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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2017年第1期 总第62期

流浪的异托邦

——郝景芳科幻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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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波

2016 年 8 月 21 日，随着“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

雨果奖的揭晓，郝景芳连同她的获奖作品《北京折叠》进

入了人们的视野，科幻与现实的关系也进一步引起学界

关注。纵观郝景芳已发表的长篇小说《流浪苍穹》和中短

篇小说集《去远方》《孤独深处》，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小

说无不充斥着对工具理性支配人类社会后的担忧，反思

着技术代替劳动后人类在自身历史的位置，重审着现代

乌托邦所界定的规训和赋予的自由。甚至可以说，郝景

芳笔下相当一部分的小说，都在试图反诘一个个关于现

代乌托邦的神话：在多元化的表象下投身于同质化的现

代乌托邦建设中，人类自身依托技术驾驭了自然规律，

却又被自身所发明的技术所规训，时间可以被切割，空

间可以被赋意，唯独人在自由的名义下失去自由。

“同质化”、“同一性”或“单向度”，在郝景芳的诸多

科幻小说里，都以同一个义项指涉着人类引以为豪的现

代乌托邦。而面对这种势不可挡的现代乌托邦建设，郝景

芳并没有用赫胥黎式或奥威尔式的恶托邦来反向观照现

代乌托邦，而是用褔柯式的异托邦来建立起独立的思考。

一、同质化的反思：空间形态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概念最先见于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

托邦》，“乌”即乌有，“托”乃寄托，“邦”是国家 / 空间，对

“乌托邦”最直观的理解可以是“寄托了美好理想但尚未

存在的国家 / 空间”。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是重估现代

乌托邦的一种对照关系，任何一个规划着的空间形式都

可能是乌托邦：“乌托邦不是一种表征，而是一种作用，

旨在揭示我们对未来想象的局限。超越这种局限，我们

似乎再不能想象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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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

笔下常见一种同质化的空间，它有时候是人们试图为理

想、幸福、秩序而作出努力的国度，有时候又是人类被自

身发明的技术和纪律所规训的区域。在郝景芳笔下，它

们都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有着内在秩序的封闭空间系

统。不管是《北京折叠》中的北京、《弦歌》里的人类世界，

还是《流浪苍穹》里的火星，空间形态都规定着人存在的

形态，分割着时间，甚至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的

可能性。在大卫·哈维的《希望的空间》中，这类区域或国

度被描述为“空间形态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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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为人类带来的

同质化生活，统一表现为科技对人类所有领域的无限僭

越，工具理性对人类感知的完全支配。这种对同质化的

焦虑，正是郝景芳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母题。

具体而言，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对人类社会的同质

化改造，表现为对人类身份的重新划定。《北京折叠》是

一个不难梳理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在未来由三个等级

的空间所组成的北京。每当一个空间的展开时间结束

后，它就会收拢合并，被折叠起来，空间里的人进入休

眠。在这样的技术乌托邦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被

空间所表述，“折叠北京”成了被权力建构起来的空间机

器，人按照功能被物化为空间机器运作的零件，拥有经

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人共同制造空间机器运

作的规训。在“折叠北京”这样的空间机器内，每一次的

空间转换都意味着血肉丰满的人彻底成了维系空间机

器稳定运作的一个零件，每一场折叠循环都意味着一轮

规矩的、不可违抗的、等级分明的功能重启，这座空间机

器通过技术乌托邦的身份用物器功能来衡量人类的价

值：第一空间的人制定和维护法则，第二空间的人倾其

所能确保乌托邦的日常运作，而至于为数最多的第三空

间居民，因为资本不会流动到他们那里，技术不会投放

到他们那里，主流市场不会覆盖到他们那里，他们以垃

圾清理工的同质化角色充当着整个空间机器的“过剩零

件”。“折叠北京”这座空间机器的第三空间，像极了大

卫·哈维所探讨的城市巴尔的摩。城市充斥着无家可归

者、失业者和有工作的穷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带来机

会的不平等，教育资源丰富却并不对大多数孩子是开

放，财富往上层阶级转移，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则顺着

城市的边缘空间游移，富人构成了富人居住区并削弱了

公民权、社会归属和相互支持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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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简化了人力，却重写了人的价值。空间折叠成97

精致的立方，却阻隔了社会的流动。“折叠北京”这座空间

形态的乌托邦，就如褔柯笔下的圆形监狱一样，权力主导

者通过对身体的教导（drills）、训练（training）、长期的行

动标准化以及通过对空间的控制，将“可被限制、使用、转

化与改进的驯良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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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自己所支配的系统内。

二、另一种同质化：恶托邦的反诘

从柯布西耶的《伏瓦生规划》、克劳德·巴夯的

“地域乌托邦主义”、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计划到扎

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

《1984》，人们一边构思并尝试实现理想中的世界，一边

又在乌托邦实践的溃败中讽刺虚无、批判现实，乃至落

入反乌托邦的境遇。托尼·布恩斯在《政治理论、科幻小

说和乌托邦文学》中通过梳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

阿苏拉·勒奎恩的科幻小说演变，论述了近 500 年来人

类由乌托邦图景到恶托邦境遇的书写转向 (transition

fromutopiantodystopianwriting)：自工业革命以

来，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跃进使人类物化为空间机器的

零件；理性并没有拓展人类思维的疆界和维护人类的自

由，反而以更隐蔽和精准的方式规训人类自身。人类的

乌托邦追寻却换来了始料未及的结果。这种挫败感导致

的反差使得人们进行反思，恶托邦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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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托邦（Dystopia），又称“反乌托邦”（anti-utopia）、“敌

托邦”（cacotopia）、“废托邦”（kakotopia），“恶”、“反”、

“敌”、“废”，这些前缀无不透露出对人类文明自我反噬

的警惕。一时之间，恶托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另一种

体现深度和剖视现状的“政治正确”。先有著名的恶托邦

三部曲《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后有典型的恶

托邦电影《V 字仇杀队》《雪国列车》《饥饿游戏》。中国

的作家中，如韩松的《地铁》、陈冠中的《盛世》、王晋康的

《蚁生》等，也加入了恶托邦的行列。恶托邦所呈示的一

切“非人化”境遇和“物化”景观固然值得所有人去警惕，

但是，将恶托邦与乌托邦二元对立起来是否就是唯一的

反思路径？恶托邦和乌托邦是否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联

系？甚至说，是否存在一种第三方的角色去审视乌托邦

和恶托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位置？

在郝景芳的长篇作品《流浪苍穹》中，她也构设了

一个恶托邦——地球，但这个恶托邦是在一个乌托邦

（火星）的比照下进行的。《流浪苍穹》讲述了人类突破了

重力技术后，一批人移民到了火星，并通过独有的玻璃

技术和镀膜技术完美地适应了火星的环境进行生存，乃

至衍伸出对资源、自由和制度的新理解。于是，火星与地

球爆发了一场关于“反叛”的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二者处

于长达百年的停交状态。百年以后，火星和地球开始恢

复来往，火星会定期派出少年到地球学习，长大后重返

火星。火星“独裁者”的孙女——主人公洛盈，就是这批

留学生中的一员。洛盈的成长史，实质上就是地球与火

星的编年史，是恶托邦与乌托邦的关联史。作为乌托邦，

地球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思想高度开放，技术高度发

达，个体的意义无限放大，人们在这颗星球上享乐和迷

醉。而作为恶托邦，火星则肃穆而宏伟，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完全分割开来，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无需顾虑，因为

被统一规划并安排，但每个人的精神成果和思想结果都

必须共享。地球和火星，对于年少的洛盈来说俨然就是

两套看着截然不同的话语：地球无时无刻诱导着人类进

行物化，而火星则将活生生的生命处理为思想数据。洛

盈试图在这两套话语体系中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甚至学着追问历史来获得契合火星思维的机会。然而，

洛盈最终无法信任地球和火星的任何一套话语系统，因

为她发现，地球和火星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们都

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制度所规训，被自己所生产出来的

体系所支配或消费，“自由”本身甚至成为了一种可疑的

生产对象。乌托邦或异托邦在技术话语的处理下被转换

为一个关于权力运作的词谱，血肉丰满的人反而被搁置

为单向度的符号。关于乌托邦与恶托邦的趋同性，批评

家陈冠中也曾经作出过跟《流浪苍穹》中洛盈相似的思

考。他认为，并不是乌托邦思维乐观天真、恶托邦思维悲

观现实，而是两者的想象都是“大开大阖”的，不是大肯

定就是大拒绝，不是天堂就是地狱，非此即彼，二元对

立，不是全选、就是全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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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管是陈冠中还是郝

景芳，二者似乎都把审视乌托邦的焦点从恶托邦上面移

开，从而瞄向异托邦。

三、反同质化的多元空间：异托邦

在《流浪苍穹》的结尾，洛盈并没有选择地球或火

星，她最终寄身于当初来往火星与地球之间的飞船厄玛

斯，实现真正的流浪苍穹。对于地球（乌托邦）和火星（恶

托邦）而言，流浪于太空的飞船厄玛斯俨然就是异托邦

的隐喻。

“异托邦”（Heterotopia），又称“异质空间”、“另类

空间”或“他性空间”，最先出现在米歇尔·褔柯的《词与

物》中，随后，在 1967 年 3 月 14 日褔柯进行了一场题

为《异质空间》（Desespacesautres）的演讲。他认为，异

托邦与乌托邦不同，它不是构想中的宏大世界，它对于

现存空间秩序和构想中的乌托邦而言，是颠倒性存在，

对乌托邦产生一种“反构成”的他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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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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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异托邦98 评

论

2017年第1期 总第62期

苍穹》中徘徊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太空飞船厄玛斯，这

个漂流的空间俨然就是一个异托邦，以第三方的角色观

照着地球（乌托邦）和火星（恶托邦），并探寻着新的可能

性和意义。厄玛斯的游移，切断了地球或火星任何一方

的“空间—权力”关系，它产生并制造着空间的差异性，

使空间秩序以更复杂的方式并置。这样的异托邦充斥了

空间话语和文化意义的反诘，随时警惕着空间沦为局促

的、固定的、僵死的机器。我们甚至可以说，厄玛斯在《流

浪苍穹》的宇宙中还原了空间应有的意义。“空间不是抽

象的同一的秩序 , 而是由多元的、异质的关系构成的。

在现实中存在着这样的场所 , 它既是现实的一部分 , 但

同时又挑战、质疑、改写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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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托邦式的空间运作，在郝景芳的小说中被塑造

成一种主体的同时，也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不妨

称之为“异托邦思维”。她既没有否认乌托邦的意义（如

《阿房宫》里秦王的乌托邦构想），也不完全认同恶托邦

（如《流浪苍穹》中的地球）。通过阅读她的作品，我们不

难发现她对异托邦的态度——“允许存在异托邦”本身

比单纯地恪守乌托邦或固执地坚持恶托邦都重要。在郝

景芳的另外两篇短篇小说《弦歌》和《繁华中央》里，同样

透露出一种“异托邦思维”。《繁华中央》和《弦歌》讲述的

都是同一个故事，一个是前因，一个是后果。在里面，地

球遭到技术更为先进、文明更为高等的外星种族“钢铁

人”的入侵。钢铁人可以做到无比精准的打击，毫无误差

地摧毁地球军事设备和军事人员，并通过控制地球的一

些拥有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名人作为自己的傀儡。但

钢铁人从来不屠戮平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不破坏

古老的城市建筑和艺术场所，甚至还对之加以保护。这

些艺术场所就是异托邦，因为纯粹的艺术意味着多元的

生命体验和真实的情感流露，它不能被乌托邦的宏大意

志或恶托邦的尖锐境遇所固定，它本身就是流动的、变

化的，对抗着物化和“非人”性。这就正如本雅明在谈及

波德莱尔时候所说的“意愿的力量和集中精力的本领不

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偏爱的是感官快乐……纯粹记忆变

成了一种‘非意愿记忆’（memoireinvolon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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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流浪苍穹》《弦歌》《繁华中央》还是《阿

房宫》《谷神的飞翔》《看不见的星球》，郝景芳都在以

一种“异托邦思维”对抗着技术跃进、制度改革和文明

进程中所带来的焦虑。这份思考其实早在马泰·卡林内

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出现过。在他看来，乌托

邦把现代人卷入对未来的冒险中，假定的完美无法达

到，现代乌托邦便沦入困境，“乌托邦厌倦”（boredomof

utopia）在现代性的驱使下逡巡，导致了反乌托邦最终维

护着它试图否定的过去，反对它曾试图宣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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