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科幻小说中的宗教共同体分析

刘义

　　0. 引言

　　自1860 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 Huxley）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就达尔文进化论发生激烈冲突以来，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成为众多知识分子讨论的重要话题，各家观点纷呈。罗素（Bertrand Russell）持冲突论，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肯定了新教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伊安·巴伯（Ian Barbour）较为全面地总结了二者之间的多种关系，并主张在维护宗教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的方式谋求宗教与科学的融合①。文学界也积极参与了这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大讨论，它以现代科幻小说的方式表达了与伊安·巴伯的主张相类似的看法——既要维护宗教的权威，又要为科学理性保留生存空间。

　　西方现代科幻小说走向成熟的18 世纪恰逢共同体思想在欧洲勃发，因此科幻小说不可避免地受到共同体思想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呼唤共同体的叙事文本，它通过基于科技理性的奇特幻想言说人们对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政治、经济、伦理等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解和美好愿望。17、18 世纪西方社会的“宗教危机”是促使现代科幻小说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科技理性和工业革命则是推动科幻小说长足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科幻小说不断协调并强化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对话与融合关系，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表达出科技理性时代的宗教理想，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宗教信仰情形，体现了人类在高科技时代的宗教诉求，是对一个“新的天堂和新的尘世”的文学表达。西方现代科幻文学之所以时常谈及宗教话题，一方面由于西方社会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传统，另一方面，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与严肃文学家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正如温华（2005: 102）指出的那样，“所谓宗教信仰，本质就是对善的信念和向往，这不仅是宗教关注的问题，还是全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在涉及到宗教话题时，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塑造的是一种已“祛魅”的宗教共同体愿景，即以自然神论为特征的、主张“上帝创造了世界后便让其自己按照规律运行”的世俗时代的宗教理念。

　　1. 西方现代科幻小说起源处的宗教焦虑

　　科幻小说是现代西方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而现代西方小说萌生则与现代性的滥觞关系密切。现代小说理论“大都倾向于把小说兴起的时间认定在非常晚近的17、18 世纪”（李茂增2008: 1），即西方社会开始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时刻。此后，现代小说承担起表征与反思的现代性使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小说的道路就像与现代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

　　（米兰·昆德拉2002: 130）具体到西方现代科幻小说而言，其起源与发展和西方社会的宗教观念、科技观念、伦理观念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

　　现代性意味着科技的进步，科技成为催生现代科幻小说的积极因素，也成为判断奇异幻想小说是否为科幻小说的重要标志。关于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的起源期历来众说纷纭，英国学者布里安·阿尔迪斯（Brian Aldiss）（1988: 29）将科幻文学的“文类始祖”追溯至《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作者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而美国学者托马斯·迪什（Thomas Disch）（1998: 34）则宣布“爱伦·坡是源泉”。两人观点虽有区别，但都将现代科幻小说的兴起时间认定为19 世纪初，即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全盛、西方现代社会日益成型的时期。这种做法不仅注意到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这一时期日趋成熟、广受欢迎，更重要的是肯定了现代科技手段之于科幻小说的物质性作用，因为科技赋予人类非神秘性的、可操作的认识世界和展望未来的工具。

　　现代性还意味着宗教观念的变化，宗教元素也成为现代科幻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科幻学者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将布鲁诺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的1600 年视为现代科幻小说的起点，他认为这个年份是“科幻小说史中的一个不太为人所知但却是非常关键点的进展”。（Roberts 2010: 4）罗伯茨发现了现代科幻小说起源处的宗教焦虑，因为布鲁诺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包括了无穷的世界，这对传统基督教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动摇了基督教的根基。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他指出，“哥白尼和布鲁诺的理论提出后不久，去往外星球意味着否认了耶稣的独一无二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此想法的人便抛弃了基督徒的身份”，“如果宇宙中有许多世界，那里也有其他生灵栖息，那么这就会否定基督受难的独一无二性，同时也贬低了基督教自身的价值”。（Empson1993: 78－79）新的宇宙观严重冲击了传统基督教信仰，引发了强烈的宗教危机，它一方面要求人们服从科技理性和科学规律，另一方面又迫使人们为上帝在新时代的存在寻找充分的理据，这就为现代科幻小说注入了相互牵制的两股力量。一是科学理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征服世界的雄心。随着观测仪器的进步，人类对世界、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提高，而传统的“地心说”宇宙观逐渐被颠覆，现代社会的人类不再像被紧闭在狭隘围墙内的囚徒那样生活在世界上了，“他可以穿越太空，并且打破历来被一种假形而上学和假宇宙学所设立的天国领域的虚构界限”。（恩斯特·卡西尔2004: 21）从此，人类可以自由地以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方式在星际间遨游成为科幻叙事的主流范式。二是对上帝和天国的敬畏之心，依然将上帝视为世界的“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使得普通民众、甚至科学家无法完全放弃宗教信仰，因此，作为科学与传统基督教相互妥协的结果，以理性为特征的“自然神论”宗教逐渐占据上风。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并未否定基督教的存在，而是以自然神论的方式使得“宗教世俗化”，即世俗化的基督性和圣经信仰。自然神论认为上帝是非人格的存在，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自然神论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奇迹”，认为宗教信仰必须以理性和理解为基础，这种观点既承认了上帝的存在，又将现代科幻小说建立在科学的根基之上。

　　17、18 世纪欧洲诞生了一批具有明显自然神论倾向的牛顿主义科学诗，很好地体现了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融合。比如苏格兰诗人大卫·梅勒特（David Mallet）创作于1728 年的《远足》（The Excursion），诗歌描写了主人公骑着生有双翼的飞马在太阳系翱翔的情形，有一段对星空的描写如下：

　　未知星系的未知太阳升起，

　　其数目何人能数清？

　　万能的主！

　　在虚空中亿万颗闪耀的星，

　　太阳接着太阳，

　　世界接着世界，

　　双目不能尽，

　　无法丈量的距离，

　　用思想也无法设想！

　　它们秩序井然；

　　众星拱卫中心的火光。

　　在无尽的虚空里，

　　它们的飞行，

　　肃穆而庄严，

　　没有变化，

　　没有讹误。②

　　诗歌呈现出一个可用牛顿物理学定律解释的物质性的宇宙，虽然浩瀚无垠，但却秩序井然，人类只要掌握了“秩序”便可征服这一“浩瀚”； 但诗人又情不自禁地颂扬“万能的主”，特别是诗歌结尾部分，诗人描绘了众多天使形象以及能够进入没有道路、甚至连想象都无法到达的地方的“永恒意志”，诗人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数百万生灵，栖息在他的荣光中； 怀着敬畏，遥望天际”。这首带有明显自然神论色彩的诗歌体现了牛顿以后西方社会的科学观和宇宙观，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科幻文学创作。

　　科技理性的发展以及传统基督教观念遭遇的危机，再加上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构成了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兴起的重要因素。很多科幻作品，特别是早期科幻作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协调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为新时代的宗教提供辩护。正因为如此，科学与宗教构成了西方现代科幻文学中的二元对立，二者的博弈使得科幻小说既没有变成刻板的科普作品，也没有成为神秘的宗教读物，而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表达了基督教自然神论的观点。

　　2. 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对上帝存在的证明

　　如前文所述，17 世纪以来新的宇宙观对西方基督教观念造成猛烈的冲击，然而这一冲击非但没有使人们抛弃宗教信仰，反而激发作家通过想象和文本创作为上帝在新时代的存在寻找依据，从而调和了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寻求上帝的存在、歌颂上帝的荣耀贯穿西方现代科幻文学发展的始末，形成科幻小说宗教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

　　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一开始的直截了当到后来的间接暗示，虽然上帝的存在感不断遭到弱化，但一直都是科幻世界的“始因”。在现代科幻小说发轫的17 世纪，不少科幻小说家实际上为教会人士，这一情形毫无疑问地增强了科幻小说中的宗教因素，为科幻小说中的共同体铺设好了宗教基石。比如1638 年出版的《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的作者弗朗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为英国圣公会主教，其科幻作品无疑会证明上帝存在的独一无二性。该小说中主人公踏上月球后，见到月球居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高呼“耶稣”，这导致月球居民“老老少少马上齐齐地跪在地上，这让我惊喜万分”。（Godwin 1995: 96）同时期一位法国作家德贝尔热（Cyrano de Bergerac）书中的主人公也有类似经历，当他到达月球时，他遇到了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告诉他这里是伊甸园，“这里实际上是你在地球上所看到的同一个月球，在这里，你漫步在天堂，只不过是人间天堂”。（de Bergerac 1970: 44）到了被称为“启蒙时代”的18 世纪，科技理性的逐渐强势迫使上帝和其他宗教人物从台前退往幕后，从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变成最终决定者，迫使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派，完成了向自然神论的最终转变。同时，“18 世纪早期，多重世界的观念得到普遍接受”（Meadows1969: 126），宇宙的物质性进一步得到确认，宇宙的各个角落都成为人类探索的对象，导致18 世纪科幻小说中的历险元素十分突出。英国著名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作为一部杰出的政治讽刺和道德讽喻小说，该作品也具备了作为科幻文学的基本条件，比如小说对地理、数学、化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描写详细。表面上来看，斯威夫特大肆嘲弄了英国的政治斗争、反动宗教、迂腐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等，但是仔细分析后会发现，真正让作家感到心神不宁的是那个时代被推上至高无上位置的“理性”。作家对理性的不信任贯穿始终，并在第四部分达到高潮。在该部分，主人公来到慧骃国，这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理性而又公正的智马。读者在阅读时会下意识地将它们作为纯粹理性的象征，但透过斯威夫特的笔触，我们会发现智马们沉闷无趣、毫无感情，不知欢乐为何物，总之，除了理性，它们一无所有。对理性的否定暗含了对宗教的认同，作家看到了理性对人类产生的负面作用，所以通过小说含蓄地告诫我们，除了理性，人类还需要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这样才能避免沦为纯粹理性的工具。

　　19 世纪最受读者欢迎的科幻作家要算法国人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他的科幻小说以虚构而又让人信服的语言，表达了19 世纪西方列强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也暗含有对上帝荣耀的歌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都是“奇异旅行”的冒险故事，既有对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生动描绘，又有对诸如大炮、潜艇、热气球等先进机器的细致刻画，营造了一种极为真实的感觉。主人公均为受到良好教育的科学家或知识分子，因机缘巧合，依靠掌握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交通工具完成一次又一次不可思议的旅程。主人公之所以能拥有令人惊叹的能力是信仰上帝的结果，这一观点在《80 天环游地球》（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1873）中表达得极为明显，在整个旅程中，大英帝国的发达科技和殖民地的贫穷落后形成鲜明对比，而身为仆人的“路路通”则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作为“基督徒”的自豪感，暗示着西方国家的繁荣兴旺是信仰基督教的结果。基督教信仰给西方社会带来现代文明这一主题频现于凡尔纳“奇异旅行”系列科幻小说，为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寻找宗教依据，是科幻小说所极力追求的宗教共同体目标。

　　使现代科幻小说跃上历史舞台的宗教辩证关系并没有随着20 世纪向世俗日益推进而退隐，恰恰相反，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和千禧年的日益临近使得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家探讨了世界末日图景以及弥赛亚（救世主）拯救人类的话题。探讨世界末日问题很显然是一个基督教命题，早在19 世纪早期，就出现了一批描写未来世界末日和“最后的人类”的科幻作品，比较有名的是法国作家格兰维尔（Jean-Baptiste Cousin de Grainville）的《最后的人》（The Last Man）。到了20 世纪，这一命题主要由反乌托邦科幻小说来表达。20 世纪的三大反乌托邦科幻小说： 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We）、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都毫无例外地将科技理性和斯大林式集权制度视为导致人性沦丧、引发世界末日的根源。在上述小说塑造的未来社会里，真正的人类已不复存在，活在世上的只是毫无自由思想和意志力的生物，虽然这种叙事与20 世纪的政治语境密切相关，但关注人类最终前途与命运的做法使得科幻小说依然回归到宗教原旨，即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一点在《美丽新世界》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小说结尾处信奉宗教的野蛮人（John the Savage）与穆斯塔法·蒙德（Mustapha Mond）关于上帝的存在展开辩论：

　　野蛮人说： “你认为上帝不存在？”

　　“不，我认为可能存在。”

　　“为什么呢？ ——”

　　穆斯塔法打断了他的话，抢着说： “但是上帝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在现代时期之前，上帝就像那些书中所说的那样自我证明。现在——”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