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语文学中的历史见证与反乌托邦想象——2017年英语文学报告

芮小河

　　2017年，全球英语文学呈现以下趋势：（一）英语作家的文化背景多元化，族裔作家继续保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引人瞩目的发展势头，而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国的原住民作家群也在崛起，影响力日趋强大；（二）英语文学作品对移民、原住民等棘手问题的书写涉及当下全球政治、文化等方面重要事件，从而提供了一种历史见证；（三）传统上被严肃文学排斥在外的科幻小说一改通俗类型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局面，不断获得旨在奖励严肃文学作品的大奖，科幻反乌托邦小说尤其受到青睐。

　　英国文学

　　在2017年英国文坛上，“国情小说”和移民文学大行其道。此外，反乌托邦科幻小说在文学奖和影视剧改编助力下，传播广泛并广获好评。

　　当今英国最具创新的小说家之一阿里·史密斯（Ali Smith）被视为具有实力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2017年她发表的新作《冬季》是其“四季四部曲”之一，结合了喜剧、幽默与社会政治批评。小说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加紧脱欧步伐的混乱时期为背景，讲述了2016年圣诞节前后一个英国家庭的故事。现年六十多岁的索菲亚是一名成功的女商人，她有个二十多岁的儿子亚瑟，还有个断绝来往达数十年之久的妹妹艾里斯。索菲亚传统保守，而妹妹年轻时激进、叛逆，早早辍学投身政治活动，姐妹俩因此分道扬镳。正当亚瑟应母亲邀请准备带其女友夏洛特去康沃尔与母亲共度圣诞节时，夏洛特宣布与他分手。亚瑟于是付钱给一个克罗地亚裔加拿大姑娘勒克斯，让她冒充夏洛特一同去探望母亲。面对沉默不语的索菲娅，勒克斯设法与其聊天，让她开口谈论过去，还邀请了艾里斯来做客，试图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

　　史密斯把握当代英国社会、政治的脉搏，不仅通过小说人物探讨英国脱欧及叙利亚难民危机引发的人道灾难等话题，还讨论了社交媒介推特圈的“暴徒性”。

　　2017年，现定居纽约的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发表其第十三部小说《金色豪宅》（The Golden House），该书以当代美国社会为背景，被视为“当代美国的寓言”A。小说开始，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职典礼当天，一个来自孟买的神秘富商及其三个成年的儿子搬进了纽约曼哈顿一栋豪宅。父亲借用古罗马皇帝名字给自己重新起名为尼禄·戈尔登，而给儿子们也同样以古希腊和罗马人的名字重新起名。尼禄私底下告诫儿子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家的秘密。小说的叙述者是尼禄的邻居、年轻的电影制片人雷内，他观察戈尔登一家，希望拍摄一部以戈尔登家为蓝本的电影。尼禄娶了年轻美丽的前俄罗斯体操运动员瓦西丽莎，麻烦随之而来。儿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搬走，家庭秘密被披露，雷内也背叛了他的女友和尼禄，与瓦西丽莎私通。

　　在当前世界政治混乱、美国经济持续衰退的阴影下，拉什迪回归现实主义。《金色豪宅》从奥巴马就职开始，到2016年总统大选特朗普式“政治小丑”的崛起为结尾，影射当今美国文化和政治。从神秘的亿万富翁到政坛风云人物，尼禄有着特朗普的影子，他靠开发房地产发家，富甲一方，还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拉什迪的《金色豪宅》超越了移民、族裔题材的范围，而同时期巴基斯坦裔作家莫欣·哈米德（MohsinHamid）的第四部小说《出走西方》（ExitWest）是一部关于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小说。小说的两位主人公赛义德和娜蒂亚相识并相爱，两人所在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武装夺权，人们生活在暴力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赛义德和娜蒂亚听到了关于“神奇黑门”的传言，赛义德的母亲被流弹击中身亡之后，两人决定从这扇“黑门”中逃离家园西行，他们发现自己竟瞬间置身于希腊海岛上的难民营中，接着又从这里通过“黑门”去往英国伦敦，见识到了更多的难民营。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伦敦，伦敦本地居民和移民相互之间的敌意日渐加深，暴力袭击时常发生，移民们最终被限制隔离在贫民窟里。为了生存，两位主人公不得不前往美国加州。

　　哈米德在小说中结合了魔幻现实主义、新闻纪实手法，敏锐地记录了难民们在流离失所中的感受，并说明移民们实际无处可逃，无论他们迁徙到哪里，都会遭遇暴力发生，他们不仅失去家园或受到伤害，而且还无法自主建立起新生活。《出走西方》“及时地讲述了应对全球移民危机的故事”A，唤起人们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现代英语作家借用希腊、罗马神话讲述现代人故事的传统由来已久。乔伊斯在其巨著《尤利西斯》中，将荷马笔下的杰出英雄人物改写为处于困境之中普通的都柏林人。才华出众的巴基斯坦裔女作家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1973—）的《家园烈火》（Home Fire）就基于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B这是一部关于当今恐怖主义、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小说。作家以英国两个亚裔家庭替换了原著中的底比斯贵族家庭。

　　小说分为五个部分，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展开，开篇讲述二十八岁的年轻学者伊斯玛把双胞胎弟弟、妹妹抚养成人后，准备前往美国求学，她在希斯罗机场遭到严格的盘查。这不仅因为她的父亲是一名圣战分子，在去关塔那摩湾的途中死亡，而且因为她的弟弟帕维兹受他人鼓动，离开英国前往伊斯兰国，任何与恐怖分子有关系的人都要经过仔细审查、记录和监控。在美国，伊斯玛邂逅了新任亚裔英国内政大臣卡拉麦特的儿子埃蒙，为了个人仕途发展，卡拉麦特公开表示放弃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并娶了白人女性为妻。伊斯玛对埃蒙产生了好感，但埃蒙回到伦敦后，却爱上了她的妹妹阿妮卡。帕维兹在到达拉卡市之后对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激情迅速幻灭，于是向两个姐姐求救，结果伊斯玛向政府报告了弟弟的行踪，而阿妮卡却竭力拯救弟弟，并央求埃蒙动用其父的关系，让弟弟安全回家。

　　沙姆希的小说展示了穆斯林移民对家庭和国家的忠诚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揭示了穆斯林移民也是恐怖主义的牺牲品，他们的英国人身份、对英国的忠诚受到质疑，他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免得被人怀疑。哈米德和沙姆希等族裔作家促进人们思考以下问题：西方国家将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移民压力？国家边界的概念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移民和“本土主义者”将需要怎样调整？

　　2017年，相继登上亚马逊畅销图书榜单头名的有两部科幻小说——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eid\'s Tale）和英国犹太裔女作家娜奥米·阿尔德曼（Naomi Alderman，1974—）创作的第四部小说《权力》（The Power）。2017年，《使女的故事》电视版在欧美很快成为热播剧，而《权力》则成为首部获得百利女性小说奖的科幻小说，并将被搬上电视荧屏。《权力》是一部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科幻小说，围绕女性赋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权力”的问题。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年轻姑娘们能发出强烈的电流，通过简单触碰就能杀死男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学会了利用这种奇怪的超能力，从而掌握了绝对的权力，男性与女性力量的倒转打破了原本“正常的”权力平衡。女性革命首先在沙特、印度、摩尔多瓦等女性受限制最多的地方爆发，而西方国家则制定法律禁止女性使用超能力，把具有超能力的女性集中起来看管，竭力遏制，但女性革命已不可阻挡。具有超能力的女孩们纷纷逃到了修道院，艾莉声称受到召唤成了“母亲夏娃”，领导造反的女性在东欧建立了一个女性统治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男性像奴隶一样受女性统治。《权力》被视为《使女的故事》的更新版。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年轻女性在受到男权迫害时会寻找避难所，但阿尔德曼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女性在拥有绝对权力之后，是否会如同其所期待的那样，建立一个和平、慈爱的女性社会？

　　2017年，以奖励文学实验创新而闻名于世的文学奖“金匠奖”也颁发给了一部科幻反乌托邦小说——《幸-福》（Hppy）。该书作者尼古拉·巴克（Nicola Barker，1966—）曾两次入围曼布克奖，还获得过2000年度爱尔兰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幸—福》的故事发生在未来一个没有衰老、贫穷和痛苦，看似完美的世界里。

　　永葆青春的人们将大脑与一个信息流中的机器系统连接起来，系统记录下所有人的思想、行动，并且精神药物和超级先进的信息技术被用来监控全体成员的想法和行为，使其保持思想、行动上的一致。女主人公米拉深感其思维模式受到限制，变得越来越焦虑，她对著名的巴拉圭古典吉他手兼作曲家奥古斯汀·巴里奥斯着迷，巴里奥斯被迫结合西方音乐和本土音乐，以建立其舞台形象。米拉深入审视音乐家的内心冲突，对其遭遇的胁迫性深有同感。为超越自己作为个体与个体作为系统的一部分之间的张力，她最终“向系统宣战”。

　　巴克描绘的反乌托邦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被呈现为一个乌托邦：既没有大规模杀戮，也没有迫害、禁书，但人们却为追求独立自由而付出代价。巴克开展小说形式上的实验，使形式和内容相得益彰：首先，她挑战传统阅读法，在小说开篇先用少量颜色标记词组来吸引读者眼球；接着，随着越来越多标记颜色的词组出现，读者情不自禁地去猜测这些带着颜色的词语组合成因。色彩出现频率的增加让人联想到文字处理对人类情感的技术监控，使读者感受到乌托邦的窒息感。

　　从十九世纪玛丽·雪莱开始，科幻小说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科幻乌托邦小说呈现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乐观信念，但反乌托邦小说呈现一个由人类和政治邪恶所造成的苦难社会，更引起人们对当下局势的警觉。近年来，科幻反乌托邦小说再度盛行，从阿尔德曼与巴克的作品赢得的市场和文学声誉可见一斑。

　　加拿大文学

　　2017年的加拿大文坛上，一些关于种族、家庭和身份问题的作品引起关注。此外，传统上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是相互排斥的，而在2017年，通俗的类型小说频频夺得具有声誉的文学奖，显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在削弱。

　　乔尔·托马斯·海尼斯（Joel Thomas Hynes）的作品《某夜我们都将在睡梦中被烧死》（We\'ll All Be Burntin Our Beds Some Night）赢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海尼斯曾在加拿大影视界工作二十年，出版了多部小说及剧本。《某夜》讲述一个来自社会边缘的男子试图摆脱其不堪回首的犯罪历史、修复破碎的人际关系以恢复正常生活的故事。小说叙事在现在和过去之间交替，主人公约翰尼·克亚夫已经三次坐牢，目前因涉嫌袭击女友而被收监，等待审判。然而，女友在一场致命的事故丧生，未能出庭。

　　震惊之余，约翰尼抓住了这一次重新开始做人的机会，踏上了穿越加拿大的旅程，把她的骨灰送到温哥华郊区的一个海滩。在旅途中，约翰尼记忆的大门打开，其个人历史一点一点地被拼接起来。他从小家庭破碎，母亲改嫁，受到继父虐待。作家试图揭示是什么使他沦为阶下囚，以及是什么驱使他继续追求。

　　迈克尔·雷德希尔（Michael Redhill）凭借其第三部小说《贝尔维尤广场》（Bellevue Square）赢得了2017年度加拿大丰业银行-吉勒文学奖。这是一部关于身份之谜的黑色喜剧惊险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对家庭、社区、精神疾病的话题进行了探讨。主人公珍·梅森育有一对双胞胎，还经营着多伦多城区的一家书店，她的顾客陆续告诉她见过与其长相一模一样的女人——伊格丽德，据说是个犯罪小说家。珍决定去找到那个有可能是自己双胞胎姊妹的人。她的调查从多伦多城一个叫做“贝尔维尤广场”的公园开始，在那里，她遇到了常在公园溜达的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吸毒者、骗子、流浪汉和精神病人等。珍向他们悬赏提供线索，但一无所获。神秘的事情发生了，根据珍的叙述，她曾在儿子两岁时得了健忘症，当警察查问她时，她说自己叫伊格丽德。珍不可靠的叙述、不可靠的回忆引起小说情节突然转折。珍在精神病医生的照料下住院，接受手术、药物治疗和观察。

　　年轻的族裔作家戴维·查理安迪（David Chariandy）2017年发表的《兄弟》（Brother）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小说，探索了种族、阶级、家庭、身份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叙述者是特立尼达移民家庭的后代、现年二十八岁的黑人迈克尔。迈克尔回忆和年长他一岁的哥哥弗朗西斯一起成长的岁月，他们跟随其单身母亲露丝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移民社区里艰难谋生。露丝希望儿子们成为受人尊敬的优秀移民的“榜样”，弗朗西斯喜爱搏击和音乐，迈克尔腼腆，爱上了聪慧的女孩艾莎。但是，这三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毁于一场枪击事件。1991年的夏天，媒体把移民及其聚居区视为城市暴力的根源，于是警方加大了对移民社区的盘查，移民与警察的冲突越来越频繁，无辜的弗朗西斯在与警方对峙中被枪杀，他的死给母亲带来毁灭性打击。在弗朗西斯去世十年后，艾莎回到故地拜访迈克尔，迈克尔仍然住在老公寓，照顾其患上痴呆症的母亲。

　　加拿大原住民女作家伊甸·罗宾逊（Eden Robinson）被誉为“当代加拿大原住民生活记录者”A，她在2017年发表的作品《骗子的儿子》（Sonofa Trickster）是一部黑色喜剧，结合了成长小说、神话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讲述在加拿大北部原住民保留地一个十六岁少年杰瑞德·穆迪的生活。杰瑞德年幼时父母离异，当地经济衰退，影响人们的生活。杰瑞德的母亲酗酒、无正当职业，先后周旋于几名男性毒贩之间。杰瑞德只好住家中地下室里，靠卖毒品给其他孩子赚钱，在经济上帮助了父亲和邻居夫妇。他困惑于外祖母为什么从来没有喜欢过他，还说他是一个骗子的儿子。杰瑞德也遇到了超自然力量——喋喋不休的乌鸦、动物精灵和怪异的猿人等。通过描写一个原住民家庭功能失调和其主要成员遭遇的各种暴力，罗宾逊把原住民传统的口传故事、当代社会暴力和原住民争取生存的故事结合在了一起。

　　澳大利亚文学

　　2017年，澳大利亚文学精彩纷呈，原住民作家、族裔作家大放异彩。对澳大利亚而言，2017年是一些有关原住民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周年，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1967年澳大利亚举行全民公投，结果决定给予原住民公民权，到2017年刚好五十周年；根据1992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马博判决”，原住民首次获得土地所有权，2017年正好二十五周年；1997年，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被偷走的一代”报告A，报告发布到2017年整二十周年。因此，在该年度文学作品出现有关原住民的历史、殖民入侵、“被偷走一代”的寻根等话题热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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