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的碰撞

——论好莱坞机器人电影的文化模式

陈佳

　　摘要：机器人电影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主要的题材，其文化模式具有双重性。表层的科幻模式占主导，天马行空的想象，逼真特效的感官刺激体现出娱乐性、商品性；深层的哲学模式旨在发掘认知社会和自我的真理，彰显伦理性、思辨性。

　　关键词：好莱坞机器人电影；模式；科幻；哲学

　　与古希腊戏剧的三一律和中国戏曲的才子佳人等经典艺术模式相仿，好莱坞电影类型片如喜剧、科幻、悬念、歌舞、爱情、战争、卡通、惊险、动作、灾难、伦理、恐怖等看似数量体裁繁多，思想开放；实际并非无迹可循，它们总是将美国社会主流的审美观、价值观、伦理观渗透于人物、情节、对话等构成的固定模式之中。像西部片中，跃马驰骋、面貌坚毅的持枪牛仔，横行无忌、邪恶歹毒的歹徒恶棍，开阔的荒野、封闭的驿车和黑暗的小镇等背景，以及“白人移民遭威胁，英雄牛仔解危难，除暴安良歼歹徒，帅哥美女大团圆”的叙事框架，都成为标志性的图像符号，宣扬了其西部拓荒的神话，反映民族性格和道德倾向。即使像《美国流氓》这类反传统影片，英雄主义、男欢女爱和冒险精神等西部元素仍必不可少。再如好莱坞惊险电影四大类型：心理类、科幻类、血腥恐怖类及伪纪录片类，惊悚的特效既满足了观众的安全感和侵犯欲，主人公矢志，坚强的形象又鼓吹了美国草根文化追求自由的主旨。而《黑鹰坠落》、《洛杉矶之战》、《壮志凌云》、《珍珠港》、《第一滴血》等战争片的背后也未能摆脱美国军方介入的阴影。

　　机器人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好莱坞机器人电影虽从属于指向未来的科幻电影类型，实坐落在历史和现实维度之上。人类历史上，关于机器人传说与作品屡见不鲜。黄帝造指南人败蚩尤于大雾，鲁班的木鸟能飞“三日不下”；偃师“所造能倡者”，“领其颅，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勾引挑逗“王之美人”（《列子》）。戴尔菲神谕中，女祭司坐在冒出催眠般蒸汽的椅子上，变身机器以充当阿波罗的傀儡。西方医学理论把人体当作机器对待；机械工程师的永动机之梦和罗马人力图用仿生手段设计制造有智力功能的机器等。文学史上，在1920年捷克作家恰佩克在戏剧《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首创“机器人”一词之前[1]，机器人早已粉墨登场，如浮士德实验室里的人造人“荷蒙克鲁斯”，霍夫曼的《葛蓓莉娅》，科洛迪《木偶奇遇记》、《未来的夏娃》等。从现实情况来说，机器生产是现代工业最本质的特征，电影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如布法罗指出：“文艺应具有普遍永恒性的人性。”[2]如歌德所说，越少知识的人越有准确的知识，怀疑随着知识一起增长。从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放映时，观众的四散奔逃开始，机器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所引发双刃剑式的道德层面的两难困境就引起了足够的警觉。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和机器生产国。1936年由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中钳工查理因单调疯狂的机械劳动，被迫试用“吃饭机”变得精神恍惚，错把扣子当螺帽来拧，生动揭示了人与机器的矛盾，可谓滥觞之作。1939年《绿野仙踪》中铁皮人为爱情失去心肝的情节则像在呼唤真情的回归。当全球信息化来临，面对自动生产、航天科技等构成的庞大“机器帝国”时，机器人电影的文化模式更折射出美国艺术家们对科学与哲学的种种反思。

　　一、科幻模式

　　科学发现为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好莱坞机器人电影一方面强调科幻片的娱乐功能，以超前的想象，宏大的场面，震撼的音效，曲折的剧情，以华丽逼真的视觉体验；呈现出为获利而面向市场的艺术商品属性。另一方面，如存在主义者认为的，艺术只有从所有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以自我作为基地，试图做出自省式的再考虑，意义才能得以实现。科幻电影将视角转向遥远的未来或未知世界，给机器人加上超自然的能力，增添太空飞船、外星文明等超现实主义的虚拟场景，重构了“哈姆雷特”式艺术意象，促发游戏本能，或满足期待视野，转换心理空间；奇异的形象、剧情和主题等强大的唤情结构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欣然接受，从生存竞争中暂时解脱出来，达成了感官的终极愉悦。

　　（一）机器人形象幻想情景和假设背景的神奇性让人脑洞大开

　　1977年《星球大战》系列中，邪恶帝国的运输工具是形似骆驼的机器怪兽，可搭载士兵几百人，不时发射着激光炮；机器人喽啰们肩扛激光枪，昂首阔步，蚁萃螽集般席卷宇宙中的文明星球。正义反叛军的机器人C-3PO和R2-D2，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既身怀绝技又插科打诨，为影片增色不少，片尾让主角卢克装上了机器手臂包含了某种隐喻。《异形2》女主角蕾普莉驾驶巨型搬运机器人与异形母兽在外太空殖民地展开了殊死搏斗，机械人“主教”则在最后关头保护了她。《终结者》系列中杀手T-800外形是结实魁梧的壮汉，T-1000是儒雅修长的警官，T-X则变成丰满曼妙的女郎。《环太平洋》中“机甲猎人”平均身高100米，重2000吨，装备火炮、利刃、锯刀、铁拳、钢盔等成为抵抗海洋怪兽进攻的庞然大物。《变形金刚》里博派汽车人首领擎天柱化身平头卡车，大黄蜂是雪佛兰轿车的变身，救护车为悍马吉普；狂派头目威震天可变成手枪、大炮、飞机和坦克，红蜘蛛以猛禽式歼击机为原型。《剪刀手爱德华》中的爱德华拥有人类的心智且纯真善良，拥有令人生畏的剪刀手。《明日世界》中的鸟型飞行器可自主扇动翅膀并发射子弹，大楼般高大的机器人与哥特风格的画面相映成趣，极尽想象力之能事。《阿凡达》那些人类可从内部操控的战斗机器人更是在潘多拉星球上为所欲为。

　　（二）机器人电影的主题设置彰显伦理化倾向[2]

　　机器人电影一方面投资巨大，展现出当代电影特技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旧历史学派创始人罗雪尔指出，文化是超社会的，人类的经济动机首先是有利己心和公德心。故事悬念迭起，主题多积极健康，极少好莱坞式的暴力、惊悚、乱伦、犯罪等话题，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情节设计上凸显戏剧性，表现善恶正邪的博弈。根据1958年改编自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我，机器人》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不得伤害人类，不坐视人类受伤害；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3]。据机器人守法则善，违反即恶，可延伸为两种形式：

　　1.消极的恶压倒善

　　1951年的《地球停转记》中机器人配角戈特是邪恶外星人操纵的无情感的傀儡，虚无主义的叙事旋律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绝望。1968年《2001太空漫游》中HAL电脑是人工智能完美的产品，像上帝般俯瞰着人间；但毫无情感的属性又决定了最完美的科技终究是恶魔。1982年的《银翼杀手》用颠覆性的黑暗色调，以复制人反抗集权的悲剧，通过“架空历史”方式对人的本质异化进行了隐含的讽刺，仿佛是对后工业时代的寓言。《极乐空间》将背景设定为地球生态已遭机器严重破坏，人机之争演变成阶级斗争。

　　2.善战胜恶

　　以“超级英雄拯救世界”模式最常见，结局大多为邪不胜正的圆满解决，且往往留下线索或悬念，为续集打下伏笔。加缪说，命运荒诞，唯有抗争。这种英雄情结首先来自古希腊的英雄崇拜，《遗落战境》中为拯救人类而慷慨赴死的再造人杰克如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铁甲钢拳》中面对强大对手，毫无惧色的陪练机器人亚当，寄托着失意的查理父子所有的希望，酷似《奥德赛》中与贵族斗争的俄底修斯，以明知不可为的顽强，证明平凡人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机器战警》中拥有人类头脑的机械械警察墨菲像赫拉克勒斯那般去完成种种困难的人物。

　　（三）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策略主观强化了英雄情结的蔓延

　　机器人英雄身上那种为理想而奋斗，为自由、平等而抗争得精神，呈现资产阶级道德色彩。如《环太平洋》出现了中、俄、澳、美多国机器人联合对抗怪兽的情景；最后唯有美国机甲“危险流浪者”独立拯救世界苍生，闪现着大国沙文的思维。

　　（四）机器人电影故事继承了西方戏剧的框架

　　1.有明确的开端、发展、高潮以及结局，环环相扣，节节递进

　　如1990年《机械威龙》以核子战争摧毁人类为背景，以多条故事线平行推进，最终汇总的形式。结尾安排的合众国战士阿基里斯与同盟国战士亚历山大的惊天大战，获得和平，构成“总分总”叙事结构。

　　2.根据心理冲突来组织和推动情节，使矛盾逐渐深化

　　如2008年《钢铁侠》中的斯塔克最初只是一个养尊处优、唯利是图的军火商，在一次绑架事件中却幡然悔悟，进而打造出一套钢铁衣，成为正义的保护神。

　　3.利用巧合、误会、悬念、偶然性等，制造紧张、激烈的关系或情境

　　1985年的《霹雳五号》中五号最初被设定为杀人机器，而一次偶然的短路状况下闯入了史蒂芬妮家，学习到了人类的智慧和良心，而最终拒绝回到武器公司。

　　四、力图使电影具有情节剧的特点，强调潜移默化。《机器管家》中的机器人安德鲁能感知人的情感：善意、歉意和友谊，有独立想法和思维，最终陷入与主人的爱情纠葛之中，超越物种间的温情和对人性的苦苦追寻使影片有了更加深刻主题。

　　五、画面、道具、服装、灯光、音乐上极其讲究，颇具唯美主义倾向。2015年的《超能查派》以实景拍摄表现机器人查派像个孩子不断学习，能够语言、思想，甚至能看书作画的场面。

　　二、哲学模式在哲学视野内，机器始终是一个颇具有挑战意味的概念。

　　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对自然持机械论观点。笛卡尔说，全部哲学像一棵树，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是干，其他科学是这树上生发的枝，依赖于三大主干即医学、机械学和道德科学。[4]在他看来，人的五脏六腑与钟表的齿轮毫无二致；人的心理活动，也按机械力学规律发生。霍布士喊出口号“人是机器”，将灵魂视为人体机器部件的观点曾风行一时。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将人定义为介于动物与机器之间的物种。中立派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的知识是逻辑机器的产品，基于经验但不完全可靠。李约瑟和怀特海则旗帜鲜明反对片面地将机器运动看作人的精神和经验的源泉。

　　法国当代哲学家巴迪欧提出，哲学的使命在于思考选择、距离和例外，而电影是在断裂中创造新的综合，是哲学情境的实验。现代电影和现代哲学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紧密。电影史上如法国《野草莓》对何谓善的追问，日本《罗生门》将客观真理的模糊化处理，前苏联的《两个人的车站》、《狗心》、《牛虻》以及好莱坞《魂断蓝桥》、《克莱默夫妇》、《廊桥遗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经典影片对社会弊病与道德现象的剖析，都因深邃新颖的哲学思考而脍炙人口。

　　如动画大师宫崎骏所言：“我说过我们很激进，反正我们创作影片是为了描述人性，影片的内涵才是最重要的。”好莱坞科幻电影正如永远在路上的西方泛人本主义哲学家那样，怪兽题材传达出对自然的强烈好奇与摆脱自我的孤独意识，丧尸题材涉及对本我意识及“人对人是狼”的思考，吸血鬼题材则探讨了生存的无谓与荒谬。弗洛姆在《理性的挣扎》书中无不悲观地宣告人类丧失了理性与爱，“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架冷漠疏远的机器人。”[5]“机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6]好莱坞机器电影虽视觉冲击力十足，但从电影艺术的本质来看，如果缺乏相匹配的哲学意蕴则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机器工业在带来生活高效与便捷的同时，早已颠覆了传统艺术的伦理观、宗教观及哲学观。而机器人电影与现代科学的紧密结合，卓越的认识价值却与古希腊自然哲学求知、求异、求变的理念十分契合。其次，如罗曼罗兰说，善与恶在川流中是混杂的。机器人电影扬善抑恶的暴力美学，形而上地将对公正、义务、权力和德性的理性思考通过感性角色巧妙地显现出来。最后，机器人电影继承了美国文化敢于质疑、藐视权威的一面，难能可贵的表现出对人类良知和道德思维的顾虑，对于未来的忧虑和警示；其主旨归结于以下伦理命题：

　　1.机器人与人的关系

　　与日本卡通机器人电影《机动战士高达》、《超时空要塞》等主人公都是被迫卷入战争，为生存而战斗的岛国心态；以及国产机器人电影《机器侠》等多关注家庭、婚恋等题材，所表达的东方伦理的向内性不同。好莱坞机器人电影更多地呈现出“魔岛理论”的特征，即“灯泡一亮，灵感一来，思想于是诞生”，表达了西方对科技、人性、社会等未知问题的广泛外向性关注。

　　2004年的《机械公敌》中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阿西莫夫《我，机器人》原著在文本上进行了大胆想象、解构和扩展：机器人因科技的高速发展，已能自主背离为其设计的“三定律”，成为一个与人类并存的高智商生物群。此时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是友是仆是主还是敌？显得含糊不清，反讽并消解了辉煌的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流露出无助、虚渺的末日悲剧感。2004年《复制娇妻》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男人随心所欲地行使规训权力，妻子们变成一台台滑稽、驯服的机器。女性机器人成为父权制两性关系的隐喻；而正常女人乔安娜却沦为屈原式的异类，她的道德抵抗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笑料，间接拷问了当代两性关系。

　　2.机器人的本质属性

　　即讨论机器人的机器属性与人格属性的矛盾。传统“强硬派”主张可知论，机器人只能作为人的劳动工具。如2010年《邪恶机器人》的虚构：未来机器人已代替人类的所有工作，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机器人却妄图杀戮人类，隐喻着恐惧焦虑，科学成为噩梦。“温和派”的不可知论乐观地相信，机器人随科技进步将焕发无限潜能，终可与人平起平坐。2013年的《机器纪元》中人类表现得比机器更冷漠无情，机器人仅剩的良知则肩负着地球美好的未来。2012年《机器人与弗兰克》中机器人成为孤独老人弗兰克的知心朋友。“中立派”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对机器人采取宽容的态度。《变形金刚》中机器人亦正亦邪，铁皮、千斤顶、营救车等数百个角色都源于现代交通工具，人类在机器大战中采取中立态度，对科学发展的危机与繁荣做出了貌似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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