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中呈现的全球化、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以《基里尼亚加》为例

The Conflicts among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in Science Fiction: The Case of “Kirinyaga: A Fable of Utopia”

刘兵

　　说到科幻，人们一般首先的联想，是那种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类未来的生活。其中，高科技的发展可以在想象中远远超越现实的科技发展，在人类之间，以及经常还在作为主角的非人类（比如外星人）与非人类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展开形形色色的冲突。这显示了科幻作品对于世界乃至宇宙未来的突出兴趣，对于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的特殊关注。正如国内科幻研究专家吴岩教授所说的：“科幻是件又酷又时尚的事情。它伴随科技而生，总是昂然领先于时代，以炫酷、华丽、让人匪夷所思的时髦高科技，打开另一扇奇妙世界的大门。在那里，容纳着万千种可能，涌现着不计其数的神奇……科幻的诞生，是伴随科技而来的，而科技发展则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的转变，蒸汽机的发明，工厂的林立，动力机械的普及……面对自然，人类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拥有了无可比拟的力量。而这种变革，不仅仅促进了人类文明暴风一般的发展，更催生了科幻的诞生。而这也注定了科幻与科技之间的一生交错。”[1]然而，实际上科幻并非只此一种类型。例如，曾被一些学者关注的科幻对于科技发展负面效应的反思，这种“交错”以“思想试验”的方式带给读者更加深刻的有关科学对人类和社会之影响的思考。多种科幻作品的类型甚至还颇有学术意味，反映出某种学术思潮、学术立场。这种情况虽然并不很常见，但科幻故事中体现出的思考，比如人类学思考，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一、科幻与人类学

　　说起人类学，因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代表性观点多种多样，也因其流派众多而难以简单地给出概括性的总结，但其中一些与当下主流观点有所不同的观念，例如文化相对主义、对多元文化的关注和强调等，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正如王铭铭曾说过的：“西方人类学家越来越感到，自从15 世纪以来，被西方人类学家当成研究对象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地方、宇宙观形态，已被纳入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处在边缘地位。怎样在人类学著术中真实地体现世界格局的中心-边缘关系？这成为诸多西方人类学作品试图回答的问题。将人类学回归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析，成为西方人类学的潮流。更多人类学家主张在坚持人类学的民族志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养分，使民族志撰述双向地反映处在边缘地位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地方、宇宙观形态的现代命运与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性影响。”[2]这里所说的人类学，当然是指文化人类学。就现实来说，其意义在于“人类学可以追寻所有视角（包括文化视角）背后的假定，并得到跨文化知识的支持，考虑最广义的后果。例如，人类学会考虑，关于环境的提案，或者我们寻找的社区，是否充分地考虑到了人类可能性的所有范围，或者讨论是否过于狭窄地受限于当代或西方文化前提。不论主题或问题是什么，人类学家都会融入哲学和其他学科，推动我们考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生活，反思引领我们及我们行动后果前提。”[3]早在上个世纪70 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了科幻和人类学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的密切关联，并有专门的著作问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20 世纪产生了其最多的影响。虽然它感兴趣的领域包括了许多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但它又是更有新意的社会科学之一。它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它的目标是理解人类这种被充分研究和观察的动物的众多方面。科幻与人类学共享其主题。科幻是关于未来的人类的文学，而人类学则是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的科学。很自然地，科幻应该作为一种工具用来探索人类学的许多观念。”[4]ix 上世纪70 年代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有人类学意味的科幻小说”（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fiction）这一概念，认为“当人类学这门学科仍在探索‘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框架时，有人类学意味的科幻小说却得意于对此问题提供在哲学方面内容丰富的答案。”“科学幻想小说并非只是按其内容来确定的，同样也是因其方法和立场来确定的。”像这样的小说实际上另有一种传统，而且有很多部。其中，在技巧和思辨性上，最有人类学特色的作家当属美国著名作家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她的《黑暗的左手》便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作①，书中另一个星球上的外星生命形式被赋与了某种适合于地外生物学的文化行为模式。在上个世纪的50—60 年代，一些这种类型的科幻小说甚至就是由职业人类学家撰写的。作为更一般类型小说的一部分，这类小说又可称为“社会科学小说”，它们“确实把过去只限于科学家（包括人类学家）范围的对文化的一种自我批判的自我意识带给了公众。”[5]本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通过解读近期翻译出版的科幻小说《基里尼亚加》，发现其体现出科幻魅力、人类学倾向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具有特殊的价值。

　　二、科幻小说《基里尼亚加》

　　《基里尼亚加》[6]是美国科幻作家雷斯尼克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一部很神奇的乌托邦类型的科幻小说①。这部小说的神奇之处包括许多方面，例如，它是由先后独立发表的10 个短篇科幻故事结集而成的，但这10 个短篇却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同时合在一起又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完整故事，随着情节逐渐推进讲述了一个乌托邦如何在它的创立者费尽心血的维护下仍然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解体的过程。更有甚者， 这10 个故事曾先后获得2 个雨果奖、9 个雨果奖和星云奖提名，因而这部作品又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获奖最多的科幻小说集。前两年，我国科幻界和广大读者因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而为之骄傲，相比之下这本小说所获得的荣誉要远多于《三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本科幻小说的内容。作者将情节的设置放在了一个有些科幻意味的大背景下，想象在科技非常发达的未来利用科学技术作为手段，太空中某个类地行星上的一些人在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基库尤人“蒙杜木古”（即巫医）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名为“基里尼亚加”②的移民居住地—一个想保持传统的乌托邦。

　　“蒙杜木古”虽然身为基库尤人，却曾是剑桥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还在耶鲁大学拿了两个研究生学位。尽管有这样的背景，“看着内罗毕变成第二个伦敦，一样堵塞的交通，一样严重的污染；也看着蒙巴萨变成另一个迈阿密，治安极差，疾病肆虐。”“看着我们的人民忘记了身为基库尤人的意义，自豪地说自己是肯尼亚人，”作为部落习俗守护者和传统智慧传承者的“蒙杜木古”，在基里尼亚加这个乌托邦色彩鲜明的新的移民居住地，他要坚定地捍卫基库尤人传统的但被很多人认为是非常“愚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蒙杜木古”和“基里尼亚加”居民都来自肯尼亚，但却认为肯尼亚的现代化是一种“堕落”，虽然“堕落”远没有达到让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步，反而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发展”，但是在“蒙杜木古”的心目中古老的的生活方式才是好的，“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我们与土地和谐共存。我们照料牲口，耕种土地，有人因为衰老、疾病或与马赛人、瓦坎巴人和南迪人的战争死去，我们正好有足够数目的儿童来补充。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但也很充实。”欧洲人的到来也带来了欧洲式的现代化和生活方式，“我们的城市人满为患、污染严重，我们的土地变得贫瘠，我们的动物死了，水变得有毒了，最后，乌托邦议会同意让我们搬到基里尼亚加这个世界来，我们便离开了肯尼亚，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这是对基库尤人有利的方式。”[6]44在作者对依靠现代科技的支撑建立起来的基里尼亚加的描写中，高科技其实也仅仅是作为隐藏在背后的技术支撑而已，这种支撑给移民居留地设置的生存环境与原来基库尤人在非洲的生存环境很相似，例如，会不时地刮起一阵热风，卷来一阵尘土，甚至还经常有苍蝇环绕。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乎全能的、智慧象征的基库尤人之神恩迦的代言人“蒙杜木古”为居民解惑、调解纠纷、施行法术，用讲寓言故事的方式向儿童进行传统教育，用传统医疗手段医治病人。甚至于，他也会请求背后科技手段的支撑者调整行星轨道来改变气候，将之作为诅咒力量的实施来惩罚不按传统方式生活的居民。

　　但就在这个看上去似乎完美理想的乌托邦中，内在的、差不多是“自己冒出来的新观念”的自然产生（如对求知的追求和对生产工具的发明改造）和外部各种偶然因素的介入（如偶然到达此地的欧洲医生），一直在威胁着对传统的严格继承。尽管“蒙杜木古”费尽心机力图阻止一切可能冲破传统的改变，但终究还是力不从心，潘多拉的盒子在一点点地打开。

　　连他培养的、要作为“蒙杜木古”接班人的弟子也要离开去读大学，梦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然后再回来教授他所学到的东西。压跨“蒙杜木古”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偶然来到基里尼亚加的欧洲医生向这里的居民施展了更有效的医术，让“蒙杜木古”失去了他的权威性。居民们虽然依然尊敬他，却开始认为欧洲人的神更年轻、更强大，“蒙杜木古”的手指已经无法堵住堤坝越来越大的决口。最终，“蒙杜木古”自己回到了肯尼亚，在基里尼亚加进行的保存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思想试验”也以失败告终。

　　三、现代化背景下文化碰撞的思想试验

　　阅读《基里尼亚加》这部科幻作品就犹如阅读一部人类学的民族志，只不过其描述的对象是作者虚拟的文化冲突中的“思想试验”。但正如史学理论家认为所认为的，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可能甚至比历史要更为“真实”，这部科幻作品所展示的理论意义上的可能性仍然值得人们关注。

　　从广义上讲，一些最为著名的乌托邦小说（或称“反乌托邦小说”）也完全可以归入科幻之列，如《1984》、《美丽新世界》。也曾有科幻文学的研究者注意到和谈及乌托邦文学与科幻的复杂关系，认为乌托邦小说不仅从历史角度来看是科幻小说的源头之一，而且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即从逆历史方向来看，也是科幻小说的形式之一。“乌托邦小说并非关于天堂、地犾等另外世界的宗教观念，而是一种拟换性（alternative）的思维建构物。它与岛屿、山谷、社会和世界都是由自然界中的智慧生物—人类或类人生物—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而非借助超验力量的支持或介入建构起来的。乌托邦小说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但它同时也内在于人类的世界，或者至少是内在于灵物的努力、统治和假设性可能—而非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超验性。这一点使得乌托邦小说区别于发生在历史—即便是一种拟换性或假设性历史 —之外的神话、恐怖奇幻小说和童话；同样，这一点也使得科幻小说区别于那些与它有亲缘关系但却与它截然对立的文类”[7]154。

　　《基里尼亚加》所讲述的这个力图保存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乌托邦“思想试验”摆脱不掉的是作为背景的文化冲突，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及其力量）的比较问题。“在科幻小说中，由叙事所引导出的‘可能世界’，只有作为两种要素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才是可以想象的：一个要素是文本的集体社会受话者关于经验世界的概念，另一个要素是给定的科幻小说文本对之前的那个概念进行的种种叙述上的明显改动。反过来讲，这个作为结果的可替代的现实或者可能世界不是预言，甚至也不是推断，而是一种类比，类比的对象是在受话者或隐含读者的经验世界中未曾实现的种种可能：无论科幻小说的叙述动因人（narrative agent）、叙述对象和叙述事件在经验上如何无法预以证实，其组合体在所有（确实）有意义的情形之下，依然创造出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寓言”[7]162。当然，在人类学的当代理解中，那种进化论式的对文化进行等级式划分的观点已不再是主流，“人类学家拒斥任何有关某一种族、某一阶级或某一文化是最优等的观点”[6]ix。不划分等级并不等于不进行比较。“人类学家的另一目标是理解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而在这样做时，比较的方法是基础性的。

　　众多的社会肯定已经被研究过了。科幻则提供了用于比较的想象中的社会的额外领域”[6]ix。这种以想象的“思想试验”方式进行的比较和对可能性的探讨，才是《基里尼亚加》在科幻中体现人类学意味的要点之所在。

　　“思想试验”中的基里尼亚加虽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但仍然无法绝对避免欧洲文化的影响。问题在于，当两种文化发生接触（哪怕是在像基里尼亚加这里的那么偶然、被动的接触）时会发生什么。现在，人们经常默认交流和沟通（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是件值得鼓励和促进的事，例如修路、网络等，但对于要保持一种人类学所关心的传统文化的社会来说，交流和沟通却很可能是一种威胁。科幻只是提供了在极端和更理想情况下的这样一类思想试验而已，这是因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社会相接触后，“一个后果是两种文化体系中的一个被毁灭。通常是其中较弱小、在技术上不那么有效率的社会被吞并或淘汰。这也一直是许多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作为关心科幻的人类学虚拟观察试验的学者中也有更乐观一些的：“有时两种文化的接触可以带来人类学家们所谓的‘稳定的多元性’，这意味着接触双方都设法保存其完好如初的文化。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可以交流思想、交换工具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但却没有任何一方强势到吞并或淘汰另一方。他们是在并不对另一方构成威胁的文化交换中平等的成员” [4]346-347。不过，在《基里尼亚加》这部科幻小说中，作者却没有给出这样一种理想的结局。这也许是深意而且值得我们思考的。

　　人类学在其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倡导文化多样性，这与那种盲目、片面地追求基于西方式的现代化的全球化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世界各地和人类各个群体在其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生境和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信仰、生活方式、共享意义和价值观念。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和复杂的生境中积累而成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文化多样性能够促进经济有效增长，实现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激发起人们永不枯竭的创造激情和灵感，并为进行文化反思或‘文化批评’提供不可或缺的参照。因此，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犹如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一样必不可少。”当然，也无可否认，“以统一性为主导的全球化和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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