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幻小说《火星纪事》的编年史叙事体例

刘义　李秀芳

　　一、引言

　　在传记作家萨姆·韦勒（Sam Weller）眼中，美国当代科幻小说家雷·布莱德伯利（Ray Bradbury）是一个“矛盾体和怀旧的梦想者，他能够预测过去，记载未来”。［1］10韦勒的总结精辟到位，这位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重要作家与同时期的其他科幻作家相比确实是位另类存在。布莱德伯利反转了科幻小说的叙事常规，包含激烈矛盾冲突的宏大场面在其作品中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百转千回的情感世界和优美抒情的诗化语言，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与不落窠臼的想象力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美国科幻评论家奈特（Damon Knight）指出，“（布莱德伯利笔下的）高科技物体只是大而恐怖、毫无意义的名字。他的力量在于写出真正对人类重要的东西，如前理性的追求、出生的狂怒、被爱的意愿、交流的渴望”［2］。芝加哥大学学者伍尔夫（Gary Wolfe）评价道，布莱德伯利的突出特点在于他的“反科学”，“他对科学不感兴趣，只关注技术对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3］178。此外，布莱德伯利的语言特色也在研究者的视野内，科幻评论家皮尔斯（Hazel Pierce）视布莱德伯利为爱伦·坡的学徒，认为他的语言具有诗意的美，而且作品中弥漫着哥特式文学所特有的神秘气息［4］。

　　上述研究大多集中于布莱德伯利科幻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忽略了他在叙事形式方面的不俗表现。形式问题向来都是作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现代小说在西方兴起之后，作家们就从未放弃对小说形式可能性的探索，这一方面是由于，如苏俄形式主义所言，文学作品形式的“陌生化”之于“文学性”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由于形式对于文学作品意义生成乃至社会文化建构贡献着自己的独特力量，小说“通过叙事形式参与到总体文化的建构中去”。［5］因此，从叙事形式角度入手解读布莱德伯利的长篇科幻小说《火星纪事》（The Martian Chronicles）会有新的发现。该小说首次出版于1949 年，借助真实感极强的史书框架叙述了一个超验时空中的虚构故事。编年史叙事体例并非布莱德伯利首创，但他将这种叙事形式引入科幻文学创作，不仅是一次形式技巧的创新，更赋予科幻文学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

　　二、开头与结尾的叙事循环

　　由于作为叙事背景的时间和空间具有无限性，因此小说如何开头与结尾就变成了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冒险之举。希利斯·米勒在《解读叙事》中探讨了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之惑，米勒认为，“任何叙事都无法显示其开头或者结尾”，“对于结尾的分析倘若足够深入，总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即根本无法确定该故事是否确实已经完结，任何叙事的开头都巧妙地掩盖了源头的缺失所造成的空白”。［6］50，55在米勒眼中叙事就是数条时而分离、时而交织的线条，可以在时空中无限延伸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小说的开头与结尾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火星纪事》将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在编年史叙事体例的帮助下，小说的叙事线条编织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圆环： 结尾既是整个叙事的终点，又是叙事的诱因； 开头既是整个叙事的起点，又是整个叙事的归宿。编年史小说之所以能够突破直线叙事线条，是因为此类小说中的时间为物理学意义上的绝对时间，与事件的发展无内在联系，仅起到叙事标记的作用，所以编年史小说作家“必然在人物与各种偶然事件之间采取某种疏离、默然的态度”［7］182，换言之，编年史小说中的各个故事可以放在任何时间框架下进行陈述而无须在意其逻辑关系。

　　具体到《火星纪事》而言，小说开头对火星人夫妻的叙述将一个大大的疑惑抛给了读者： 火星人妻子为何对地球探险队倍感兴趣？ 火星人丈夫为何千方百计地阻止妻子去看望地球人？ 满腹疑虑的读者欲倒转时间寻找答案，正如米勒所言，“开头涉及一个悖论： 既然是开头，就必须有当时在场和事先存在的事件，由其构成故事生成的源泉或支配力，为故事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事先存在的基础自身需要先前的基础作为依托，这样就会没完没了地回退。”［6］54然而，布莱德伯利并没有使叙事回退，而是令其向未来继续前进。随着小说的展开，这对火星夫妻被暂时悬置起来，直到27 年后，小说结尾处讲述了一个地球人家庭的故事： 地球即将被核战争夷为平地，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偷偷驾驶火箭逃到了火星。为了抚慰哭闹不已的小孩，丈夫谎称全家去火星旅游。到达火星后，孩子们要求与火星人见面，夫妇俩将他们带到河边，指着水中一家五口的倒影说： “火星人在这里。”［8］186读者此刻恍然大悟，小说开头的火星人夫妻来自27 年后的地球，至此整个《火星纪事》的叙事又回到了起点，叙事线条收拢为一个闭合的圆圈。其实，作家在小说中部《月光依旧明亮》一章中就已为叙事线条的回归做了精心准备，第四探险队在火星着陆时，面对毫无生气的火星人遗址时，队长不禁问自己：火星人是什么样的，去哪里了，他们有国王吗，难道全死了吗？ 他们如何建造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去过地球吗？ 难道他们是几千年前移居于此的地球人？ 他们是否和我们有着同样的爱憎，和我们一样愚笨？［8］60探险队队长的内心独白将火星人和地球人捆绑在一起，时间在此处悄然调头，开始向着出发点返回，因此表面上朝着未来前进的《火星纪事》却在不知不觉间到达了过去。这种循环往复的叙事特征既是布莱德伯利追求小说新奇形式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1949 年6 月，布莱德伯利带着自己的短篇科幻小说到纽约寻求出版，由于当时读者对此类作品不感兴趣，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正当布莱德伯利灰心失望之际，有人建议他把火星系列短篇小说设法“拼成一块挂毯”，于是布莱德伯利连夜挑选故事并拟定了一个行得通的长篇小说框架，“他将这些故事拼接为叙事马赛克，给科幻小说领域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1］170为了将这些原本独立的短篇小说糅合为一体，布莱德伯利只得舍弃情节的统一，转而以时间为线索来提纲挈领全文。《火星纪事》结尾处的这一章实际上是整部小说中最早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布莱德伯利将它放在结尾位置，使之兼具叙事终点与起点的双重功能。这种巧妙的循环叙事结构颠覆了现在与未来的先后关系，消解了单向时间对叙事因果逻辑的不利束缚，使得《火星纪事》成为一部可以从任意一章读起的小说，并为读者带来一种浑然天成的统一感。

　　单向度直线前进的编年体叙事下隐藏着圆形的循环结构，布莱德伯利这一独具匠心之举不仅破解了叙事线条之惑，而且还投射出作家眼中世界的根本面目。与大多数相信科学技术无限进步的科幻作家不同，布莱德伯利更加重视幻想的作用，他宣称，“人类自原始社会就具有了幻想能力，幻想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因此，在布莱德伯利眼中，童年时期充满幻想的本真状态便成为人类生活的最终归宿，“人类的未来便是朝过去回归”。［9］91，102作家的这一观点在《火星纪事》中得以明确呈现，小说起始处，一股古希腊神话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们在火星的死海边上一幢带有水晶柱子的房屋里，每天早上你可以看到K 先生吃着从水晶墙壁上采摘而来的金色水果……午后时分，K 先生在房间里读一本金属制成的书，书中象形文字凸起，手指拂过，如同弹奏竖琴一般。

　　随着K 先生手指滑动，书本便缓缓唱出一个远古的故事，那时面前的死海还是一片红色汪洋，先人们驱赶着数不清的金属昆虫和电蜘蛛奔赴战场。［8］9除了在火星上营造出古希腊神话氛围，小说还复活了早已消失的美国南方小镇。当第三探险队在火星着陆后，他们惊讶地发现：绿油油的草坪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物，房屋呈棕色，沐浴着阳光，一派安详。整座房子装饰着洛可可螺纹，窗户玻璃五彩缤纷，由蓝色、粉红色、黄色和绿色拼成。

　　门廊里放着一盆枝叶茂盛的天竺葵，檐下的一只小秋千在微风中前后摇晃……透过玻璃窗你甚至可以看到一张《美丽的俄亥俄》的曲谱搁在钢琴架上。［8］38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事出无奈的编年体叙事体例使得布莱德伯利免除了情节统一性的顾虑，他自由自在地将20 多篇短篇小说整合为一个首尾相连的叙事循环，产生了一种只有版面意义上的、而没有叙事意义上的开头和结尾。这种新奇而又矛盾的编年体叙事不仅增强了《火星纪事》的艺术性，解答了米勒的叙事线条之惑，而且还是作者“未来便是朝过去回归”观念的文本表达。

　　三、虚构与现实融为一体

　　布莱德伯利的科幻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其在科幻创作中以“未来”喻今的做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海耶特（Gilbert Highet）在为布莱德伯利本人选编的作品集“The Vintage Bradbury”所写的导言中指出，布莱德伯利的科幻小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历史叙事”［10］，虚构与现实有机地融为一体。

　　叙事学的发展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消除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现实的界限，因为“无论小说还是历史，都是在讲故事”［11］4，二者都致力于将概念文本化，没有本质区别。《火星纪事》所采用的编年史叙事体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实现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现实的融合，收到了真假难辨的叙事效果。

　　《火星纪事》揭露了历史的虚构性和不可靠性，收到了强烈的反讽效果。该小说标题中的“纪事”一词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本书的史书性质，各章节严格按照编年体史书的体例进行安排，每一章的命名都包含具体的年份和月份，如“1999 年1 月： 火箭之夏”“2026 年10月： 永久的郊游”等。本“史书”始于1999 年1月，止于2026 年10 月，记载了人类在27 年间如何一步一步探索火星、殖民火星并最终遗弃火星的历程。由于记载的是不曾发生过的未来事件，《火星纪事》具有十足的戏仿特征，布莱德伯利越是努力显示出客观真实的一面，历史的虚构性就越得到充分暴露，小说的反讽效果也就愈发明显，仿佛在告诉读者，“看，这就是历史的真面目！ ”正如杨金才所言，“历史只是叙事媒介而已，成了小说家的精心构思和巧妙阐释。”［11］4除了揭露历史的虚构性以外，《火星纪事》还尽情嘲弄了宏大的历史叙事风格。布莱德伯利将微不足道、庸俗不堪的小事放在史书的叙事框架中，如火星夫妻之间的猜疑妒忌、火星人的名利之心等。在《1999 年2 月： 亚拉》一章中，火星人丈夫得知妻子梦见来自地球的男人时，醋意大发：“告诉我！ ”他命令道，“别想着瞒过我！ ”丈夫铁青着脸站在她面前。

　　“我从来没有看见你生这么大的气，”妻子有些吃惊，也有些好笑，“那个叫约克的人只不过告诉我，呃，说，他想带我去他的飞船，和他一起飞往太空，飞回他们的星球，这多么荒唐。”“荒唐之极！ ”丈夫几乎在吼叫，“你真该听听你是怎样和他聊天，唱歌，以及怎么极力讨好他的，哦，天呢，整整一个晚上，你真该听听你自己！ ”［8］15在《1999 年8 月： 地球人》一章中，火星人对来自地球的探险队员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而是把他们当成罹患精神病的火星人，送至火星精神病专家X 先生处。对于登陆火星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地球人和火星人产生了大相径庭的理解，证明了历史叙事的主观性。布莱德伯利用冷静克制的语调告诉读者，人类眼中的飞天壮举变成火星人眼中的精神病症状。X先生把探险队讲述的太空之旅当成精神病人的臆想，断定队员们罹患的是一种新型疾病，此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把这一切写进我最伟大的论文里，还要在下个月的火星学术演讲中陈述这些奇迹”。［8］35此类荒唐场景在《火星纪事》中时常上演，布莱德伯利破坏了历史书籍固有的宏大叙事规范，使得叙事形式与叙事内容产生了强烈冲突，产生了双重反讽意义： 一方面讽刺了人类的功利和庸俗之心，另一方面也嘲弄了历史事件的虚构性、主观性和不可靠性。

　　《火星纪事》证明了文学作品能担负起描绘真实、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重任。众多二战前后的社会问题，如殖民扩张、种族矛盾、环境恶化、核战威胁等，都在该小说中得以呈现。学界已经对布莱德伯利科幻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进行了充分研究，伍尔夫观察到布莱德伯利科幻作品与美国历史的联系，他表示《火星纪事》和《华氏451》都是美国“边疆文学”的组成部分［3］179，这一论断在《火星纪事》中得到充分体现。小说所描绘的人类向外太空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欧洲殖民者开拓疆域时北美印第安人被迫害的血泪史。根据《火星纪事》的记叙，由地球飞往火星的前三支探险队均被火星人消灭，人类殖民火星的野心濒临失败。但第四探险队到达时，形势却发生了根本逆转，此时大多数火星人已经死亡，而少数幸存者则逃到了偏僻山区，对地球人避而远之。满腹疑惑的第四探险队发现，原来火星人感染了前三支探险队携带而来的水痘病毒而丧命，探险队中负责考古的队员说：“水痘，我仔细检查过了。这种病也许对地球人不起什么作用，但显然对火星人来说却是致命的。我认为，他们的新陈代谢系统与我们不一样，小小的水痘把他们化为灰烬。由此可见，约克、威廉姆斯还有布莱克船长肯定到过火星，虽然现在不知他们是死是活，但却无意中给火星人带来这种致命病。”［8］55很显然，这描写是对欧洲殖民者征服北美印第安人这段不光彩历史的“科幻记载”。欧洲白人抵达新大陆后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热情帮助下才得以存活下来，但随后他们却对恩人大肆迫害。欧洲殖民者的胜利固然得益于坚船利炮的帮助，但他们携带而来的天花、水痘等传染病也成为无形的杀人武器。印第安人由于感染上述传染病而大批死亡，1763 年北美英军总司令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甚至写信赞扬使用感染天花病毒的毯子作为武器来灭绝印第安人的做法④。

　　殖民者站稳脚跟后便开始对山川河流进行重新命名，《火星纪事》如此描绘这一霸道举动：火星上原有的名字都与山川河流有关……火箭如铁锤一般将这些名字捣得粉碎，大理石铭牌被页岩取代，上面赫然写着铁城、钢城、铝市、电村、棉花城、五谷乡、底特律第二，都是地球人带来的满是金属味和机械气息的名字。［8］110通过命名，地球人把火星人的土地据为己有，将自己的掠夺行为合法化。与火星上原本充满自然韵味的名字相比，地球人所取的新名字“满是金属味和机械气息”，破坏了火星上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殖民者的罪恶行径污染这片洁净的土地。现实中，北美洲的众多山川河流也经历过强行改名，原有的土著名字纷纷变成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名称，印第安人的存在痕迹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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