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成长史
刘健
1977年的中国,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梦中苏醒过来。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也重新成为了社会的风尚。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时年37岁的科普作家叶永烈,给沪上的小学生们讲了一堂名为“展望2000年”的科学知识课。
叶永烈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虽然是理工科出身,但叶永烈在学期间就展现出了优异的创作才能,并以主笔之一的身份,参与了后来影响几代中国人的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写。大学毕业后,叶永烈并没有从事化学相关的工作,而是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为此还被同门戏称为“叛徒”。
在此期间,叶永烈以自己在大学期间摘录的《科学珍闻三百条》为底本,创作了科幻小说《小灵通的奇遇》。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浩劫,让叶永烈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笔——《小灵通》未及出版,就被束之高阁。
十几年过去了,一堂小学科学知识课,让叶永烈又想起了自己的那部书稿。
一本科幻书,卖了300万册
叶永烈带着已经发黄的书稿,前去拜访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并得到了出版社方面的积极回应。在责任编辑的建议下,他将书名改为《小灵通漫游未来》。之后,仅仅过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部科幻小说便与读者们见面了。据叶永烈回忆:除了上海的出版社大量印制之外,许多其他省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也纷纷租型印刷,让这本书一下子印了150万册,成了当时的畅销书。不仅如此,该作品还被改编为三种版本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连环画,连环画的总印数也达到150万册。所以,《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总印数达到了300万册。如此之高的印销量,在中国原创科幻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里程碑式的纪录。
但在那个年代,《小灵通》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了销量本身——可以说,它塑造了一代中国人对未来的认识。
其实,《小灵通漫游未来》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绝非偶然。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科幻小说并不是什么稀罕物。早在20世纪初,作为欧洲科幻文学源头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就已经以“科学小说”之名被译介到了中国。当时积极推动科幻小说在中国译介传播的,就包括梁启超、鲁迅等宗师级人物。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曾经通过日译本,转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并在“弁言”中提出:“导中国人之前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而大量外国科幻小说的译介,也刺激了国内原创科幻小说创作的萌芽。1904年,荒江钓叟在杂志《绣像小说》上连载了《月球殖民地小说》。虽然这篇小说中途“断更”,但依然被视为现存最早的中国原创科幻小说。有趣的是,发现这部小说的正是叶永烈先生。上世纪80年代,国外科幻作家来华访问时,问及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源头。由于当时的认知所限,中方只能给出一个含糊的答复。后来,有人考证中国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1905年出版,徐念慈所著的《新法螺先生谭》。但叶永烈觉得可能还有更早的作品,于是便利用业余时间,到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善本中搜寻,最终找到了《月球殖民地小说》,把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的历史又往前推了一年。
在经历了晚清时代的短暂成长后,民国时代的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却乏善可陈。究其原因,科幻文学历来是工业文明的文化伴生品。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而且内忧外患之下,几乎没有科幻文学生长的土壤。不过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作家从普及科学、启迪民智的角度着眼,创作了一些科幻作品,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延续保留了火种。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将“向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科幻小说因其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被看作是以文艺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受到了高度重视。随后,以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幻作家相继涌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品。其中,郑文光的短篇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在1957年获得了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这是中国科幻小说在历史上首次获得国际大奖。
然而,随着十年浩劫的降临,科幻作家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把幸存的手稿藏到家中最隐秘的角落里,然后直面时代洪流乃至巨浪的冲刷洗礼。
中国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
浩劫退去,百废待兴。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这宣告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神州上下,“向科学进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响彻大地——科幻小说也借助这股春潮,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1976年,叶永烈在《少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小说中描写了科学家用超级细菌给石油脱蜡,再把它们加工成奶粉和蛋白,最后做成蛋糕的故事。在当时那个城市居民需要凭粮本定量配给粮食的时代,这种“舌尖上的想象”,无疑让读者浮想联翩。转年,叶永烈又发表了《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了科学家从喜马拉雅山上找到了被冰封的恐龙蛋,从中提取到了遗传物质,让恐龙复活的情节。同年,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问世。
郑文光、童恩正等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发表了大量科幻小说的“老作家”们,在同一时期也纷纷归队,或是创作新作品,或是将压箱底的旧稿拿出来发表。很多新作者也加入到科幻作家队伍中来:刘兴诗创作了《美洲来的哥伦布》,金涛创作了《月光岛》,程嘉梓创作了《古星图之谜》,宋宜昌创作了《祸匣打开之后》,等等。中国科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开始以群体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更为重要的是,彼时的中国科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破圈”。包括《人民文学》《当代》《小说界》《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新港》《四川文学》在内的主流文学杂志,纷纷刊载科幻作品。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和陕西作家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还获得了全国性的文学奖项。同时,中外科幻文学交流也悄然展开。1982年9月,世界科幻协会在奥地利召开大会,叶永烈当选为协会的八位理事之一。
然而,就在中国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大幕徐徐展开之时,名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了。科幻小说被扣上了“伪科学”的帽子,一度被禁止出版发行。当时,中国科幻文学领域的“四刊一报”(北京《科幻海洋》、天津《智慧树》、四川《科学文艺》、黑龙江《科学时代》和《科学幻想小说报》)或停办或转型,科幻作家们也只能停止创作,以至于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原创科幻小说在中国大陆几乎绝迹。
以今天的视角看,导致这一局面的除了时政因素之外,科幻文学在中国长期面临的结构性困局才是根本原因。科幻文学对中国来说,是地道的“舶来品”,它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解决“本土化”的问题。但科幻文学本质上是科技文明(工业文明)的产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缺乏适宜科幻文学发展的土壤。
由于科幻文学兼具科学性和文艺性,于是中国科幻文学就有了“双重定位论述”——从科学事业的角度来说,科幻文学从属于科学文艺,是科学普及的重要手段;而从文学事业的角度来说,科幻文学从属于儿童文学,能够激发青少年对于科技和未来的向往。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欧美日等外国科幻作品借由出版物、影视、动漫等多种媒介进入国内,无论是科幻作家还是受众,都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见识到了科幻作为艺术形式的“其他可能性”。当时的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作家,都正值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自身的创作思想也已经进入了成熟期,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既有的“双重定位论述”约束,开始了新的创作探索——这种探索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于是那些离开科学的“过度幻想”就成为了“伪科学”的标靶,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负重前行,再铸辉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成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空窗期。但耐人寻味的是,国外的各类科幻作品依然在以不同的形式进入到国内,科幻受众的群体非但没有萎缩,反而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日益增多。
此时,一份残存于西南一隅的科幻杂志,扛起了延续中国科幻文学薪火的重任,这便是“四刊一报”中的《科学文艺》杂志。
创刊于1979年的《科学文艺》,是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见证者,还在1986年与天津《智慧树》杂志共同创办过中国科幻“银河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奖一直是中国科幻文学界的唯一专业奖项。然而,随着政策的转向和期刊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文艺》的发行量持续下降,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为了改变现状,《科学文艺》于1989年更名为《奇谈》,力图转型为通俗类杂志,借以扩大销量。但实践证明此举并不成功。到1990年前后,奇谈杂志社已经到了濒临倒闭的境地。
就在此时,杂志社社长杨潇敏锐地捕捉到了政策层面的变化。在经过谨慎权衡后,杨潇和她的同事们一致决定,将刊名修改为《科幻世界》——属于中国科幻文学的一个新时期“跨世纪20年”,悄然到来了。
1991年,在《科幻世界》横空出世的同时,世界科幻协会(WSF)的年会也在成都顺利举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下,那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改变了很多人对科幻的刻板印象,也让中国科幻文学事业的重启成为了可能。
在整个90年代,《科幻世界》逐渐聚拢起新一代的中国科幻作家队伍,其中既有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士(如王晋康、吴岩、绿杨、何夕),也有职业作家(如星河),更有朝气蓬勃的在校大学生(如潘海天、柳文扬、杨平、赵海虹、凌晨等)。科幻作者群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作品风格样式的多元化,从而让科幻世界创造出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全新的原创科幻风格(当然,这也在科幻读者中引发了所谓的“土”“洋”之争)。
1997年,由科幻世界杂志社承办的世界科幻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继1991年后,中国再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大型科幻主题活动,盛况空前。这次活动同时可被视为是对9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一次“大检阅”。到了1999年,《科幻世界》的单期发行量达到40万份,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十年生聚,中国科幻文学终于从“丑小鸭”成长为展翅高飞的天鹅。
21世纪的中国科幻:科技文明时代的中国故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驶入了前所未见的快车道。随着科技从业人口的增加,社会对科幻作品的需求和潜在购买力也在不断聚集,从而为中国“孕育出世界级科幻精品”埋下了伏笔。而让这个梦想成真的人,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当代科幻第一人”的刘慈欣。
刘慈欣1963年出生在北京,幼年跟随被下放的父母来到山西。刘慈欣自幼就对科幻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后,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科幻小说,不过始终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直到1999年,他的处女作《鲸歌》才得以在《科幻世界》上发表。此后,刘慈欣几乎是以一年一个台阶的速度,从新人作者成长为顶级科幻作家。
与其他著名的中外科幻作家相比,刘慈欣的创作有三大显著特征:第一,“技术主义”,相信科技是人类在危机重重的宇宙中唯一可靠的倚仗;第二,对科技造物的美学诠释;第三,将人类个体或群体置于极端环境的社会思想实验。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形成了刘慈欣独有的科幻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而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作品,就是2006年5月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此后又推出单行本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
《三体》系列由《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三部长篇小说组成,又称为“地球往事三部曲”。这个系列以物理学中著名的“三体问题”为创意奇点,构想出一个庞大的故事世界,讲述了人类与三体星人乃至更高层次的宇宙文明间,绵延数个世纪、荡气回肠的生存博弈。小说问世后不仅在科幻读者中引起轰动,更是在互联网上引爆话题效应,引来众多商界大佬和媒体精英纷纷点赞推荐。不意外地,三体系列借由翻译走向了世界。
2015年,《三体》的英译本在第73届世界科幻年会上,摘得了第62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中国乃至亚洲科幻作家第一次在西方世界获得科幻文学方面的重要奖项。而仅在一年后,郝景芳创作的小说《北京折叠》又为中国摘得了雨果奖最佳短中篇故事奖。中国科幻作家接连斩获世界级的科幻奖项,让中国科幻的世界影响力陡然提升。2016年,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指出中国科幻的发展要“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播撒科学的种子”。
2019年,根据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上映,最终票房超过了48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电影作品,被誉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大片时代”。
从《小灵通》到《三体》,中国科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向前,并从社会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养分、茁壮成长。今天的中国科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表达了中国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在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科幻必将用更为引人入胜的方式,为世界讲述科技文明时代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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