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37年前相聚北戴河

——忆“全国科普创作研究计划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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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微信公众号）　|　?卞毓麟　　2019年07月25日08:45

1981年10月1日，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1987年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简称科普所）启用印章，正式开张。当时它与中国科普作协合署办公，对内一套人马，对外两块牌子。科普所由高士其任名誉所长，初创阶段成立领导小组，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普及部部长黄汉炎兼任组长。时年58岁的梅光（第一任所党委书记）、56岁的王麦林和51岁的章道义为领导小组组员。他们协力带领为数不多的人马，克服种种困难，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许多重要的工作，很令人敬佩。

2004年，由梅光和居云峰主编，由科普所离退休老同志和部分在职人员，并邀请个别长期参与科普所研究工作的老专家，共同编写完成了《我与科普所：中国科普研究所巡礼》一书，科普所内部印发。此书的编校质量虽有缺憾，但其文献价值毋庸置疑。其中梅光的《科普所创建初期的艰难岁月》一文和章道义的两篇文章《深切怀念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科普所名誉所长高士其》《我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对于了解和研究科普所的早期历史尤有重要价值。

章道义的《我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一文写道：“在四年中我们就办了好几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其中的第二件大事，是“邀请了几十位热心科普工作并富有思想见解的专家学者和初露头角的青年科普专家，如王梓坤、王国忠、符其珣、谈祥柏、饶忠华、林仁华、卞毓麟等在北戴河开了一次科普创作研究计划会议，广泛地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在研究所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创作研究力量”。本文所述，正是围绕这次会议的一些回忆。

一、盛会

举办这次会议的主旨，在会议通知中说得很清楚。兹照录“通知”全文如下：

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并支持一些科普作者下功夫创作高质量的科普作品，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定于1982年4月21—27日在北戴河东山宾馆，召开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及重点创作选题计划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介绍科普创作研究所成立以来的工作和今后的工作计划。

二、讨论如何组织和资助所外人员参加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和重点创作。

三、制定近几年内的研究与创作选题计划，并落实到人。

特邀请您拨冗参加会议，如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请将您的意见和研究、创作计划连同回执寄回我所。

附上“近几年内研究与创作选题范围”“聘请兼职研究人员暂行办法”和“研究和创作选题计划表”，供参考。

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公章）

1982年3月24日

整个会议的日程安排是：4月21日上午全体会议，介绍科普创作研究的情况和工作计划，章道义报告《科普创作研究的范畴、方向和任务》，下午和4月22日全天分组讨论。4月23日和24日两个整天，分组讨论或推荐可以承担的科普创作研究任务。4月25日休息一天。4月26日上午分组讨论开展科普创作评论工作，下午分组讨论“聘请兼职研究人员暂行办法”。4月27日上午全体会议，大会总结，当天下午离会。从37年之后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今天来看，此会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用时似乎过于“奢侈”。但当时能聚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战友，历时一周悉心研讨，这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一次成功。

这次会议由梅光和章道义总负责，汤仲清、马晓庚、耿玉琴组成会务组。其余与会者分成四个组，作为历史的回顾与记忆，此处值得罗列全部名单如下：

第一组（14人）：徐克明、王梓坤、谈祥柏、夏树芳、张三慧、凌永乐、王真、卞毓麟、林之光、费金深、高庄、孔德庸、向华明、郭正谊。

第二组（15人）：史超礼、凌肇元、蔡幼伯、程鸣之、朱先立、王健、刘寿听、冯永亨、佟屏亚、朱毅麟、林仁华、王明慧、王洪、袁清林、汤寿根。

第三组（17人）：周孟璞、符其珣、郑公盾、金涛、赵之、黄连城、陈渊、周稼骏、文有仁、梁烈、李元、吴伯泽、何寄梅、王惠林、蔡伟蓉、陶世龙、黎先耀。

第四组（12人）：王国忠、司有和、朱志尧（缺席）、刘后一、张锋、郑延慧、陈天昌、盛如梅、孔述庆、陈日朋、孔小梅、郭以实。

与会者的年龄分布：40岁以下10人，41~50岁18人，51~60岁30人，60岁以上5人。当时我本人是39岁。2002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章道义主编的《中国科普名家名作》（上下册，约200万字），在书中可以查到上述大部分人士的简况。

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有14人发言交流经验，他们依次为：徐克明（科学普及出版社四编室）、凌肇元（天津四十二中）、陶世龙（武汉地质学院科研处）、郭以实（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王梓坤（南开大学数学系）、卞毓麟（中科院北京天文台）、谈祥柏（第二军医大学）、王国忠（上海科技出版社）、郑延慧（《我们爱科学》编辑部）、程鸣之（《农村科学》编辑部）、林仁华（解放军战士出版社）、朱毅麟（七机部501部）、陈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梁烈（《科学之春》杂志社）。有些发言确实很精彩，例如，王梓坤介绍创作《科学发现纵横谈》的动机和艰苦过程；谈祥柏介绍多年来研究马丁·加德纳的经历；林仁华介绍“军事科普丛书”受到全军指战员的欢迎，以及全体作者和编者受到总政治部嘉奖的喜讯；朱毅麟介绍钱学森对科普创作的关怀和他自己的体会等，都使大家受益匪浅。

为配合中国科普作协鼓励开展科普评论，培养科普评论人才，科普所在会上决定出版内部参考资料《评论与研究》。《评论与研究》第1期很快就在当年6月面世，水准可嘉，其后各期也多有看点。我所见到的最后一期《评论与研究》是1986年12月出版的第10期，刊末仍有“征稿简则”，但我不知此刊一直出到何年何时。

图1 《评论与研究》第1期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本人虽已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科普作品，向我约稿的刊物和出版社仍络绎不绝，但是我并不太清楚其他科普作家是怎样从事创作的。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是科普界的一名“散兵游勇”。

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对我很有帮助。在全体与会者中，我原先认识或见过的屈指可数。最熟悉的是李元和吴伯泽。李元长我18岁，与我是同行，他在天文馆，我在天文台，多年来亦师亦友，时有交往。吴伯泽长我10岁，是科学出版社公认的才子，我们都对引进外国科普佳作极感兴趣，我也是他所在编译室的一名主要译者——以参译每年一卷的《美国科学年鉴》和翻译阿西莫夫著作为主。记得在北戴河会议报到后，第一面见到章道义，老吴就向他介绍：“这是卞毓麟，他对阿西莫夫很有研究。”李元向陶世龙介绍说卞毓麟是天文科普作家，老陶当即表示：“我知道，他写了一本《星星离我们多远》。”

不少久闻其名的科普人物，在这次会上都见到了。一下子认识了那么多新朋友，令我格外高兴。尤其值得回忆的是，我在中学时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别莱利曼教授的《趣味物理学》《趣味力学》《趣味天文学》《趣味几何学》等名著简直着了迷，其中《趣味物理学》等几部书的译者就是符其珣先生。我很佩服他的译笔，也佩服他的严谨和勤奋，还有《少年电机工程师》、伊林的《自动工厂》等也都是符老翻译的。符老出生于1918年，长我25岁，在北戴河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和蔼，谦逊，开朗，坦诚，幽默，机智……会间观光，他还在路旁掏钱骑马照相。只可惜后来再也无缘面聆符老教诲。当我获悉他于1987年69岁去世时，顿觉悲伤莫名。

也就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科普作协，有了更多的机会向前辈作家学习，与志趣相投的同道切磋。我觉得，自己在科普创作的道路上又跨出了新的一步。

这次北戴河会议之后不久，同年5月11日和12日，科普所又在北京分别召开两次为期一天的科普创作研究座谈会，共有在京作者和编者90余人参加；会上介绍了北戴河会议的情况，更广泛地征求了意见和个人的研究与创作计划。

二、发言

我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题为《我为什么要研究阿西莫夫》(此处“莫”原作“摩”，实因在20世纪80年代，Asimov有两个最常见的中译名，即“阿西摩夫”和“阿西莫夫”，90年代渐统一为“阿西莫夫”。下文中“摩”皆已改为“莫”，不再加注)。会后，郭正谊主持编印《评论与研究》，约我将发言整理成文。此文2400字，刊登在6月20日出版的《评论与研究》第1期上。

我谈到，自己研究阿西莫夫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更有一个根本目的。根本目的，简而言之还是“洋为中用”：一是直接以此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二是供国内作者研究与借鉴。

我所说的“直接原因”，在于我觉得阿西莫夫的作品：

不仅兼有一般中级科普读物均需具备的长处：不避艰深、史料丰富、逻辑性强、文笔优美等，而且几乎不需要插图，单凭文字本身的力量就能把科学上许多抽象、复杂的概念与问题讲得清清楚楚……他的作品很值得借鉴。阿氏原系一位生物化学副教授，他何以能涉足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写出数以百计的优秀科普书籍和数以千计的科普文章？这个问题本身就富于魅力。

1979年年初，我与一位朋友黄群一起译完了阿西莫夫著的《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我们都深深地被这本书中优美的科学内容与隽永的文字风格打动了。我本人则在近年内以更大的热情主持或参与了翻译阿西莫夫的另外四部科普作品。与此适成对照的是，我本人的《星星离我们多远》一书于1980—1981年之交面世后，虽然也很受读者欢迎，却终于没能使我下决心再写第二本……更主要的是，我一直在想：假如我并没有把握比别人写得更好的话，那么，我为什么不尽自己之所能先多多介绍一些别人的佳作呢？每一个作者都应该想到：对于严肃的读者而言，归根到底，最迫切需要、最高兴的事情，乃是读到真正的好书。作为作者，我们有什么权利违背读者的心愿呢？

在翻译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人与大自然相处所持的乐观积极的态度，看到了粗读他的作品时容易忽略的某些高尚情趣。于是，在翻译阿氏作品的过程中，对他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在我发言之后，谈祥柏、王国忠、郑延慧等人相继做大会发言。郑延慧当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我们爱科学》编辑部副主任。北戴河会议召开时，我已应邀为《我们爱科学》撰写不少文章，故同郑延慧熟悉。郑延慧年长我14岁，后来我常称她为郑大姐。她在会上谈了自己研究科普创作思想的体会，成文后也在《评论与研究》第1期上刊出。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似乎误解了我在发言中表达的某些想法，因此说了这样一段话：

阿西莫夫的作品诚然具有一般科普作品的许多优点，诸如知识渊博、资料丰富、材料比较新、行文比较流畅等。然而，我总觉得，就思想高度而言，似乎还是伊林的作品比阿西莫夫的作品要略胜一筹。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位热心天文科普创作的作者的话，似乎可以证明这里的一点意思。这位作者说，当他看了阿西莫夫写的关于普及天文知识的著作以后，决定暂时不打算再写天文方面的科普作品，与其再写，不如先翻译阿西莫夫的。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番话从一个角度说明，天文知识再丰富，终究是那么些内容，不管是谁要想花样翻新，也不能翻到天文知识本身以外去，如果有人确实写了一本几乎可以概括天文知识大全这样一类知识的科普书，再想写一本超过这本书的，就必须深入一步动点脑筋，否则你写的也是那些天文知识，他写的也是那些天文知识，哪怕是著名作家写的科普著作，也很难逃脱会使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郑大姐文中所言“一位热心天文科普创作的作者的话”，在大会发言中原为“卞毓麟刚才说”。尽管日后我们的相遇、合作不胜枚举，却从未再提起这些思考中夹杂的小误会。

光阴荏苒，在科普所成立30周年之际，由任福君、姚义贤主编了一套“科普人生：聆听老一辈科普工作者娓娓道来的科普历程”丛书。其中《情系少儿——郑延慧》一书的彩色插页中有一些我很熟悉的照片，一幅是“郑延慧主编的‘科海新大陆丛书’（11卷）”，我曾为之撰写书评；另一幅照片是“郑延慧等人主编的‘新编十万个为什么’丛书（20卷）”，我是其中“天文卷”的主编，并撰写了不少篇目。

在《情系少儿》一书中，郑延慧介绍了她主编“科海新大陆丛书”的详情。她说出版以后，“我的老领导、多年的合作者王国忠为它写了一篇评介文章《让科学的火炬代代相传》，发表在当年的《科技日报》上，天文学家卞毓麟也写了一篇文章《我看〈科海新大陆〉》，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很可惜，这两篇文章这次我竟未能找到。”后来，我于2012年9月复印了这篇题为《我看〈科海新大陆〉丛书》的文章（《中国青年报》1995年5月15日第7版），给郑大姐寄去，并附函如下：

延慧大姐：您好！

前些时读了《情系少儿——郑延慧》一书，很感动。书中有三处（第44页、56页、59页）提到我，更是倍感亲切。

书中第56页写道：“天文学家卞毓麟也写了一篇文章《我看〈科海新大陆〉》……这次我竟未能找到”，现在我找出了这篇文章，特复印寄呈。光阴似箭，十七年过去了，留个纪念吧。

《情系少儿》有很强的思想性，也有很可贵的史料价值，对于后人了解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少儿科普大有好处。作为一名科普事业的热心人和实践者，我对您深表敬意。

书中还有一处未指名地提到了我（第146页第1行）。我还记得，那是在北戴河会议上的事情。当时我在会上发言谈研究阿西莫夫，您随即表示不很赞成我说的某些话。其实，在会上我就觉得我们表达的意思不完全是一码事，但大家无疑都是从积极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当时感到，对于我的发言，您似乎有一点儿误解。当然，您的批评是很善意的。

（此处省略一段）

当年叶至善先生说“梳两个小辫儿的郑延慧也退休了”，而如今连我都已经70岁了。我还在做各种事情，也想做不少事情，但是体力、精力、脑力都大不如前，效率很低啦！人们常问我：“从事科普几十年，有些什么感悟？”我的回答是：“科普，决不是在炫耀个人的舞台上演出，而是在为公众奉献的田野中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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