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外星他者与后人类伦理——评莱姆《索拉里斯星》

王瑞瑞

　　科幻文学与后人类主义在后人类主义和人文主义持续已久的纠缠较量中，蓬勃发展的科幻文学成为两者搏杀的角斗场。人文主义强调人的独特性、优越性，坚守“人性”这一既定内涵，其核心就是“人类主义”。而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境况是：一方面，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人们信心十足地鼎立于人类纪时代；另一方面，上述诸种技术的发展，也使人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思考人类本身。人类引以为傲的某些特性开始黯然失色，譬如在数据主义的强烈攻势下，“人类体验”将不再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价值要依靠在数据处理机制上发挥多少功能来评估。①与此同时，人类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类寿命的延长、身体的重组、思维的嫁接等变化渗透甚至破坏着人类的界限，“人性”不再是一种本质意义的存在。我们不可回避地进入到后人类境况中。尽管后人类主义理论枝蔓繁多，但都倾向于在后人类境况下展开对人类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如何面对“人类”这一传统概念、如何界定“人性”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成为理论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对于许多后人类主义理论家来说，科幻文学是我们切近后人类思考的绝佳方式。科幻文学总是言及“未来”又直指当下，它为人类文明之未来遭际预先提供了诸种想象的可能，时刻提醒着现实人类智慧的界限。达科·苏恩文关于科幻文学的界定已为学界普遍认可，“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其充分必要条件是间离与认知的在场和相互作用。”②以苏恩文对科幻小说的界定和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总结出科幻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与科学技术关系密切，秉承科学精神，强调一种科学的认识论态度的间离。

　　当然，这里的认知并非是说科幻小说一定要严格遵守某种科学共识。科幻作品会将一些新技术进行想象的放大，所以毋宁如卡尔·弗里德曼所说，它是生产出来的一种“认知效果”。③科幻文学在认知基础上的“间离”手段造成对传统人性概念的疏离或说陌生化。正是由于这种认知和陌生化辩证结合的特性所形成的文类特性，使它可以为非人类主体的叙述提供空间，进而检视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科幻作品将我们时代的科技进行了戏剧化的扩大和延展，为我们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后人类主体，为研究者探讨后人类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场域。谢瑞·文特、唐娜·哈拉维、凯瑟琳·海勒、伊莱娜·戈梅尔等学者均通过对具体科幻作品的解读展开对人类主义的批判、讨论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影响并尝试提出新伦理形式的可能。

　　科幻文学是对人类主义展开批判的重镇。但与此同时，它亦极易成为人类中心主义顾影弄姿的秀场。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在一些外星遭遇主题的科幻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挑战和瓦解人类主义上，这类科幻文学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因外星场域存在时空的不确定性和远离人类文化的特异性，使外星遭遇类科幻作品更容易实现对人文主义的批判。E·戈梅尔认为与其他主题的科幻文学相比，外星遭遇主题的作品表现了一个真正的相异主体性。④的确，众多科幻作品对人类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后人类伦理的思考，比如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科幻电影《月球》里的克隆人主题，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莱姆的《机器人大师》中对人工智能的伦理探索。这些主题尽管是对人类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但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但各种克隆人、人机合体、人-动物的合体都是人造的、人为的，它们起码在人类的智慧和认知范围之内。与前述作品相比，外星遭遇主题的科幻作品因地外世界的不可知性造成与现实更为彻底的疏离，这为后人类伦理形式的想象提供了更多可能。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外星遭遇主题的科幻文本并未达到这样的效果，而是呈现了一种后人类主义向人类主义的滑动，甚至沦为人类征服宇宙的宣传工具。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穷尽其智慧想象出的要么是类人的“伪外星主体性”，要么是引发人类生理厌恶和心理恐惧的“怪物”。从《独立日》《迷失太空》《普罗米修斯》到《异形》，人类置身于宇宙灾难中，在善恶二元对立的伦理框架内设想出各种外星敌人，并最终以正义者的身份战胜外星人。这里投射的依旧是人类自身的影像，对后人类的思考激发出的是更为自傲的人类中心主义。总之，在这些作品中，人类很难想象出一个完全的他者。如同一些其他主题科幻作品把地球变成了一个“驯养的地球”一样，许多外星主题科幻作品把宇宙变成了“驯养的宇宙”。

　　莱姆正视了这一问题。他以嘲讽的口吻批判科幻文学的人类主义范式，认为其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拟人化宇宙。在这个科幻宇宙中，人类经受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残酷遭遇。这些残酷是“人性化的残酷，是人类可以理解的残酷，甚至是最终可以通过伦理观点来判断的残酷……我们可以知晓科幻小说已经对宇宙所做的：从道德观点来看待宇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⑤人类将自身伦理话语置于宇宙空间之中，在善恶二元对立框架内评判和防御他者，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外星他者存在的意义。这既是一种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作祟，同时也是人类无法超越自身认知局限的无奈之举。因此，如果剥除宇宙的拟人化外壳，人们不得不面对超出人类认知范围的完全他者时，要想完全摆脱“人性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莱姆的外星主题科幻小说呈现了这一困境并试图给出解决方法。在《索拉里斯星》中，莱姆通过对人类主义的批判、完全他者的呈现、新的伦理形式的探索等角度实现了对后人类主义的深切反思。

　　人类主义批判

　　莱姆关于外星接触主题的科幻作品不少，主要代表作为《伊甸园》《索拉里斯星》《其主之声》《大溃败》等。这些作品均以人类与外星接触的不可能性表达了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呈现出对伦理转型的积极探索。这其中，《索拉里斯星》中显示了更为积极的伦理转型的努力，并且明显地比其他作品具有更多的人性元素。正是这些人性元素使得《索拉里斯星》从莱姆的外星接触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两位著名导演的青睐。不过，相关的电影作品显然脱离了作者的初衷。从小说到电影，后人类主义向人类主义的滑动昭然若揭。莱姆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目的，它意在探讨非人类境况而不是在太空寻找人类自身。“就如同麦尔维尔的《白鲸》，它不是一个贪婪的船长渴望捕获白鲸的故事，而是意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同样，尽管该小说确实涉及了爱情，《索拉里斯星》的主题却不是外太空的悲剧爱情故事，而是既非人类的也非类人的异族在太空中与人类不期而遇的情景。”⑥在史蒂文·索德伯格导演的《索拉里斯》中，小说被改造成了好莱坞大片的典型模式，人物在外星时空中上演了一出充满惊恐元素的浪漫爱情故事。非人的主题更换为爱和责任这一人类的主题，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誓死捍卫掀起了电影的高潮。电影结尾，复制的克里斯和复制的哈瑞终于幸福地在一起，爱情得以完满，遗憾终获填补。索拉里斯海洋通过提取人类愧疚和羞耻的记忆而对人类道德规范构成的挑战在主人公完美的爱情结局中荡然无存。对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导演的《飞向太空》，莱姆也非常不满，“我对这种改变有根本的保留。首先，我本来希望看到索拉里斯这个星球，导演不幸地否定了我，因为这部电影是一场戏剧化的作品。其次，正如我在一场争论中告诉塔尔科夫斯基的，他根本就不是在表现索拉里斯，他是在拍《罪与罚》。我们在电影中得到的只是这个可恶的开尔文如何驱使可怜的哈瑞自杀，然后他良心所遭受的痛苦因她的出现而放大：一个奇怪而不可理解的出现。”⑦饰演男主人公的多纳塔斯·奥维戴斯在整部电影中以痛苦扭曲的脸和汗流浃背的身体以及充满焦虑的神态把凯尔文因为哈瑞的出现而遭受的内心的痛苦和良心的谴责放大了数倍。在诠释“罪与罚”这一主旨上，该电影无疑是完美的。莱姆并不讳言其小说的人性元素。

　　小说中包含了爱情、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但这些人性内容是为了揭示人类认知失败而设置的，它们是促使我们探索伦理转型的刺激剂。所以，所有人性元素是置于非人类接触这一巨大主题之下的，两部电影的导演则本末倒置地将非人类的内核弃之不顾从而背离了小说的初衷。

　　为实现对人类主义的批判，莱姆对人类认知展开了深入探讨。这一探讨“与索拉里斯学文献和索拉里斯学的精髓是紧密结合的”。⑧莱姆所表现的人类与外星异族的接触方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类持续不断地研究索拉里斯星球的热情；二是星球的回应——“访客”的出现，引起人类的恐慌。在莱姆这里，后者并非是前者的直接结果，自人类关注索拉里斯星球以来，星球从未对人类的各种研究和试探作出回应，而此时星球对人类的关注只是出于它突然的兴趣和好奇。这无因果关系的两方面的设置直接挑战了人类伦理善恶的二元对立关系，是在超出伦理框架之上来审视人类自诩为典范的黄金法则，呈现人们的认知困境和伦理困境。小说对关于索拉里斯星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索拉里斯学的形成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书写，而据小说改编而来的两个电影版本均在“访客”上下功夫，却对索拉里斯学几乎没有涉及。

　　从索拉里斯学的角度来呈现人类与外星接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认知遇挫。

　　索拉里斯星之所以从数百颗普通的行星中被人关注，正因为它挑战着人类的认知和智慧。历经百年的索拉里斯研究史中形成了繁杂多样的理论。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人们不断遭遇认知失败，譬如根据科学家的测算，索拉里斯的公转轨道应是不稳定的，而事实上，轨道相当稳定。人们始终对索拉里斯海洋的运行原理无从下手，语言失去联络功能，向索拉里斯海洋传递信号的电子设备并未带来任何可靠明确的信息。有关海洋的一切一直晦暗不明。尽管对索拉里斯性质的探讨形成了数不清的观点，但实质上人们无法真正用语言来表述这异于人类智慧和理性的一切，因此，人们只能通过“描述”的方式来记录索拉里斯的一切现象，为其画像。人们在“拟态群”上下功夫，利用人类经验来为这些永远变化的形态分类命名。无论是“脊椎柱”“对称锥”还是“翼脚龙”，这些命名都与人类自身的经验密不可分。莱姆构建庞大的索拉里斯学意在嘲讽与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他借斯诺特之口说出了人类与外星沟通的实质，“我们自认为是沟通星际的神圣骑士。而这又是一个谎言。我们四处寻找，想要的其实仅仅是所谓的‘人’。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世界。我们要的只是一面镜子。完全不同的世界会让我们不知所措。”⑨索拉里斯学者大部分时间在人类各种科学方法的悖论矛盾中打转，他们对索拉里斯星所作的互相矛盾的推断实质上将索拉里斯星视作宇宙中的另一个地球，映照出的是人类自身的形象。这导致对索拉里斯的研究困于庞大的索拉里斯学漩涡而找不到出路。莱姆通过索拉里斯学道出了人类与外星沟通失败的根本原因，即试图以一种人类的方式来理解一种非人的或者说完全异于人的生命存在。正是由于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索拉里斯探险委员会对飞行员贝尔通关于索拉里斯海洋可以制造出人类的复制物这一重要发现不予理会。语言交流和理论阐释的不可能为人类的认知界限描红，同时亦揭示了人类的伦理边界。索拉里斯学所呈现的认知遇挫逐渐拉开了索拉里斯星这一“完全他者”的序幕。

　　作为中介的“访客”

　　与电影所塑造的拟人化宇宙和拟人化他者不同，莱姆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全他者”。莱姆一方面通过索拉里斯学的呈现逼退人们认知范畴内的拟人化他者，另一方面则通过索拉里斯空间站的“访客”——人类与外星异类接触的中介，进一步揭示出索拉里斯海洋这一“完全他者”。

　　每一个踏上索拉里斯太空站的学者都迎来了各自的“访客”。“访客”即与学者们有着或曾经有着某种关系的人甚至物的复制版本。他们的突然出现使原本相安无事的索拉里斯太空站充满了神秘与恐怖的气氛：吉拜里安自杀，其他专家陷入不可言明的恐慌之中。“访客”的形成来自于索拉里斯学者头脑深处的记忆，且主要是歉意、愧疚、隐蔽的心思等不愿示人的维面。索拉里斯海洋将这些难以启齿的东西以物态化的形式呈现在索拉里斯学者面前，将人类那自以为完美的道德的黄金外衣揭开，暴露出人类最为丑陋和羞耻的面目。面对“访客”，索拉里斯学专家们表现出了深深的恐惧却又互相隐瞒。他们对“访客”始终秘而不宣，萨托琉斯一直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斯诺特遮遮掩掩，吉拜利安自杀后情况才为人所知。

　　“访客”的到来是对人类伦理道德规范的挑战和瓦解，索拉里斯专家的表现则更强化了作者对人类伦理优越性的批判。

　　莱姆如何通过“访客”来呈现一个完全他者的呢？那就是“访客”的不确定性。这包括“访客”主体身份和目的的不确定性。“访客”的产生依赖两方面力量，一方面，人类的头脑深处的部分记忆片段构成了“访客”的思想，另一方面，索拉里斯海洋则提供制造仿造物的物质材料并以超强的复制能力促成了“访客”的诞生。复制人哈瑞是主人公凯尔文的“访客”，她要受到“我”凯尔文和索拉里斯海洋的双重影响和限制，具有双重本体的性质。“访客”哈瑞的思维活动来源于并依靠于凯尔文以往的记忆。也就是说，这记忆并非死去的哈瑞本人的，而是凯尔文记忆的片断。这记忆里包含凯尔文对妻子哈瑞的爱和愧疚以及与她无关的一些记忆，比如在妻子死后的时间里凯尔文对其他人的评论。复制人哈瑞的思想会随着凯尔文思想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并且附属于凯尔文的内疚，因此，时刻不能离开凯尔文的视线范围。另外，由于索拉里斯星的不为人知的力量，访客具有抵抗攻击的巨大防御力量和自我恢复能力。访客的这种双重本体特征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似乎逐渐生发出自我意识，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人类的问题，最终可以独立于凯尔文而存在。一种独立的主体性似乎逐渐在建构起来。不过，事实上她是否建立起真正的独立主体性并不明确。凯尔文所面对的可能是深爱着自己的女人，也可能是索拉里斯星的一部分、一个测探人类的细小触角。从凯尔文这个第一人称出发叙述的故事里我们发现了复制人哈瑞比较明显的变化——独立意识的形成。值得思考的是，这独立意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她确实挣脱了索拉里斯和凯尔文的双重思域的局限？抑或是受凯尔文潜意识的意愿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至少，凯尔文在头脑深处始终对“访客”无法脱离主人的视线而存在感到深深的恐惧，因此他潜意识里希望能够摆脱这种不可割断的依附状态。同时，她在索拉里斯星空间站出现的目的是不明确的，她那标志着强烈独立意识的“自杀”的壮举可以作多重理解：是为了爱人而勇敢地牺牲自己，是凯尔文令人羞耻的心底的渴望，抑或是索拉里斯海洋在洞悉凯尔文希望留住哈瑞的心思后利用哈瑞对人类进行的残酷的报复……当然，尽管复制人哈瑞有着“双重本体”特征和主体性形成的不确定性，她依旧是人类与索拉里斯星球得以沟通和联系的唯一中介。人类只能通过对她的揣度、观察以及实验来了解索拉里斯星，而她身份和目的的不确定性昭示了人们与外星接触和沟通的失败。复制人哈瑞之所以具有如此特征，无疑是莱姆的有意为之，“在描写索拉里斯海洋的时候，我却要把所有通往创造物的化身层面的线索一一切断，也就是，以便于避免与索拉里斯海洋的接触追随人类的交往模式-虽然它的确以许多奇怪的方式发生着。”⑩我们在文本中无法找寻到“访客”来源的有力证据，只能在各种解释和目的的猜测中徘徊。复制人哈瑞身份的杂糅和目的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人类伦理判断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复制人哈瑞的存在解构了人们传统上对善恶的理解。对恶和善的判定是建立在人类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的。如果按照这一原则，索拉里斯专家在索拉里斯星上遭遇的一切（即提取人类深藏的记忆使之以具体化的形式出现在索拉里斯学者面前）无疑是十足邪恶的。复制人哈瑞的存在使这些笃定的结论变得模棱两可。莱姆试图通过哈瑞告知人们，停留在人类伦理基础上对索拉里斯的一切推断都是虚妄的，我们认定的邪恶对于索拉里斯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正如一群蚂蚁在一个庞然大物的表面努力探索被后者无意中伤害一样。总之，尽管哈瑞的愈加人性化和独立性使得人类遭遇的伦理僵局有所缓和，但她的主体身份和目的的模棱两可却致使身后的索拉里斯海洋对人类来说始终是不可知的。因此莱姆借哈瑞这一三方角力的混合物呈现了一种超越人文主义的后人类主义对象——索拉里斯海洋这一“完全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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