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流派的乌托邦视野

The Utopian Vision of the Marxist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

黎婵　石坚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于1970 年代在美国复苏，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下简称“西马”）科幻批评由加拿大犹太裔学者达克·苏恩文（ Darko Suvin） 发起，成为前者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一批评流派还包括詹姆逊（ F. Jameson） 、昂热诺（ Marc Angenot） 、菲丁（ Peter Fitting） 、莫伊兰（ Tom Moylan） 、魏格纳（ Phillip Wegner） 、弗里德曼（ Carl Freedman） 、巴科利妮（ Raffaella Baccolini） 等人，《科幻研究》（ Science-Fiction Studies，1973 － ） 和《乌托邦研究》（ Utopian Studies，1988 － ） 两大杂志成为其主要聚集场所，研究活动主要在美、加展开，影响波及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法国及意大利。该学派中最富盛名的是詹姆逊，不少学者认为他的阐释学根本上是一种乌托邦的阐释学，他在2010 年采访中也提到目前其理论研究的重心从意识形态转向了乌托邦。①在他看来，科幻小说是继历史小说之后表达乌托邦未来———与现在具有根本性差异的未来———的重要文类，作为科幻次文类的乌托邦文学则以乌托邦欲望为直接内容。因此自70 年代起他就活跃于科幻领域，成为《科幻研究》的长期撰稿人，其多部著作中涉及的科幻文本分析与乌托邦思考， 在近作《未来考古学》（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2005） 中得到总结和发展。该学派内部的研究各有侧重，有时互为矛盾，使他们成为同一流派的不仅有对科幻的共同关注，还有在分析中所持的共同立场———乌托邦的终极视野。

　　一、科幻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苏恩文50 年代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 Zagreb University） 攻读博士学位时便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幻爱好者。1967 年他前往美国，次年定居加拿大，担任麦吉尔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在此之前，北美科幻批评的主流是根植于杂志时代的根斯巴克—坎贝尔的传统。60 年代初英国掀起的“新浪潮”运动在美国得到了发展，但它倡导的高级文学品味并没有对科幻批评产生真正的影响。学术界内部，追随新批评和经典文学的精英主义者将某些科幻作品提拔为“严肃文学”，却常使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评标准，仍将科幻整体视为缺乏自反性的边缘文学。为数甚少的科幻学术论著，如《地狱新地图》（ New Maps of Hell，Kingsley Amis，1960） 将科幻视为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文类，也没有产生重大影响。1958 年在纽约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会议上，克拉尔松（ Tom Clareson） 有力组织了科幻研讨会，象征着美国科幻学术研究的肇始。①60 年代社会动荡之后，70 年代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生态研究以及反西方、非西方研究兴盛于学术界，共同组成了学术界的“对抗性公共领域”。苏恩文的到来，掀起了西马批评与科幻研究的一场风云际会。

　　苏恩文在1972 年发表《认知与陌生化： 通往科幻诗学的一种途径》（ Cognition and Estrangement:An Approach to SF Poetics） 与《论科幻文类的诗学》（ 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 两篇论文，开启了科幻批评的转向，他1979 年的论文集《科幻的变形： 一种文学文类的诗学与历史》（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成为该流派的奠基之作。

　　按照苏恩文的界定，科幻是“一种文学类型，它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陌生化（ estrangement） 和认知性（ cognition） 的在场和互动，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替换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框架，它的区别性特征是一个具有认知逻辑的虚构‘新异’（ novum） （ 或新颖、创新） 成为叙事的主导力量”。② 澳大利亚学者布罗德里克反对将科幻视为一种文类，提出科幻是由一套特殊修辞策略构成的模式，但仍称苏恩文“无疑是当代科幻研究中的牛顿或列维－ 斯特劳斯”。③ 苏恩文带来的一个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是科幻与乌托邦的结合代替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幻与幻想故事的并置———50 年代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科幻杂志是《幻想与科幻》（ 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 。早在1968 年现代语言学协会的科幻研讨会上，苏恩文就作为小组讨论主持人谈到了苏联科幻，指出它们与美国科幻的区别在于乌托邦成分，④ 并在1970 年编著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幻创作。在苏恩文的科幻诗学之中，莫尔（ Thomas More） 的《乌托邦》（ Utopia，1516） 与威尔斯（ H. G. Wells） 的《时间机器》（ The Time Machine，1895） 并置为科幻叙事的两种基本范式。此后，正如《未来考古学》的副标题“乌托邦欲望与其他科幻小说”所示，科幻与乌托邦总是同时出现在西马科幻批评之中。

　　对于这一流派的许多观点，如果不了解其乌托邦视野，就很容易出现误解和迷惑。英国学者帕林德是一位接受了苏恩文诗学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指出苏恩文诗学中诸多术语和概念互相矛盾，比如苏恩文反对未来学式的预测，但是就其对“认知”接近德语“知识” （ Wissenschaft） 的宽泛定义来说，未来学的预测何尝不是一种认知，因此认知价值存在一个范围。这样的观点更为全面，但帕林德没有意识到是乌托邦视野决定了苏恩文对未来学的极端反感。对苏恩文而言，未来学中的预测，就像股票市场的前景一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当下的延续，这是“历史终结”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表述，借用了未来之名但却不是与当下具有根本性差异的乌托邦未来。再如，苏恩文在《作为暗喻、寓言和时空体的科幻： 兼论里根主义的歹心》（ SF as Metaphor，Parable and Chronotope: with the Bad Conscience of Reaganism，1984） 中指出诗歌暗喻也是一种“新异”，并且每一种暗喻都具有认知的价值。帕林德指出，这种类比式思考几乎将其科幻诗学推至断裂，认为这表明苏恩文似乎暗中放弃了将科幻作为一种展示认知陌生化的特殊叙事类型。⑤ 而在1994 年的一篇论文中，苏恩文又进一步将认知性发展为人类一切创造力都具有的潜能，此认知与“新异”密切相关，类似于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旨在“重新描绘这个已知的世界，并且揭示干涉这个世界的新的可能性”，⑥ 也就是揭示隐藏的乌托邦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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