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的英译本TheThree-BodyProblem荣膺国际幻想文学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桂冠。多年来，《三体》在英语世界不断深耕，积攒了大量粉丝群体，不但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而且做到了“走进去”，实现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实力崛起。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22年初宣布，已同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旗下的权威科幻小说出版社托尔出版社完成了《三体》英文版版权的提前续约，续约金高达125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近800万元。这一数字“创造了中国文学作品海外版权输出的新高，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学作品的国际市场价值”(佚名，2022)。但目前，我国当代文学的世界之路依然步履维艰，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传播到海外的本土文学作品数量虽有所提升，却仍十分有限。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直言，虽然华文作家占世界文坛作家总数比例较大，但“就文学作品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而论，中国的排名很靠后”(冉文娟，2016)。作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现象级作品，《三体》的译介，使刘慈欣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文学声望，也让我们可以从细节处发掘本土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着力点。剖析《三体》在英语国家的译介过程、译本形态与接受情况，可以认识到译者和译本在中国科幻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所发挥作用与影响，了解中国科幻作品中鲜明、独特的地域与民族文化印记如何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获得认可，洞见海外读者对中国科幻文学的理解面貌及中国科幻文学在异域的传播和接受实绩，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与海外传播提供新的启示。

　　2。译介过程:赞助人与译者的多方合力在以欧洲，尤其是法国文学为核心的世界文学体系中，亚洲与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文学因其异质性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其文学资本与自治性都无法与欧洲抗衡(刘洪涛，2021)，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中自然也常遭冷遇。由于中西方思维和文化上的隔阂、海外传播渠道的不畅、翻译策略选择的失当、对中国文学阅读认同感的欠缺等多种因素交织，中国科幻文学在世界格局中更加面目模糊。尽管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偏低，仍有如韩松、王晋康、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走进英语世界，其中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的译介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外译中可谓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功案例。

　　通常而言，原作者、译者、出版机构、读者群体、批评家等多个行动主体的合力方能促成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译介与接受。具体到《三体》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中方代理商———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教图”)团队、美国出版方托尔出版社的团队以及译者刘宇昆，这三方的合力为译作在英语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本是布尔迪厄(Bourdieu)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借用的概念，延伸至文化符号领域，成为文化社会学中“场域惯习资本”三位一体模型的核心概念。布尔迪厄(Bourdieu，1986)认为:“资本是一种以物化、具体化或肉身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积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排他性的基础上被个体或群体占有时，就能使他们以具体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又细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在译介过程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对译作的传播和接受最为重要。经济资本是位于基础位置的资本，以制度化的物质财富转化为商品与服务。文化资本是行动者对上层阶层的精致文化所掌握的程度，在所有资本中最为重要，主要表现为3种形态:以行动者惯习和性情倾向为体现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以文学、艺术等文化产品为体现的客观化文化资本，以学历、头衔等能力资格证明为体现的制度化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行动者个人或群体通过加入稳定且制度化的社交关系网而积累的实际或潜在资源总和。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投射到翻译活动中，即各行动主体携带自身资本，在权力场中一决高下，成为行动者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获取收益的重要砝码。对《三体》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而言，译者及知名出版社所积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该作品成功传播的重要基石。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英译过程中，以代理商和出版社为主体的赞助人之意愿至关重要。2012年7月，刘慈欣与中教图、《科幻世界》杂志社签署了《三体》的英文图书版权合作协议，自此，中教图着手开拓《三体》英文版版权输出工作及面向欧美市场的主流销售渠道工作。项目启动初期，以实体图书进出口为主要业务的中教图公司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版权输出，并投入大量经济资本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版权交易市场要求出版商在选择图书时阅读英文全文，因此，代理商必须要先要投入资金翻译全文，方能明确国外合作伙伴(李明远，2015)。在此过程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也成功申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为版权输出工作加注资金，支持《三体》翻译工作。中方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说服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旗下的权威科幻小说出版商托尔出版社主导出版，规避了大多数中国文学作品因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致使无人问津的困境。美国托尔出版社主要出版科幻小说和幻想文学，作为著名的科幻推手，它助力了一批世界顶级科幻作家如罗伯特·乔丹(RobertJordan)、布兰登·山德森(BrandonSanderson)等的成名之路。托尔出版社曾连续20年获得卢卡斯最佳科幻小说出版商奖，并出版过许多雨果奖、星云奖的获奖作品，在英语世界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读者群。“权威的出版社、有良好品牌的丛书等，也是图书能赢得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能赢得市场，也就意味着译介有可能取得成功)。”(谢天振，2003)读者对作品的期待与出版社的权威性不无关联，优质出版社就是销量的保证。《三体》就仰仗托尔出版社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顺利地打入了欧美市场。

　　美籍华裔译者刘宇昆自身的资本积累也是《三体》在英语世界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刘宇昆在双语功底、跨文化意识以及翻译实绩上占据着独特的优势，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为成功译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翻译界、文学界和文化界一致认为中国文学想要“走出去”，理想的翻译模式应是由具有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的目标语译者进行翻译(刘云虹等，2014)。而《三体》的译者刘宇昆正是这样的目标语译者，他出生于中国甘肃，少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专业。他本身是一位高产的科幻作家，创作的英语科幻文学作品常引入大量中国文化元素，输出富有东方特色的文化符号，比如中国美食、清明节、折纸、中药和围棋等。

　　值得一提的是，刘宇昆关注汉字结构，“引入汉字作为小说的有机构成部分”(王侃瑜，2016)，比如在MonoNoAware(《物哀》)中，甫一开篇叙述者就提到世界的结构就像繁体字“傘”;ThePaperMenagerie(《手中纸，心中爱》)的故事结尾，主人公一遍遍模仿繁体字“愛”的写法等。扎实的双语功底、多元文化背景的成长体验和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为他创造了成为优秀译者的必备条件。同时刘宇昆也是一名译者，自2011年就开始译介中国科幻小说，助力中国本土科幻成功“出海”。除《三体》外，他还译介了陈楸帆的短篇小说《丽江的鱼儿们》，斩获了由美国科幻奇幻翻译杰出认可协会授予的第二届科幻奇幻翻译奖最佳短篇奖;编译了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科幻作品选InvisiblePlanet(《看不见的星球》)。华裔身份赋予他东方情怀，这种既能立足本土、又能胸怀国际的翻译模式使刘宇昆往返于2种迥异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思维之间游刃有余，也使他能够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在译本的目标定位、择取标准及翻译策略等方面进行明智的判断。

　　社会资本通常以名气积累的形式而被制度化，当行动者能够合理运用自己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其社会资本将实现高度的自我增值。投射在翻译领域，所谓自我增值可以体现在译者的社会资本积累对译作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地位的巩固和加强作用。译者在文学场域获得的社会资本与原作的文学资本、社会资本相互作用，促使译作得到同行的广泛认可和读者的更多关注。刘宇昆创作、翻译的众多中国科幻作品在主要英语国家都获得了良好的反响，为其在西方科幻文学界积攒了瞩目的社会资本。刘宇昆自2002年开始创作短篇科幻小说，已发表百余篇原创作品，数量惊人。其中，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摘得世界幻想文学大奖星云奖、雨果奖的最佳短篇小说奖，刘宇昆成为首位华裔世界科幻小说的双料奖得主。2013年，他又凭借《物哀》斩获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2015年，刘宇昆的首部长篇小说TheGraceofKings(《国王的恩典》)在美国出版，获星云奖和轨迹奖最终提名。他在文学场域中获得的声名为自己在世界科幻文学版图中谋得一席之地，也为自己在翻译场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获得了可利用的资源。尽管美国读者对刘慈欣及其作品《三体》知之甚少，但译者刘宇昆的创作经历为《三体》的出版增加了无形的资本，有译者的名气与荣誉加持，读者难免会对刘宇昆的翻译感到好奇，从而愿意进一步了解这部科幻作品。《三体》的翻译出版借译者与权威出版社资本积累的东风走上了西行之路，译者、知名出版社自身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积累，以及二者间的良性互动促使译本在新的迥异的阅读空间中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赏识与接受，为英语世界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科幻文学的窗口。

　　3。译本形态: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他者”叙述“译介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译作的风格与品质，因而也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具有决定性意义。”(刘云虹，2019)成功的译本应该是在西方多元系统文化中心中延续原作的文学生命，而非原封不动地移植原作内容，因此，翻译的忠实并非仅局限于文字层面，也关乎原作的语言风格、文化精神、作家气质和民族内涵等不同的层面与维度。有鉴于此，一名合格的译者需要能够充分地尊重原作中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不削足适履、曲意逢迎，同时也必须考量译本的接受环境，增强可读性，避免艰涩的译文。在翻译《三体》之前，刘宇昆已经公开发表了大量译作，成果斐然，从他的翻译实践中，可以窥见其翻译策略的选择:他十分注重保留原作文化中异质性的“他者”，致力于讲述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刘宇昆认为，任何故事脱离本土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圈的时候，不能只关注于丢失的部分，而拒绝新纳入的部分(林嘉燕，2014)。在《三体》的翻译中，译者选择保留原作中“他者”的异质性元素，同时又能适应新的语境，从而实现保持作家的本意，服务于特定的文学效果。

　　《三体》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字里行间渲染出独特的“中华形象”，讲述了一则具有中国气质的人类科幻故事，如“红岸基地”、“唐”号航母、秦始皇等中国文化元素和东方科技氛围比比皆是。刘宇昆在翻译这类话语时秉持忠实原文的原则，原文中绝大多数中国文化特色和特定历史背景的文化印记都得到了较好的保留，使译文并未过多雕琢，脱离原著的文化框架，保留他者的文化特色，使译作在异质文化土壤中获得新的质体。

　　例①原文:大凤披着棉袄，红肚兜和一条圆润的胳膊露出来。(刘慈欣，2008)66译文:Fenghadhercoatdrapedoverhershoulders，exposingherredbelly-band，andastrong，gracefularm。(Liu，2014)252肚兜是中国传统服饰中护胸腹的贴身内衣，最早可追溯至《左传》中“皆衷其衵服”的“衵服”。肚兜上纹样一般为花卉草虫，在中国民俗讲究中寓意趋吉避凶。译者在翻译时没有采用bra或bandeau来翻译贴身衣物，而是逐字直译为belly-band，表明该物品为中国传统服饰，避免读者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相似的例子还有粗俗无礼、不修边幅的反恐队队长史强说英文“警察”一词时，源文本为“泡立死”(police的中文发音)，译者特意按照发音译为Pao-Li-Si而非police，如同有些中国学生记背英文单词时投机取巧，标注汉语拼音，这体现出史强粗俗的人物性格，也展示了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再如，翻译中国俗语“肉包子打狗”时，刘宇昆保留了“肉包子”这个中国美食的意象，译为beameatdumplingthrowntothedogs，给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

　　刘宇昆以“异化”为主导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忠实而又传神，但有时西方读者理解小说的知识储备欠缺，陌生的文化意象无法带给读者流畅的阅读体验。因此，考虑到读者的有效接受，译者需要兼顾译本可读性。在《三体》的英译本中，译者适当增补副文本，使译文在尽量贴合中文的前提下，增强了文本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可接受性。比如，《三体》英译本在扉页添加了人物关系表，在书舌新增内容导读，帮助读者梳理人物关系，厘清故事脉络，同时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此举正是因为译者重视译介活动中读者的可接受性，适度削弱作品中陌生化元素造成的阅读障碍。为了增强译本可读性，译者还采取了添加注释这一重要手段。

　　例②作为物理学家的女儿，叶文洁猜出了那就是从1964年开始震惊世界的中国两弹工程。(刘慈欣，2008)15译文:Asthedaughterofaphysicist，Yeguessedthatitwasareferencetothedouble-bombproject1thathadshockedtheworldin1964and1967。

　　译文注释:1ThisistheChinesetermfortheworkbehind“596”and“TestNo。6”，thesuccessfultestsforChina????sfirstfissionandfusionnuclearbombs，respectively。

　　(Liu，2014)26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曾做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的成功实施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但英语世界的读者对这一史实几乎是陌生的。译者在处理中国的历史文化时，努力向原作靠近，必要时适当增补解释和说明，尽力保留原作者的文学气质，并传递相关历史信息。刘慈欣在《三体》中，以核弹为基础，构想出了精妙的阶梯计划，因此“两弹工程”在整部作品中拥有特殊含义。鉴于其事件之复杂，背景之特殊，如若仅作直译，目标读者必然难以理解该工程的重要意义。对此，译者添加了注释:“两弹工程指‘596’工程和1967年第六次核试验中成功引爆原子弹和氢弹的工程”，这一做法使得原作中特定时代的社会面貌得以忠实地呈现在译者笔下，又不至于冗杂，增强了译作的可读性。又如在翻译原著中的“二锅头”一词时，译者直接将其音译为“erguotou”，同时又在当页添加注释“erguotouisadistilledliquormadefromsorghum，sometimescalled‘Chinesevodka’”(Liu，2014)107，说明“二锅头”是中国以高粱为原料的酿制白酒。刘宇昆在整体上采取异化策略，在此基础上又采用脚注的形式辅以适当的增补。虽然脚注是较为侵入性的解释工具，但译者在翻译时秉持“在故事上留下最小指纹”(林嘉燕，2014)的原则，仅展示出读者需要理解故事的含量的信息，使译文在陌生感与熟悉感中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既完整地再现了原文所具有地历史内涵中国特定历史语境时的社会风貌，也不影响西方读者的整体阅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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