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说研究

晚清小说“现代性”一解

杨联芬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人持久执著的对“现代”

的渴望,不但是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的焦点,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

的一个潜在动力和重要主题。

一个世纪以来,从维新到共和,从制造机器到兴办学堂,从政治

革命到思想启蒙,“中体西用”或者“全盘西化”,中国人的追求与想

象始终被现代文明的信念鼓舞着。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也便围绕着

文明与现代化这一主题,演奏着充满艰辛而又始终高亢的交响曲。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不管产生于什么时期、话语有多么不同,占据主流

地位的,萦绕着作者心灵、牵引着读者情感、沟通着时代与经验隔膜

的,往往就是与民族、国家现代化相关的一种理想主义情绪。

倘若我们要对晚清小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做出某种概

括的话,也许,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明与现代化情结”,就是这

种现代性的或一重要方面。从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以百花竞放

暗示国人须有文化开放、中西互补之胸襟(《人境庐诗　以莲菊桃杂供

作歌》),到严复发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黄牌警告(《天演论》),

短短十来年时间,随着中国在军事、外交和政治上的一系列重大挫折,

中国先锋知识分子的心态由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而迅速转变为强

国保种的巨大危机感。作为当代知识分子重要话语形式的小说,则形

象地记载了晚清知识界的“现代文明饥渴症”以及对中国未来现代化

的想象。

11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第四期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01.04.008一

提起晚清社会小说,人们往往强调它“揭发伏藏”①、“谴责” “公

认的罪恶”②以及与这个颠覆姿态相关的小说所展示的那个价值混乱、

道德窳败的末世光景。这种印象可能与五四作家对晚清谴责小说颇为

粗略的总体性评价有关。然而,晚清社会小说除了冷峻的“谴责”之

外,尚存在一种被忽略的热情和“积极”的主题:那就是对文明和现

代化的乐观与憧憬。而这,也许正是人们直觉中“没有晚清,何来五

四”③的深层根源。

1903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和《世界繁华报》分别连载

着他自己署名“南亭亭长”的两部小说: 《文明小史》和《官场现形

记》。后者是典型的谴责小说,在后来的文学史描述中几乎成为晚清小

说的代表;而《文明小史》的话语及其所蕴涵的情绪,则显然并不是

那么单纯的“谴责”,也许正因此,胡适、鲁迅在批评晚清小说时,几

乎没有将它纳入视野④。

《官场现形记》所写的全是卑鄙奸诈的坏人与小人,叙述者的态度

也是极其憎厌和冷漠的,叙述者面对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他的叙述

不过是搅动这沟死水、令它更加臭气熏天而遭人诅咒与弃绝而已。《文

明小史》所描写的则不再仅仅是“官场”,也超越了对昏乱、腐朽的愤

激与诅咒。《文明小史》中的叙述者,显然比《官场现形记》的叙述者

多了一种热情,他在一个广阔的视野里描述20世纪初晚清上层推行的

维新改革路线在社会上激起的反映和动荡。

关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在小说的《楔子》中有一段形象的解

释。他以海上日出与暴风雨前的景象比喻当时中国的情形,说“据在

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

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这里透露出的是对未来和变革的乐观情

绪。由于晚清政府的维新改良是在内政外交四面楚歌、国民经济几乎

113晚清小说“现代性”一解崩溃的时刻(庚子事变之后的1901年)被迫开始的,也就注定了这种

改革更多带着被动性和盲目性。李伯元客观地展示这种被动与盲目所

带来的改革的形式化甚至荒唐性,但他本人期待社会改革与进步的真

切愿望,则使他的讽刺更带历史主义的宽容,语言也由激愤转为幽默。

《文明小史》的叙述从偏僻鄙陋的湖南永顺府开始,从一次由乡试

和店家摔破洋人茶杯酿成的风波开始,描写中国内地愚昧未开的民风、

地方官吏惧洋与民众排外仇洋所形成的晚清社会心态。然后随着事件

的延伸和人物的交递,湖北、江苏、上海、浙江、北京、南京、山东、

安徽等渐次成为小说叙述的地点;在这些开化程度不一、人情风俗不

同的地方,上至抚台、总督、知事,下至童生、乡民,从洋教士到新

学生,统统纳入作者描写的视野中;各种各样围绕维新、改良而发生

的种种新奇和可笑之事,便构成了一幅世纪初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百

态图。我们读《文明小史》,透过作者揶揄或嘲讽的人物事件,仿佛触

摸到了那个蒙昧初开时代的脉搏,从中能够那么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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