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夕:长篇科幻书写的困惑
张亦陆
作为国内科幻作家“四大天王”之一的何夕的首部长篇科幻小说,《天年》显然被作者寄予了厚望:巨量的专业物理学天文学知识,精密到几乎可乱真的专业论文的概念描述,对宇宙宏观的精密洞察,都使这部小说甫一发表便获得了科幻界不吝言辞的赞美,大有《三体》接班之作的趋势。然而,通读过一遍之后,首先给我的感觉是:中国科幻小说的同质性,尤其是语言同质性要远远超过其他文学种类,甚至在语言上几乎无法分辨出作者的个人风格。
对何夕之前的短篇有过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可能会对我上述说法不以为然,主要是因为何夕在短篇写作上是十分用心注入其个人风格的。最明显的,甚至可以称为何夕招牌的,可以称之为“人名通用”。《天年》本身也继承了这一点:江哲心、韦洁如常用姓名带来了一种“老朋友”的感觉,必然会引起对于何夕精彩短篇阅读的美好回忆。其实这种手法本身并不罕见,更谈不上是何夕独创,本身也并不高明,当然也绝不能因此就断言何夕的此种手法没有价值,至少在何夕的短篇中,也曾发生过不少有趣的化学反应。试举一例:在《天生我材》中,提到过西麦农场中的“两位富有牺牲精神的年轻人”,看过《异域》的都知道其中一人便是何夕,而《天生我材》中的主角码头工人也叫何夕。这就至少在形式上同王家卫的“周慕云”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如同前面所讲的,“灵魂”,那唯一的、隽永的“灵魂”,在两个何夕之间是看不到共鸣的。
回到《天年》,尽管何夕这本书命题以及想象力边界不如《三体》这么宏大,但语言风格却冷漠得如同宣教,而偶尔充斥其间的生活语言又生硬到脱离常识,简直要让人犯尴尬症。更糟糕的是,一旦有人用生活语言说话,另一端的对话者便立刻摆出严肃做派用严肃语言加以纠正。
事实上,这还真不是刘慈欣和何夕的问题,甚至不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问题,而是近年来整个通俗文学圈里男性作者突然涌现出来的共有的一种叙述征候。大量的上层政治人物的出现,占据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话语权,扼杀文学语言以及日常生活语言,将自身天然携带的政治语言神圣化,构成了这些作品最突出的表征。回溯过去,不难发现这种问题即使存在,也绝对谈不上明显,至少在刘慈欣和何夕的早期作品中可谓轻描淡写。那么这种顽疾源自何处,又何以壮大至此?难道是因为刘慈欣《三体》系列引发的跟风效应?抑或是男性作者天然的政治亲近欲、幻想力以及渴望宏大叙事的理想?
不仅如此,《天年》为了展现何夕本人广博的物理学以及天文学知识,也就是常说的突出内容“硬”,整部小说竟然几乎人人都是物理学家:“科二代”和邻居高考生同为天才物理少年、部队干部紧跟物理学前沿、宗教学家用物理学概念解释宏大宗教命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硬科幻”?这还算好的,毕竟其中谈到的物理学天文学概念都能较好地贴合剧情进展,且基本上能让普通读者读懂并领略前沿物理学的魅力。而小说中引用的文学故事、历史常识、哲学概念简直让人不忍卒读,基本上都是些老生常谈,甚至有些根本就是初高中课本上的东西。
而在文本层面上,《天年》同《三体》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梦想无法实现的吊儿郎当悠闲自得的科学家(罗辑与杜原),有漂亮的女友(白蓉以及出车祸的“她”和文婧),突然受到官方莫名其妙的发现和重用,被赋予拯救全人类的任务,直接或间接受到老前辈的启发(叶文洁和江哲心),有一个政府内部的贴心领导(常伟思和冷淮)和精明能干、充当保镖的同伴(何阳和大史),最终悟出大道,带领全地球走出危机。托这部小说的福,几年前看的几乎完全忘却的《三体》剧情又都一一浮现在我眼前。
《天年》的致命伤还不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而是叙事本身极度乏味:用“天年”概念本身去吊读者胃口,每当问到“天年是什么”“危机是什么”时马上转移话题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还有“XX知道自己绝对不会轻易得到答案”这种强行配合悬念的描写。在这个早已把解构当成是主流的后现代社会,即使把悬念作为吃饭家伙的推理悬疑小说都为了避免翻来覆去的俗套而将悬念彻底解构:把谜底、作案手法放在开场直接呈现给读者,一开始就告诉读者犯人是谁的“反推理”推理小说已经算不得新鲜,甚至“无悬念”、“去悬念”的形式也比比皆是。何况科幻小说原本就不应把悬念作为重点,最多只能将其当作吸引读者阅读的噱头,而应把重点放在想象力的铺陈以及科技赋予人类的命运难题的书写。《天年》充分暴露了何夕首次驾驭长篇时无力于结构的困境。
不过前面也提到,《天年》对于前沿物理学和天文学概念有详细又通俗的描述,又能由此引发出奇妙又新颖的推论和想象,用于科普实在是再好不过。况且小说本身也才开了个头,故事主体并未展开,尤其是何夕最擅长的情感描写还有发挥的余地:江哲心、韦洁如的感情描写还算细腻,但篇幅太短,杜原和冷淮的感情灿烂但稍缺合理性。因此,作为一个恢宏创意的开端和首次长篇的探索,尽管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存在,我仍然希望何夕之后的续集能带来一些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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