该从晚清开始。我甚至觉得应该从晚明开始,从前没人信,最近有几位教授开始感兴趣,中研院也以晚明和晚清的对照为主题开过学术研讨会。

  我们想打破以五四为分水岭的看法。如果从五四立场往回看,晚清很多现代性的因素就会被压抑了。我想这是王德威那本书最基本的出发点,所以书名叫作“被压抑的现代性”。这本书的第一章非常难懂,因为他把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压缩在他自己的语言里面。光是“压抑”就解释了好多次,肢解成各式各样的论题。它们被一些外加的“主旋律”或者 discourse所宰制,所以被压抑掉了。王德威又用 liminal(阈限)这个人类学的观念来解释。晚清似乎在各种主流现代性讨论里面,变成一个边缘的位置。但是边缘跟中心的关系是什么?书中第一章里最难懂的名词,就是所谓 “involution”,中文该译成“回转”吧?不应该翻成“轮回”。所以各位如果看英文原著再对照中文就有意思了,“revolution”vs. “ involution”,两个英文字是压尾韵的,革命叫作 “revolution”,“革命与回转”,就是它的吊诡的一面。历史所钟月岑教授回应:“好像翻成‘内卷’。”“内卷”?不错不错,我这边可能抄错了,“内卷”的现象是“先延伸、卷屈而内耗于自身的一种运动”,这是王德威自己的定义。“常和后退的动作连在一起”,①可是,“不是反动”。这个句子,我觉得可以好好讨论。这是从理论上来解释晚清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更深化了 C?linescu(Matei C?linescu,一九三四 - 二〇〇九)的那个说法:“进步的另外一个面孔就是颓废”。那么,进步和颓废的某种吊诡的表现就是“内卷”,就是“先延伸、卷屈”,“内耗于自身”。这个“内耗于自身”的“自身”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思想。这个“内耗”本身是有建设性的,不见得全是破坏。有时甚至产生新的革命性的东西,所以它的吊诡性就是从旧的传统里面可以找出不自觉的,或是自觉的,新的端倪。这些新的端倪就使得晚清非常有意义。这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王德威的观点,但各人的解释方法不完全一样。

  我的解释的方法是先从历史着手。我从我这一辈的思想史家,特别是林毓生那里,得到一些灵感。中国到了清末已经进“帝制末”,整个传统的秩序开始解体,因而带动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全盘式”的思想模式。这个模式看来是更新,但它的基本结构仍然是传统式的。林毓生用的名词是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他又用 universal order 来涵盖整个的中国传统,这个“传统秩序”的衰落,其象征就是一九〇五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如果从一个文化史或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的话,这个衰落甚至会带一点儿抒情的味道──换言之,就是帝制末是不是可以看成一种中国式的“世纪末”?我知道“世纪末”这个名词本来在中国是没有的。我非常自觉这是一种挪用。这个字的法文是 “Fin de siècle”,主要指的是十九世纪末,尤其是“世纪末”文化发展得最光辉灿烂的维也纳。这个学术根据就是 Carl Schorske 的那本名著,在台湾有译本,就叫作《世纪末的维也纳》。这本书最出色的几章,就是关于建筑、绘画和弗洛伊德的讨论。从这本书各位就会发现,为什么在整个贵族阶级凋零,资产阶级兴起的关键时刻,就在维也纳,突然出现那么多思想家、艺术家、音乐家和文化人。他们几乎是十年之内,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世界。从语言学,到心理学,到艺术,到文学等等。所以有人认为,欧洲现代主义的兴起,就是应该从维也纳世纪末那个时候开始。晚清不可能像维也纳一样出现这样的东西,可是,难道晚清一点所谓世纪末的辉煌都没有吗?甚至于文化上的回光反照都没有吗?如果真的没有,两三千年的文化传统怎么就一下子,在一夕之间,就荡然无存?连一点儿追悼的表现也没有吗?这个问题和五四的进步思想,要打破帝制、打破中国传统,刚好是对应的,是互为表里的。

  于是我就从晚清的文学作品里面,挖出几个文本,来印证最近王德威所研究的课题: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大家也许看过他那本最近出版的书,《现代抒情传统四论》。①他是从中国最古老的《诗经》传统,一直讲到沈从文。不过,也许是因为从前写过晚清了,所以晚清这一块就没讲。如果要讲,就是如何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ek)所谓的史诗式(epic)和抒情式(lyrical)的叙述模式,吊诡式地合在一起,这是他一个基本的论点。那么,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晚清有两本小说,是同时出版的(一九〇六),而且同样在《绣像小说》这个杂志连载:一是《老残游记》,一是《文明小史》。后者甚至还抄了前者的一小段。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研究,《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盗用了《老残游记》第十一 回五十五 个字。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章,登在中央研究院的通讯簿里面,也是一个讲演的纪录。②这两个文本,一个是仿真史诗式的作品。因为中国没有史诗的类型,作者用小说的手法,内容太多,形式实在负荷不住。他的范围是当时因新政而生的各种新事物,故事的时间就只有两三年,但是小说空间容不下这么多丰富的数据,所以看起来好像写得乱七八糟的。可是,用王德威的话来讲,却充满了所谓“众声喧哗”。故事最后不了了之,结尾有点儿像是《水浒传》“收编式”的结尾──一个满清大员要出国考察,就说:“各位的故事和各位的高论我都收进来了。”但不自觉地,这本小说的作者李伯元“摸”出了一个新的叙事模式:这个小说里面传统叙事者的地位不见了,那个说书人,好像是作者自己,可是他是一种模拟式的作者。到最后好像觉得这个作者也在为这位满清大员服务一样,于是就把他们的故事改写成小说,最后把这本小说交给这位虚构出来的满清大员(可能也有真人的影子)。当然真有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再过一两年,清朝第一次派几个大臣出外考察。如果再继续写的话,显然就会变成《孽海花》。《孽海花》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已经研究得很多。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来看的话,有些熟悉的文本好像突然产生了一些没有预想到的意义。

  对照来看,《老残游记》的意义我认为更重要。因为真正能够来表现我所谓的这种中国式的世纪末的抒情的,就是《老残游记》。这本小说的形式也是混杂体,包括游记,小说,最后还有探案。如果慢慢看这本小说,就会觉得,它是一种文人田园式的抒情,可是故事的大部分发生在黄河结冰的冬天,很明显的有寓言意义:中国文化已经进入秋冬季了。因为中国式的象征方式是四季:春代表什么,秋代表什么。例如“秋决”,秋天才杀人,才处决。那么冬天代表的是什么?所以黄河结冰的意象,对我来讲,很明显的,带着一些文化上的寓意,甚至是政治寓言。我们或许可以从“世纪末”的角度来探讨,到底这个文本所描写的场景背后的深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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