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既是信息时代的弄潮儿，又是虚拟社会的缔造者。他们不仅以编程引领国民经济的数字化进程，而且通过开发人工智能影响人类的未来。在科幻电影中，他们既从事撰写代码、维护系统的平凡劳动，又致力于设计软件、制订规则的创新实践，甚至通过与各种强大对手的较量成为人类的救星。下文首先从信息革命的角度切入，对程序员及其电影形象进行经济定位、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然后从生命意识、社交焦虑和职业理想的角度分析程序员的心理过程，进而对程序员的关系网络加以剖析。

　　一、信息革命与程序员的社会定位程序员是适应计算机研发需要而出现的社会角色。生活于１９世纪的英国人爱达（ＡｄｏＡｕｇｕｓｔａＢｙｒｏｎ，一译阿达）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她既继承了其父亲拜伦（ＧｅｏｒｇｅＧｏｒｄｏｎＮｏｅｌＢｙｒｏｎ）作为诗人的想象力、最先预见到计算机通过编程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又继承了其母亲伊莎贝拉（ＡｎｎａＩｓａ－ｂｅｌｌａＭｉｌｂａｎｋｅ）作为数学家的计算天赋，成为科学家巴贝奇（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ａｂｂａｇｅ）开发分析机的得力助手，研发出世界上首套算法（１８４３年）。到２０世纪中叶，由于ＥＮＩＡＣ（１９４６年）等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与应用，程序员在西方逐渐成为社会群体，以至于社会阶层。我国最早的程序员出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背景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建（１９５７年）、１０３机的诞生（１９５８年）。自从１９７９年美国ＩＢＭ公司等企业大举拓展在华业务之后，我国程序员队伍迅速壮大。上世纪末经济信息化的推进、本世纪初“互联网＋”的遍地开花，为我国程序员提供了叱咤风云的机遇。上述历史为科幻电影中有关程序员的描写提供了参照系。程序员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标领风骚，其相关社会定位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进行。

　　（一）经济定位：数码精英与知识劳工根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全国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分类》（ＩＳＩＣＲｅｖ．４，２００６年），程序员的主要活动领域属于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有关活动。根据我国现行的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程序员的主要活动领域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不过，由于数字化的节节推进、“互联网＋”的实践，目前各行各业都有程序员的身影。

　　按照俄罗斯普列特尼科夫的看法，程序员是智力劳动者，属于现代工人阶级。［１］李宽指出：“程序员阶层有着独特的先进性，是当今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是人类新的社会形式———虚拟社会的缔造者，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权。人类应深刻意识到虚拟世界的出现和发展所带来的全方位的革命性意义，进而认识到程序员阶层的伟大贡献和潜在能量。”李宽认为程序员阶层是位于新兴的虚拟社会和进步的现实社会当中的新时代的“士”，予以高度评价，寄予殷切希望。［２］与之相比，孙萍发现了事情的另一面。她通过对个人式回忆的话语分析，揭示出程序员四个层面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建构，包括：基于技术经验和专业主义的认同；以自我提升为目的，对高度流动与内在风险趋于中立化的阐释；使用“码农”一词来体现工作的高压与遭受圆形监狱式的监控；以及使用“屌丝”一词来进行自我表达和集体抗议。她认为，ＩＴ程序员基于自身工作经验的边缘话语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方面的主流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凸显的明证。［３］事实上，程序员既是以缔造虚拟社会为取向的新兴阶层，又是以开发数字技术为职业的知识劳工。

　　在世界范围内，程序员当中既有跻身世界顶级富豪的弄潮儿，也有终身辛劳却仍为生活压力所困的平常人。科幻电影透露出相关信息。例如，美国《天地逃生》（Ｇａｍｅｒ，２００９年）中的程序员卡斯尔因为发明基于纳米机器人的社交游戏而一夜暴富。我国《地下室富翁》（２０１８年）中的程序员麦子地却一贫如洗。

　　周宏桥指出：“商业社会的公理是商业驱动技术，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做技术的程序员被做商业的营销及管理人员驱动而成为附属。做商业的因代表客户利益而有着最高的话语权，其结果常常是技术与商业的二元对立。”［４］对此，我们也可以通过科幻电影略见一斑。例如，在英国《超人３》（ＳｕｐｅｒｍａｎＩＩＩ，１９８３年）中，韦伯斯特是以大都会为基础的企业集团Ｗｅｂｓｃｏｅ的首席执行官。他对程序员帮助他按计划从金融上统治世界的潜力感兴趣，但其野心却和程序员服务社会的初衷格格不入。

　　就具体人物而论，程序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经济领域。例如，格蕾丝·赫柏（ＧｒａｃｅＭｕｒｒａｙＨｏｐｐｅｒ）是计算机行业最杰出的女性，Ｃｏｂｏｌ语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美国海军少将。

　　她设计了第一个编译程序，发现世界上第一个ＢＵＧ，但也是千年虫Ｙ２Ｋ的制造者。［５］正因如此，我们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程序员的千姿百态时，并不感到奇怪。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来说，程序员往往只是他们众多的社会角色之一。在马越的构想中，未来的程序员应该是一种自由职业者，完全可以通过类似开源中国众包平台这样的中介接单。［６］（二）政治定位：瓦解体制与维护体制作为社会群体，程序员诞生于西方，最初是为研制军用电子计算机服务的，直到二战结束后才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民用轨道上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导致程序员在世界各国崭露头角，同时也将他们卷进了冷战、后冷战以至于新冷战。他们当中，既有为政府服务的安全专家，也有反抗当局管控的信息黑客。这两种身份在某些条件下相互转变，使程序员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定位变得扑朔迷离，同时也为相关艺术构思增添了不少灵感。

　　就科幻电影而言，法国《阿尔法城》（Ａｌｐｈａｖｉｌｌｅ：ｕｎｅéｔｒａｎｇｅａｖｅｎｔｕｒｅｄｅＬｅｍｍｙＣａｕｔｉｏｎ，１９６５年）率先将一位程序员作为主角来加以塑造。她名叫娜塔莎，是该城创造者布劳恩教授之女，负责管理主机Ａｌｐｈａ６０。她被从外域潜入的特工雷米所吸引和说服，销毁了主机，瓦解了阿尔法城的既有体制，和雷米一起回到他的家乡。该片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雷米主张的思想自由战胜布劳恩所实施的思想禁锢为题旨，将矛头指向威权政治。我国也拍摄了与程序员相关的电影，其中最早的也许要数《错位》（１９８６年）。该片主角赵书信兼有工程师和程序员双重身份，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对没完没了的会议感到厌烦，因此造出替身机器人。不过，机器人并不满足于充当替身，一方面胆大妄为地扣留旨在治理文山会海的中央文件，另一方面不知好歹地干预赵书信的私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赵书信不得不关闭了它。他之所以研发替身机器人，是对于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反感，在精神上与中央反对文山会海是一致的；之所以关闭替身机器人，除了个人私生活的缘由之外，是为了防止它犯比藏匿上级文件更严重的错误。因此，其基本立场是维护体制。若对上述两部影片加以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前者的Ａｌｐｈａ６０是因为太忠实于贯彻城主布劳恩的意旨而被否定，后者的替身机器人则是由于太狂妄地截留上级的文件而被否定，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对特工雷米的好感和言听计从在前一部影片中成为女主娜塔莎销毁Ａｌｐｈａ６０的诱因（因为它和男主雷米的倾向不相容）；维护爱情专一性的动机在后一部影片中成为赵书信关闭替身机器人的诱因（因为它不当介入他与女友的关系）。上述两部影片的类似之处在于肯定爱情的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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