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译界前锋周桂笙

袁荻涌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中，周桂笙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周桂笙（1873—1936），字树奎，上海南汇人。早年就学于上海中法学堂，专攻法文，兼攻英文，对英法文学均有较深入的了解。1906年，《月月小说》（清末四大小说杂志之一）在上海创刊，周桂笙担任该刊的译述编辑。周氏思想进步，辛亥革命前便与革命党人多有往来。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撰文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晚年在上海南市辟地筑屋，以诗酒自娱。1936年患咽喉癌逝世。

　　周桂笙的翻译活动始于1900年，在以后十年中，他翻译了数十种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清末影响较大的文学翻译家。1900年，周桂笙应好友吴趼人主编之上海《采风报》所请，开始翻译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人翻译过该书，是周桂笙第一个将它介绍给我国读者。由于各种原因，周氏未将《一千零一夜》全部译出，但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02年，周桂笙为上海《寓言报》翻译了《公主》、《乡女人》、《猫鼠成亲》、《狼羊复仇》、《乐师》等15篇童话，分别选自《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和《豪夫童话》等书。以上译作于次年汇集成《新庵谐译初编》（上下卷），吴趼人作序，由上海清华书局出版。从此，周桂笙的翻译活动一发而不可收。在以后几年中，他陆续翻译出版了20多本外国作品。从周桂笙的众多译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西方文学涉猎极广，对各种题材的作品都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他不仅翻译了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言情小说，而且还译介了政治小说、教育小说、滑稽小说、札记小说等。从体裁上看，既有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又有童话、寓言和民间故事。

　　周桂笙译介得最多的是侦探小说，他是我国介绍此类小说的先驱者。据说“侦探小说”的名称就是由他开始使用的。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曾称他是侦探小说的“译作能手”。周桂笙译介侦探小说，其本意绝不是为了猎奇，而是希望打破闭塞，开通风气，借助小说形式输入西方文明。同时，他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也很推崇，希望我国作家能从中取益。比如他翻译法国小说家鲍福所著侦探小说《毒蛇圈》后，便在卷首撰文推荐其写作技巧。他说，我国小说描写人物，总是先介绍姓氏来历，尔后再一一详述事迹，“陈陈相因，几乎千篇一律”；而《毒蛇圈》一开篇便是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

　　正是由于周桂笙的大力推荐，吴趼人才在随后创作的小说《九命奇冤》中，借鉴了《毒蛇圈》的倒叙结构方式，而且小说一开始也是描写人物对话。可以说，周桂笙是我国最早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学技巧的人。1908年以后，侦探小说在国内的译介已泛滥成灾，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有人认为周桂笙所译侦探小说甚多，因而助长了民国初年中国式侦探———武侠小说的盛行，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

　　周桂笙还十分重视介绍西方的科学小说。他认为科学幻想小说有助于国人开智启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当时翻译科幻小说的人很多，英、法、美、日、荷等国的作品都有所介绍。仅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就有10余种，《八十日环游世界记》甚至出现了6种译本。尽管当时出现了一阵“科学小说热”，但多数译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此类小说的价值，一般读者也仅仅是被小说新奇的内容和离奇的情节所吸引。而周桂笙翻译此类作品，则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借译介科幻小说来宣传和普及西方近代科学思想，丰富国人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在译本《神女再生缘》的序言中写道：“今外国已有空中飞艇之制，而回视吾国，则瞠乎未之有闻，科学不明，格致不讲，宜乎儒者于本国经史之外，几不复知有学矣。后之学者，其于科学，幸加之意焉。”

　　周氏译品中还有一类“札记小说”，也值得一提。这类作品虽称作“小说”，实际上却是真正的“札记”。举《新庵译萃》中的若干篇目即可说明，如：《印度杨树》、《美俄煤油之比较》、《美国之殖民政策》、《世界之大资本家》、《英美二小说家》等等。又如《最新统计表》中所收篇目：《世界宗教一斑》、《英国妇人职业表》、《英国水师将士表》、《日本近十年之商业出入比较表》、《居留伦敦之外国人》等。札记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涉及到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地理、人口、宗教、历史、科学、文艺、医药、交通、社会新闻，乃至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像周桂笙这样广泛介绍域外科学文化知识、放眼看世界的人，在清末文坛是极为少见的。

　　在短短十年的翻译生涯中，周桂笙能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始终把译介域外文化视为一件要务，把这件工作与振兴祖国密切联系起来。当他的第一本译著《新庵谐译初编》问世时，他就在《自序》中明确阐释了自己从事翻译活动的思想动因，乃是借输入西方文明以拯救贫弱的祖国。为此，他于1906年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以期能团结译界同仁，“交换知识”，“广通声气”，更好地开展译介活动。这实在可以说是近代翻译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些都足以说明周桂笙的确是一位思想深邃、眼界开阔的翻译家。杨世骥称他为开拓翻译新途径的前锋（《文苑谈往》），并非溢美之辞。

　　周桂笙的译笔生动传神，也是颇为时人所称道的。周氏历来主张采用“直译”之法，他的译文非常忠实原著，这与当时盛行的以意为之，任意增删割裂原著的译风大相径庭。即使是在语言运用上，他与其他翻译家比起来也迥然不同。当时的译文多用古朴的文言，而周桂笙却常用白话进行翻译，偶尔采用文言，也非常浅近，译笔平易如报章体文字，这在清末译界也算得上是一种大胆的尝试。1906年，上海的《中外日报》曾评论道：“周君桂笙之译笔简洁，尤为有目共赏”（《月月小说》第2号转载）。

　　总之，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周桂笙曾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为输入异域文化、开拓国人眼界作出过较大的贡献，他为此而付出的辛勤劳动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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