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明视角下的启蒙重审——谈韩松科幻小说

Reexaming Enlighte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On Han Song\'s Science Fictions

詹玲

　　从最初的未来想象，到对历史时空的错置变形，再到近年来的现实颠覆与翻转，韩松科幻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几经变换，不断逼近现实，直到虚实相融，但始终不变的，是技术文明下人的生存状态这一主题。除了早期依据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拟像”书写之外，韩松对技术与人关系的考察始终放在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视野之下进行，并由此重新反思启蒙以及国民性改造问题。一方面，启蒙这一影响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宏大命题，在使命未竟之际就已消隐，且缺乏有效的梳理，韩松从科幻层面的探索的确必要且重要；但另一方面，作家在重新启动了这一传统之后，是否寻找到了新的资源或价值向度，能够让这一传统继续？答案似乎并不那么乐观。

　　一、《宇宙墓碑》：技术反思的“拟像”之作

　　韩松的科幻创作起于中国第二波科幻浪潮衰落之时。虽然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等前辈作家激发了他对科幻最早的兴趣和热爱，但这种影响仅仅体现在他创作萌芽期的作品，如学生时代的《一个初三学生的日记》、《熊猫宇宇》、《青春的跌宕》等中，充满简单的科技乐观主义色彩。1988年起，韩松的创作理念开始发生转变，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成为他思考的新对象。一开始，有些作品只是简单地把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对立起来，如《超越现实》写地球盲目学习、模仿弥星人的先进科技，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天道》讲述人类用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最终走向灭亡的未来史。后来，作家不再满足于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价值探讨，而是开始尝试把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作为一种问题来进行思考，并努力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宇宙墓碑》就是代表之作。

　　与前两篇小说一样，《宇宙墓碑》一开始，描绘的仍是一个只有技术没有人文的未来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类尽管已经拥有了可以自由“驰骋于众宇”的强大科技，但由于放逐了历史的诗意，依然被孤独与茫然困扰。

　　为了获得生存的意义，人们开始四处掘墓，希望能发掘出生死的秘密。然而，曾经费尽心思筑造的大型墓葬群，都被宇宙弹指间悉数抹除，只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墓，留存于天地间。为什么这座小墓能躲开宇宙的毁灭之手？小说用筑墓者遗留手稿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一切。原来，为了向宇宙获取更多的资源，人类不惜以死亡为代价，进行宇宙大开发，为逝者修筑的墓碑，被当作是“代表了一种人定胜天的古老理念”。①人类用这样的方式向宇宙发起挑战。这种反自然、过分的要求最终迫使宇宙做出回应，用清除墓碑群的方式告诫人类，在宇宙这座“真正的大墓”面前，人类一切的努力都只是徒劳，除了聆听和接受，什么也做不了。而那座小墓的主人，洞悉了宇宙的真相，领悟到“这个好心的老宇宙，它其实要让我们跟他妥帖地走在一起、睡在一块。”②于是，他为自己造了一座墓，“矮小而卑琐”，没有流行的英雄主义的傲慢，也没有留下任何身份的印记，却让人觉得“连时间都在墓穴中自由流动。”③萨特、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现代主义哲学家都曾对人类存在处境表现出深刻而彻底的绝望，人同对象一样同样是被抛到世界上的，“它存在，因为它被抛到一个世界之中，弃置于一种‘处境’之中，它存在，是因为它是纯粹的偶然性。”④萨特如是说。而海德格尔则将萨特对存在与虚无的思考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技术的追问》一书里，他重新探讨了技术与人的关系，指出“危险的并非技术”，而是人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自身性的破坏、扭曲和丧失。因此，要拯救人类，就需要人类改变对待事物和自然的态度，与自然保持一致，而不是破坏自然物的持存和生长。⑤《宇宙墓碑》中墓碑的历史变迁，就像海德格尔笔下的风车、水磨和发电厂，象征着技术和自然的关系改变。最先开始的时候，墓碑作为对个人、时代以及历史的纪念，与宇宙保持着顺应的关系，“它们保持缄默，旁若无人地沉湎于它们所属的时代”，⑥像是一件艺术品，充满诗意。但到后来，当墓碑变成了人类向自然挑战的标志物后，“墓的存在使星球的景观改变了。”⑦大量的星球被人类殖民，能量被抽取，这是一个被海德格尔称为“unheimlich”（阴森可怖）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遭到宇宙的报复。

　　小说以墓碑为象征物，实践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点：人，诗意地栖居。那个通晓了此在生存的本真状态的小墓主人，学会了与宇宙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的道理，修筑了与宇宙声气相通的小墓，终得以诗意地栖居于宇宙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重返启蒙”思潮下的“西风”二次“东渐”，在中国掀起了“叔本华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罗杰斯热”等一波又一波的现代主义思潮，并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萨特提倡的个人本位自由观，因迎合了“文革”后一代人迷茫的心理，受到的关注最大，影响也最为持久。当时正在大学校园攻读英美文学的韩松，自然也是得风气之先，有机会阅读萨特、加缪、三岛由纪夫、波德莱尔等大量作家的作品。与刘索拉、徐星、残雪等人借用意识流及荒诞、象征、变形等现代小说技法，表现人生的无意义感和生存的孤独感不同，韩松对存在主义的思考和表达，则是用科幻思维，在现实世界之外构筑异世界的方法。尽管在现实中无法获得对技术现代性的反思体验，但作家却通过科学幻想，将科技的发展推演到了“太空人时代”，从而得以在“未来的体验”中感受、把握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生存虚无感。这使得韩松为填补20世纪以来启蒙文学的空白一面：现代科学人文精神的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启蒙“既不是简单的知识启蒙，也不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启蒙，而是现代科学人文精神的启蒙，辐射到美学、哲学、政治学、生态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种以现代工业性为基础的，复杂、多元、全方位覆盖的思想启蒙。”①由于中国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都没有具备实现上述思考的工业化条件，导致现代科学人文精神的启蒙在中国小说里鲜有出现，反倒是对落后他人的恐惧，生出对现代科技的极度渴盼，使得“五四”时期高举的“科学”旗帜一直飘扬在以科技为主题的各类创作中。因此，即便韩松借助科幻之手，成功地在文本中呈现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拟像”，但这种“拟像”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当时的中国读者，都无法体验到现代性中理性与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更无法感受理性愈是进步，终极关怀愈是退隐，以及在这种反差关系下，人生强烈的虚无感。所以，文本能够达到的，只是最大程度地模仿，在读者接受层面，大陆应者寥寥，反倒是在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中的台湾，能够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这或许是为什么小说发表后，会产生“墙内开花墙外香”效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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