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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境下“科幻”概念的生成

——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文之争”为个案

李 静

内容提要 关于“科学幻想小说”内部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学界大多在理论层

面展开辩驳，而在历史语境中考察科幻概念的生成与影响，则是更具开拓性的尝试。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爆发的“姓‘科’姓‘文’之争”为“观测点”，便会发现彼时

倡导科学性的观点在今日叙述中庶几缺席。在补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科幻概念的生成

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在“原则”与“自由度”之间的博弈战。社会主义文化转轨时期

科幻作者们争取“自由度”的人文主义方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科幻发展。这一个案

研究既有助于清理当代中国科幻的若干本土议题与经验教训，同时也意味着科幻足以成

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状况的重要入口之一。

关键词 科幻概念；科文之争；生成研究；自由度；社会主义文化

一部科幻发展史

［

1

］

，同时也是概念的变迁史。

仅就

20

世纪来看，五十年代中后期、七八十年代

之交与九十年代以降的三大繁荣期，孕育出风格各

异的创作实践，并持续刷新科幻概念的实际所指。

这也就为界定科幻概念的核心与边界，带来了相当

的难度。本文并非致力于总结其“静态”内涵，而

是强调概念与其所依存的社会历史语境具有密切

的互动关系。正如概念史学者科塞雷克（

Reinhart

Koselleck

）的提示，概念本身便是以语言形式贮藏

的历史经验。概念的生成体现了特定时刻的集体

需求，而概念的使用反过来也对社会历史产生影

响

［

2

］

。循此思路，本文尝试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历

史语境中审视科幻概念的生成过程，同时也以其作

为探索工具去穿刺社会历史的深层问题。这并非一

项纯粹的“考古”工作，回顾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反

应方式，正是在为探勘未来之路积蓄资源。

在此思路下，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这个历

史节点被凸显了出来。正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科

幻究竟属于科学还是文学”的激烈争鸣，简称“科

文之争”。这场论争标 志着科幻作者对该文类有了

更自觉的思考与实践，科幻群体也在压力面前更加

团结。下文将细致论述，这场论争如何深刻影响了

日后中国科幻的自身定位与路径选择，同时又是如

何形塑了今日读者的文类常识与阅读期待。“科文

之争”实乃当代中国科幻概念生成的关键事件。

然而，对于这场论争的理解却很不充分。目前

的相关史论，大都基于当前的科幻观来裁决其意义

与价值。回溯之举，往往会漏掉诸多历史的生成环

节，“科文之争”中那些不同于今日“常识”的部

分，也就变得有些难以理解，故而形成了把握当代

中国科幻时的一个模糊地带。而本文的讨论，正是

从廓清当前的认知状况开始。

一 三种叙述模式与再考察的必要性

“科文之争”的前提，乃是科幻长期以来是姓

“科”的。

20

世纪

30

年代，科学文艺自苏联传入

中国，希望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向青少年读者传播科

学知识，科幻便是其中的子类别

［

3

］

。“文革”结束

初期，伴随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明确提出，背负科普

使命的科幻再次迎来繁荣。彼时的科幻仍未脱离此

前的模式，从管理体制看，科幻作家隶属于中国科199

当代中国语境下“科幻”概念的生成

普创作协会下的科学文艺委员会，而中国科普创作

协会又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而非中国作家协会的分

支机构。至于发表平台，主要包括各级“科协”主

管的报刊、各级科学技术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与人民出版社。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科幻至此仍是

姓“科”的。

“科文之争”的直接动力，正是向姓“科”的

“血统”发起挑战。一般认为，起点是童恩正发表

于《人民文学》

1979

年第

6

期的《谈谈我对科学

文艺的认识》。此前一年，童恩正发表《珊瑚岛上

的死光》并于年末摘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

奖，这象征着来自文学界最高权力的认可，它既为

这一尚不独立的边缘文类赢得殊荣，同时也招致非

议。《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便带有为这

篇小说以及科幻的文学性辩护的目的，即便它涉及

的是对整个科学文艺的看法。该文明确宣告了科幻

的文学性与相对独立性，将蓄积已久的创作困惑摆

上台面。后续争议主要围绕科幻的“科学性”、科

幻的商品化与自由化、科幻评论的粗暴性、是否

以及如何发展科幻等问题展开

［

4

］

。而

1983

年“清

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中对科幻的打击和

否定，也被视作顺延了这场论争逻辑的激进结果。

“清污”后科幻发表平台大幅萎缩，创作队伍流失，

这一争论也随之烟消云散。

关于这场论争，学界主要存有三种叙述模式。

其一，“中断说”。此种最常见的说法将

1978

年至

1983

年视为科幻的短暂繁荣期，而肇自

1979

年的

“科文之争”是其中的破坏力量，因为它干扰了这

一文类的独立进程，摧残了刚刚萌发的生命力。由

此升级出的“精神污染”论，更是直接打断了科幻

的发展。叶永烈的《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

民出版社

2000

年版）为这一创伤记忆提供了完整

详细的个人记录。而这类创伤叙述也构成了科幻史

的主流书写模式。以

2017

年底在中文世界出版的

两部中国科幻文学通史——董仁威的《中国百年科

幻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与日本学者武田雅哉、

林久之合著的《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两卷本（浙

江大学出版社）——为例，均对此持有“中断说”

的态度。同样是

2017

年出版的《追梦人——四川

科幻口述史》（侯大伟、杨枫主编，四川人民出版

社）中，亲历者谈及“科文之争”时，也大多认为

它打断了彼时科幻的上升势头。

其二，“起点说”。与“中断说”相反，一些研

究者认为这场争论具有突破禁区的起点意义。吴岩

便认为从这些争论开始，科幻小说逐渐走出科普范

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

动。它为中国科幻文学松绑，并找到了具有本质意

义的生长点”

［

5

］

。他强调中国科幻至此摆脱功利时

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至今仍在这一延长线

上

［

6

］

。吴岩的这一论断直接针对宋明炜的“中国

科幻新浪潮”相关论述而发。宋明炜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的中国科幻已发展出新的文学想

象模式

［

7

］

。詹玲也与吴岩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

争论启动了对于“文学性”的探索，迈出了文类转

型的关键一步

［

8

］

。

以上两种看似相反的叙述模式，实则都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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