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刘宇昆的译者行为分析

An Analysis on Translator\'s Behaviour of Ken Li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

张林熹

　　一、研究背景

　　2015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长篇小说《三体》英译本获得素有科幻界诺贝尔奖之称的世界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也是第一部获得雨果奖的翻译小说，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2016年，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英译本再次获得雨果奖。随着二人的获奖，中国科幻小说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全世界都听到了来自中国的科幻声音。这些荣誉的获得与华裔美籍科幻小说作家刘宇昆密不可分。就像没有译者葛浩文，莫言的小说无法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没有译者刘宇昆，刘慈欣与郝景芳也难以在竞争激烈的雨果奖中崭露头角。相比葛浩文单纯的译者身份，刘宇昆身兼译者与作者双重身份，他在翻译与写作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刘宇昆的华裔美籍身份与移民经历更赋予了他独到的创作与翻译视角。

　　社会学家布迪厄曾说过，任何文化活动都有它自身的游戏规则和运作策略，“游戏者”无不受到这些规则的摆布［1］。翻译作为一种广泛的人类社会活动同样遵循这一规律。20世纪70年代，霍姆斯就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社会学”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更是掀起了社会学热潮，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翻译置于社会语境下审视，探索翻译与其他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Mona　Baker的《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一书标志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进入全速发展时期。而在社会学诸多理论之中，被誉为引领潮流的法国社会科学家布迪厄的理论应用最为广泛。本文运用布迪厄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来分析刘宇昆双重身份背景下的译者行为。

　　二、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与译者行为

　　随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布迪厄的核心理念被频繁引入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基于实践的行动理论，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则涉及到从文本内到文本外的整个过程。本文所指的译者行为是广义的，包括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超越翻译的社会性非翻译行为，即译内＋译外行为。译内行为是译者的语言性行为，处于翻译的基本层；译外行为是译者的社会性行为，处于翻译的高级层。因此，本文讨论的译者行为从翻译的社会学视阈出发，是对译者译内和译外行为的综合评价。

　　1.场域与译者行为

　　布迪厄把人类的社会实践场所抽象为“场域（field）”这一空间概念，认为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本文作者译）［2］。场域可以被视为不同类型的结构系统，社会则是由不同场域构成的，如科学场域、文学场域等。这些场域既独立又相互关联，它们有着独立的运作规则，又彼此互动相依。每个场域由参与者（agents）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焦点是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翻译学是一门文化内涵丰富的学科，是一个相对不独立的场域，与周边场域相互渗透，彼此博弈。译者作为翻译场域的重要参与者，其行为广泛存在于翻译场域之中。而翻译场域的运作法则也被称为翻译规范。这些规范是翻译场域主要参与者价值观与思想观的集中反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译者行为。译者若想在翻译场域中获得奖赏或赢得地位，则会使其行为在不同程度上遵循所处翻译场域的规范。翻译规范关注译者行为的共性特征与规律，因此，是一种去个性化的描写性研究，不足以解释译者林林总总的个体翻译行为。

　　这就需要在研究译者行为中引入“惯习”这一概念。

　　2.惯习与译者行为

　　布迪厄认为，惯习是参与者感知世界、形成概念并采取行动的认知图式系统，是由一系列持久的、可转换的性情组成的定势系统，是一个同时既结构又被结构的结构，产生并构建实践与表达方式（本文作者译）［3］。在这个定义中，惯习首先是一个系统，其次它具有长期性和变化性的特征，最后它作用于实践行为。译者惯习是一个涉及翻译内和翻译外一系列行为的认知系统，它可能持续很久，甚至成为译者的第二本性（second　nature）（本文作者译）［4］，但也可能由于场域的演变不断发生变化。它的最终表现形式是译者从翻译思想（素养），到文本选择、翻译策略选择等一系列译内和译外行为。译者惯习反映了其社会轨迹，包括其社会阶层、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因此，来自相同社会阶层、具有相似社会经历或职业背景的译者往往具有相似的惯习。译者惯习基于过去的社会轨迹，在特定的场域中形成，受翻译规范的制约，反过来又促使翻译规范演变，即具有既结构又被结构的特征。可以说，翻译规范由一段时期内的主流惯习构成。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场域内外各参与者、各因素不断博弈，从客观上决定了翻译规范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中。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从而推动翻译场域的动态运作，是译者行为研究的重要支撑点。

　　3.资本与译者行为

　　与译者行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布迪厄曾提出一个经典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本文作者译）［5］。投射到翻译研究中即可解释为译者依靠惯习和资本在翻译场域中作斗争，进而形成译者行为实践。个体之所以在场域中有高低之分，究其根本，是因为其拥有的资本有多寡之别。场域中的资本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而在翻译场域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译者的资本主要包括优秀的双语功底、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作品或原作者相关的成长环境、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以及过往的翻译与写作经验。除此之外，有些译者的资本还来自于原作者作品的象征资本，或自己对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本文作者译）［6］。

　　惯习、资本和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下的三个核心概念。这三个因素共同影响着译者行为产生、译者实践。所以，对译者行为的考量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下，综合分析三者的动态关系。译者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需要将翻译内和翻译外研究相结合，才可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其动因与合理度。华裔译者具有特殊的双重文化背景，其翻译行为背后蕴含着民族文化层面的博弈，更需要从不同视角、多维度进行考察。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研究错综复杂的翻译现象和集共性与个性为一体的译者行为提供了新鲜和充足的养分，拓展了译者行为研究的边界。

　　三、刘宇昆的译外行为

　　1.小说创作

　　刘宇昆以《三体》译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大众视野，然而，早在《三体》英译本获奖之前，他就凭借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Menagerie）同时获得2012年度雨果奖和星云奖。

　　2013年以短篇小说《物哀》（Mono　No　Aware）再次荣获雨果奖。他不但是一名优秀的译者，也是一名成功的作家。因此，在考察刘宇昆的译者行为时，有必要从他的作者身份，更准确地说，是科幻小说家身份出发，分析译外行为对其翻译实践的影响。

　　刘宇昆的创作经历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他11岁随父母移民美国，由于语言不通，为了排解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开始与书籍为伴，这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1岁那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基于对写作的热爱，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同时，他还选修了自己擅长的计算机类课程，毕业后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并在业余时间写作。

　　后来他又回到哈佛大学，进入法学院学习，随后成为一名专攻高科技专利案件的诉讼顾问。文学、计算机和法学元素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刘宇昆认为，科幻小说是利用想象在构建平行世界［7］。

　　科幻小说作家陈楸帆评价他：“总能用细腻文字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为作品赋予宗教般悲悯的光芒。”［8］这种细腻与柔软来自他的东方情怀，来自他的华裔身份。纵观刘宇昆的作品，东方主题是其最亮眼的特征。他的小说中频繁出现折纸、清明节、中国围棋等东方民俗文化主题，汉字、拼音、唐诗等东方语言文学主题，以及思乡、孝道、集体主义等东方文化价值观主题。正如刘慈欣所言，刘宇昆的科幻小说“充满了东方文化的色彩，小说的结构与文笔都给人一种精致的感觉”［8］。

　　刘宇昆的创作经历无疑对其翻译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科幻小说写作为他提供了无形的翻译资本，使其能在翻译中国科幻小说时用细腻的文笔将一个个充满奇幻又饱含人类情感和人性关怀的故事娓娓道来。刘宇昆的翻译更是再创作，译中有写，通过翻译，把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以一种符合西方审美却又保留原汁原味的方式呈现，如同他的小说创作一样。

　　2.文本选择

　　文本选择是翻译的第一步，是一个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社会过程。首先，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惯习，而惯习的养成与译者的资本及所处的场域密切相关。在场域中，资本即是行动者可利用的资源。刘宇昆同时身处文学和翻译两个场域，他在文学场域中屡获大奖，在美国科幻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荣誉与名誉都为他积累了丰富的象征资本（symbolic　power），并在翻译场域中转换为文化资本。当然，译者刘宇昆具有的文化资本更加丰富。他在本科阶段主修英国文学，并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同时，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此外，他的计算机和法学背景，以及科幻小说创作经历都构成了他绝对优势的译者资本。在谈及为何选择翻译《三体》时，刘宇昆提到两点原因：一是第一次尝试翻译长篇科幻小说，而《三体》无疑是最好的起点；二是非常喜欢《三体》，想要将它的妙处带给西方的读者。其实，《三体》翻译的成功不仅与刘宇昆所拥有的丰厚资本相关，与原作和原作者所具有的象征资本也分不开。

　　刘慈欣在中国科幻文坛具有执牛耳的地位，《三体》在中国的流行，以及西方读者想了解中国历史的期待心里都赋予了《三体》译本更多的象征资本。

　　文本选择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原作者和译者若能惺惺相惜，则是一种极好的境界。但由于文本选择又是一个社会化过程，除了原作者和译者的契合，还必须考虑出版商这一环节。刘宇昆选择《三体》离不开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出版社与美国Tor　Books出版社的助推，它们为刘宇昆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本。由于对原作的喜爱，刘宇昆抓住了与中方出版社合作的机会，而译本在目的语文化的推广与发行则有赖于美国明星科幻出版社的光环加持。Tor　Books对《三体》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准确定位和译文的润色使其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审美。刘宇昆曾在访谈中表示非常有幸与Tor　Books《三体》的责任编辑莉兹·戈林斯基（Liz　Gorinsky）合作，她对译本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宇昆的文本选择背后，有文学场域与翻译场域中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助力。

　　四、刘宇昆的译内行为

　　语言表达能体现出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同时构建出语言表达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识解方式［9］。美国科幻大师Kim　Stanley　Robins曾说：“刘宇昆的翻译清晰流畅，作品读来既有熟悉感又有陌生感。”［10］这种熟悉与陌生之间的张力让刘宇昆的译文达到一种精妙的平衡，既能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体验，又让他们在愉悦中领略中国文化和语言的魅力。

　　1.译者注释

　　《三体》译本中的陌生感主要来自于译者对小说中历史背景和科学知识的准确还原。对于小说中的“文革”背景与科幻内核，原著仅有5处注释，而译本The　Three－Body　Problem共有42处注释。这些大多以脚注形式出现的注释，对于缺乏相关知识储备的西方读者来说无疑是相当必要的。对文中特有人物的翻译，刘宇昆基本采取音译加注。如“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在脚注（translator\'s　note）中呈现为：“Lao　She：writer；Wu　Han：historian；Jian　Baozan：historian；FuLei：translator　and　critic。”对特定历史背景，如“清华校园的百日大武斗”“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刘宇昆并没有一笔带过，而是在脚注中给出了详尽的解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迅速升到了副部级”［11］224的译文是：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Elev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he　was　soonpromoted　to　the　level　of　deputy　minister.Translator\'s　Note：This　meeting　markedthe　beginning　of　the“Reform　and　Opening　Up”policy　and　was　seen　as　the　moment　when　Dengxiaoping　became　the　leader　of　China.［12］320为了让西方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小说中角色的地位变化，译者将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与大家所熟知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以突显该会议的重要性，进而简洁而完整地再现原文的隐含意义，让译文读者与原语读者产生相近的阅读体验。

　　加注虽然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技巧，但加注的文字及注释的内容却是决定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注释不够会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角色的把握，注释过多则会打断读者流畅的阅读。对此，刘宇昆曾表示：“我展示的信息正好满足了读者需要理解故事的含量，但同时，一位好奇的读者可以自己上网探讨更深的细节。”［13］在注释中达到微妙平衡使他的译文有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符合更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领域西方读者的口味，也是译文大受欢迎和好评的原因之一。

　　翻译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刘宇昆对原文精准的把控离不开他的中国文化背景、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热爱，也离不开他的科幻小说创作经历。

　　2.语篇策略

　　刘宇昆在《三体》译本的后记中指出：“中国文学传统塑造了中国读者，反之亦然。而这与美国读者的期待和偏好有很大不同。有些情况，我会选择美国读者更熟悉的话语技巧，而有些时候我觉得保留原文风格是最好的选择。”（本文作者译）［12］397－398由此可以看出，刘宇昆的语篇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地制宜”的。

　　如：“‘这是人类的落日……’叶文洁轻轻地说。”［11］299译文　“My　sunset，”Ye　whispered.“Andsunset　for　humanity.”［12］390这是《三体》第一部的最后一句。原文隐含了小说女主人公对自己命运的悲叹，而译文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她当时无助、悔恨的心理。中国文化含蓄、内敛，推崇集体主义精神，原文对女主人公复杂心情的描述只是冰山一角；西方文化更外露、直接，推崇个人主义。刘宇昆的增译为西方读者塑造了一个更加丰满、立体，更能感同身受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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