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与“鬼魅中国”贾立元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韩松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独具特色的科幻写作，其文风诡异，内容荒诞阴暗，令众多科幻迷困惑不解，甚至被斥之为故弄玄虚和令人反胃，却也使一小批评论者欢欣鼓舞，视之为中国科幻的全新高度。

　　后者以吴岩的评价为代表：“（ 韩松） 以别具一格的‘后现代文学风尚’进入科幻文坛……他的小说几乎将科幻文学所有预设的内容规则全部颠覆，在寻找科幻文学本土化方面 迈 出 了 重 要 的 一 步……”①韩松为何要把科幻写得如此“后现代”呢？“科幻文学本土化”是指什么？ 为此，有必要先考察一下韩松的基本立场。

　　一、“鬼魅中国”与两种态度王德威认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小说出现了一种美学范畴的转向，体现为风格上的怪诞，“对怪诞的认知”成为当代作家推陈出新的策略，其原因在于“过去四十年中国大陆的许多‘怪’现状，只怕比载诸文字者更要令人可惊可诧”。

　　怪现象如此层出不穷，甚至已被“正常化”为现实的一部分，当代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把它们重新再表露出来，“力求写出不该说、不可说、也说不清的历史经验。”②我认为，正是传统中国向着现代中国蜕变过程中的诸种难以名状、不许直说只能婉言的中国经验，构成了所有文艺“本土化”的根本，也形塑了韩松作品的美学风貌。

　　不过，假如“怪诞”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又何以判断哪些“本来”就是怪诞的呢？换言之，“怪诞”与否，取决于观察者的理想标准。

　　就韩松而言，我认为，他继承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文化批判与启蒙传统。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传统有一个判断，即著名的“染缸”说。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一度沉浸在朝着共产主义飞速进化的光明图景中，当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问题体现的正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的愿望。

　　但以“文革”为顶峰的改造运动反而把沉淀下去的人性黑暗搅动起来，给这幅光明图景抹上了浓重的阴影。

　　改革开放后，商品化浪潮冲击着体制仍不完善的社会，历史上的种种鬼魅再次复苏。

　　对此，身为新华社记2011年第1期 当代作家评论38①②吴岩：《1990年代的中国科幻》，吴岩、吕应钟主编：《科幻文学入门》，第246页，福州，福建少儿出版社，2006。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第3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1.01.010者、长期从事涉外工作的韩松比一般人有着更深刻的体悟：“这个工作，能让你看到听到很多新鲜的诡秘的传闻，会发觉现实中有很多的科幻素材，当然也有阻碍，就是有些东西写出来，读者说看不懂或者说晦涩，因为我很抱歉没有向读者交待我的故事背景。”①不过，小说写得晦涩的他在小说外却直言不讳：中国科幻作家笔下的荒谬是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谬的，它是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惯性，有着极强的民族特色……我自己便常常感受到这种荒谬在现实中的存在和泛滥，而这成为了促使我拿起笔来的重要原因。

　　这种东西总是披着最神圣的外衣，无法无天地浸透于社会和人生的骨子里……而从普通公民到民族国家的利益，总是可以在一种义正辞严的会心默契中被出卖和牺牲。

　　……经济的繁荣、迁徙范围的扩大以及互联网上的自由讨论更容易给人造成某种美妙的假象。

　　但五千年的固有逻辑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多大的改变。

　　②韩松认为，科幻在批判和揭露现实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超越鲁迅的民族劣根性批判，“进一步探讨在技术文明背景下中国人日益进化着的诡诈、卑鄙和阴暗，一种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为特征的新愚昧，以及科学－政治拜物教带来的身心压迫”③。

　　因此，他笔下的“鬼魅中国”———鬼气森森、凄厉可怖、鬼魅横行的中国形象，是对五四以来提出的诸多文化命题在新时代的拓展和再思考。

　　在《我的祖国不做梦》中，白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夜晚被神秘的“黑暗委员会”所操控，以梦游的方式工作，效率奇高。“小纪”因为遇到来调查此事的外国记者而知道真相，并发现自己美丽的妻子在梦游中成为某“要人”的玩物。

　　愤怒的小纪意欲向要人报复，但原本软弱的他被“必须以梦游实现中国的强大”的理由所挫败，认同了“在这个风云突变、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中国人是可以不做梦的”道理，在痛苦和崩溃中只能选择带着梦游中的妻子自杀。

　　在这里，鲁迅那著名的“从昏睡入死灭”的命题变成了“从昏睡入强盛”，后者以不容辩驳的力量使得“昏睡”成为无可替代的选择，惊醒者的“呐喊”也因此不合时宜，只能以自我毁灭来结束精神分裂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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