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很魔幻。科幻小说早已不仅仅是儿童读物，而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和现代化的副产品。

　　“科幻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想象力、创造力的缩影，……科幻隐喻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和感性、正常和疯狂、现实与未来交织最激烈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科幻，科技成了第一现实，同时充满前所未有的幻觉感，乃至幻灭感”。①人们对科幻作品几乎都抱有极大的赞叹和欢喜。2019年，基于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累计票房46。86亿元，位列中国影史第五；2023年，根据同名科幻小说改编的《三体》电视剧热播，读者和观众的热情从小说延伸至电视剧，话题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然而，“为什么大家都在读科幻？我们在科幻当中读什么？”戴锦华提出的问题依旧重要，我们需要关注科幻的逻辑及其展现的社会道德内容。在刘慈欣看来：“不管地球上有多么繁荣的文化，你是一个黑暗的未来。”①一方面，现实如同科幻；另一方面，科技向内发展迅速，像网络、IT技术这样的内向技术，智能社会呼之欲出，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普遍使用，使得人被机器化、工具化，它让我们的文化、心态越来越内向，人将面临不成其为人的道德尽头。在科技—想象—现实三者之间循环催化的强大逻辑，可能“为民族气质增加重要的一面”，可能“预见未来”，可能“塑造世界”，更可能“改变中国”。［1］就《三体》系列作品而言，它们能异军突起，也许是因为刘慈欣主张“道德的尽头是科幻”等思想逻辑及其实验格局，在一个极端情境中把道德消解，再来看人的道德会如何反应。这样的作品很好看，但也与现实反差极大。对此，坊间也有不同评论。有人认为，在《三体》中，是道德与生存矛盾构成人类与三体文明的冲突，具有“文化自觉”意义［2］；也有人认为是对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间民族主义竞争的文学解读［3］，但也可能是对“西奴（带路党）的隐喻式批评”［4］，是为“独裁统治和道德丧失”辩护的“科学加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2］。但也有评论认为，“《三体》是一部‘思想剧’”，“遗憾的是，对于《三体》在价值观上的挑战，还缺乏足够深入的讨论”，因为“《三体》的成功，是表达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化的情绪，或者更直接地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化的思想，并恰好和小说出版后也即2008年之后全球的思想/情绪的走势对接”。［5］对一部著名作品而言，有不同的评论本属正常，但刘慈欣以“道德的尽头是科幻”作为其基本的创作信念，不能不使其陷入一个极大的道德悖论。不讲道德的创作理念要如何在人物情节中讲求道德，进而得以使读者和观众把现实社会误解为极端情境，最终与“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行道而有得于心者”的中国道德传统相悖，反转为内得于“三体”、外得于“生存”的道德心态。如果说，西方人的道德尽头是神，那么，中国人道德的尽头究竟是什么？这其中不仅隐藏着从《流浪地球》到《三体》系列的科幻逻辑，同时隐藏着作者、读者和观众共同互动的一个中国逻辑。

　　一、吃，还是不吃：刘慈欣的“思想试验”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这是所有人、所有文明都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刘慈欣科幻创作的一个基本逻辑。

　　这一问题，出自江晓原和刘慈欣2007年在成都的一场对话。在刘慈欣看来，“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其实都是一个表现手法的需要。写科幻这几年来，我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思想上的转变。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说“人生的目的，科学是可以解决的”。但他的解决方法是，“科学可以让我不去找人生的目的。比如说，利用科学的手段把大脑中寻找终极目的这个欲望消除”。［6］比如在人的大脑中植入芯片，就能实现控制思想的技术。

　　当江晓原质疑刘慈欣“讲的是一个很危险甚至邪恶的手段，不管谁用它，都是坏的”时，刘慈欣依旧坚持他的主张：“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因为现在人类的道德底线是处理不了《冷酷的方程式》中的那种难题的：死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块儿死？”［6］这里，他把人类是否还值得拯救的问题反转为“死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块儿死”的技术问题。技术本身以及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邪恶与否，要看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人类的最终目的不是保持人性，而是为了繁衍下去，那么它就不是邪恶的。在刘慈欣的科幻思维方式中，人类之所以纠结于此，主要是因为“传统的道德判断不能做到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判断”，而他“一直在用科幻的思维来思考，那么传统的道德底线是很可疑的，我不能说它是错的，但至少它很危险”。［6］因此，人类的世界图景和终极目的可以被科技简化。

　　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刘慈欣建议和江晓原以及在座的记者做一个思想试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他们三个人，而全部文明只集中在刘和江两人手上，他们二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必须吃了女记者才能生存下去，会选择吃吗？对此，江晓原的回答是：不吃，因为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但刘慈欣却认为，如果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只留一片黑暗，这当中无所谓人性或者不人性。

　　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在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传统的食人现象是一种宗教仪式，而刘慈欣声称在绝对情境中可以吃人的道德设定，大抵是在道德的尽头。当一种生命能被另一种生命绝对控制，极端科学主义几乎等同于极端的全能控制，而控制科学技术的主体就会成为生命的神圣，成为比神还要厉害的科幻逻辑。如此观之，科幻能够造神，能替代道德、替代宗教。正是这样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及“硬科幻”创作信念，可使用技术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方法，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在这次讨论中，刘慈欣不但与江晓原的人文人性立场形成明显对立，同时充分呈现了他进行“硬科幻”创作的价值信念，即可以用技术替代人性和道德。

　　正因道德可有可无，所以在刘慈欣的心目中，“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没有让我恐惧的技术，所有的技术都让我振奋，我感觉，不管目前看起来多么可怕或邪恶的技术，从长远看它们带给人类的希望要多于绝望”。［7］在某种程度上，科幻文学就是对已经变为泡影的理想的一种精神补偿［8］，在极端的情境中如何摆脱道德的羁绊，把文明的缺陷发扬到极致就是优势。

　　虽然在2011年的一个访谈中，刘慈欣明确指出了《三体》系列的创作意图：“《三体》想说的，就是人类目前的道德体系和大灾难来临时人类自救行为之间的矛盾。”［9］所谓“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如何与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共存于一个宇宙中？宇宙中有无共同的道德准则？面对三体人的入侵，是坚持现有的道德标准，还是生存第一？这些由科学幻想驱动的人类道德命题构成了《三体》系列的主线。

　　可是在《三体》里，刘慈欣的创作信念被读者浓缩成一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从此信念出发，刘慈欣说：“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类就有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什么人的道德提升啦、人有精神寄托啊，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就此而言，《三体》中出现的“思想钢印”就毫不奇怪。对于迷茫的人、绝望的人、畏惧徘徊的人，只要给他的思想打个钢印，就能把焦虑、失望反转为乐观、自信，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这就不得不使人们困惑：难道真的就像刘慈欣所说的那样，“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10］？

　　难道只有消解了人类道德的思想试验，才能获得读者的喜爱和沉迷，大家都希望做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没有道德底线，按照黑暗森林法则，生存是第一目标？［11］难道名震遐迩的《流浪地球》和《三体》，就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心态的思想试验？

　　二、抽签定生死：从“流浪地球”到“三体”在《流浪地球》热映之后，一位考生将以大国意识为主题的科幻电影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考核中，老师给考生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电影《流浪地球》中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大都违背固有规则？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考生的回答是：规则不好，就应该破除。老师再问：如果象征着地球文明的基本规则，都能随便予以破除，那么，破除规则和创新的异同在哪？考生无言以对。另一个使考生沉默的问题是：如果你是没有被抽中的35亿人之一，只能在地下城外面等死，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很有价值，还是一钱不值？

　　这位考生的困惑，也是无数读者和观众的困惑。《流浪地球》影片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背景设定在2075年，讲述了太阳急速衰老膨胀，将在短时间内将包括地球在内的整个太阳系吞没。

　　为了自救，人类联合提出一个“火种计划”，延续人类文明。至于“流浪地球”这个逃离太阳系的计划，为的则是延续人类本身。这是电影《流浪地球》中最具道德悖论的一个问题。主角刘培强选择了“流浪地球”计划，在地球即将被木星引力捕获并毁灭时，他驾驶空间站撞向木星，拯救了地球。联系2023年春节刚上映的《流浪地球2》，作为《流浪地球》的前传，讲述了人类在地球流浪之前的挣扎与无措，以“流浪地球”计划的产生再次强调地球流浪的神圣性。有意思的是，影片中要选择300人自愿去月球执行任务，最后的做法是50岁以上的飞行员集体出征，这与《流浪地球》抽签进入地下城、决定生死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但把抽签改成由领导决定，个人生命瞬间反转为他人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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