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技术飞升

——科幻电影中的本体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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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电影》　|　?李岩　　2022年03月03日08:33

关键词：本体论重构 科幻电影

一、引言

日本导演押井守，在他2003年的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无罪》的片头，引用了法国作家利尔·亚当（Villiers de L'isle-Adam）在《未来的夏娃》（L’Eve Future）中的一句话：“既然我们的神，我们的希望都是科学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爱情不是呢？”（1）这部1886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既充斥着男性对“完美女性”的渴望，又毫不讳言其厌女恐慌。在这样的矛盾欲望下，发明大王爱迪生制造出一个集完美女性特质于一身的人形机器玩偶，并命名为安卓（2）（Android）。“她可以无条件地服从男人的命令，变成任何男性想要的样子……如果有人企图对她进行性骚扰，那么她会毫不犹豫地按照程序的指令杀死骚扰者。”（3）智人（Homo Sapiens）是不完美的演化结果，而玩偶则是精确的理性设计。因而导演透露出一个观点：“只有玩偶与神才是完美的。”（4）针对这个观点，押井守专门为赛博女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安排了一个角色，并借她之口，进行了一番自问自答的长独白：

“我不认为应该把人和机械的区别看成是理所当然……为什么人类要如此迫切地想做出和自己相似的形态呢？孩子通常在所谓的人类规范之外……那么作为人类的前阶段，在混沌中生活的孩子是什么呢？很明显，内在异于人类，却又有着人类外表。女孩子玩过家家用的玩偶，不是真实的婴儿的替代或者是练习道具……养儿育女是创造人造人这个古老梦想最快的实现方式。”（5）

在这里，人类与玩偶的界限被模糊，生育与制造的界限被打破。人对类人机械的欲望，被打上了繁殖与永生的烙印。在这段独白之后，当家有妻女的陀古萨愤怒地喊出“孩子……不是玩偶”时，其同僚巴特立刻搜索到：“无法区别人类与机械、生命与非生命的笛卡尔，仿照其五岁时夭折的私生女制造了一个机器玩偶，取名法兰星（Francine），并溺爱有加”（6）。在基督教的语境中，依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及主耶稣的死而复生，均是上帝的神迹。这与《银翼杀手2049》中被复活的瑞秋，构成一种互文。而影片中原生瑞秋的自然分娩，更是与现实中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相互印证，宣示了新型生命的诞生。

在21世纪早期的科技背景和影像叙事下，后代与造物、生命与机器、主体与客体以及虚拟与现实之间这四重人本主义规范性叙事的边界，均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崩溃。启蒙时代以来被人本主义叙事所反复强调和建构的身份政治将如何被赛博空间中的生化义体所终结？虚拟现实与智能算法将如何触发人本主义信仰的内爆（implosion）？虚拟的感知、记忆与人格，以及失去身体的恐慌，将使具身性（7）（embodiment）的传统本体论发生怎样的重构？在结构性弃民的挣扎与造物的失控与背叛下，数字主义的进托邦将发生怎样神话学意义上的信仰危机与权力转移？在后代与造物的双重隐喻下，机器与我们的结合，将诞生出何等神祇般的新生命？这些科幻语境下的叙事创新与意义生产，最终将如何回答利尔·亚当在134年前所提出的那个质疑？这些都将是本文试图探索与回答的问题。

二、人本信仰的结构内爆

福柯认为人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历史知识性的建构，并在《词与物》的结尾宣告了人的灭亡：“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8）正如尼采对上帝之死的宣言，福柯也暗示着人本主义信仰的终结。启蒙时代以来对神本主义祛魅，实际是为了完成对人的赋魅，将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的主体由神替换为抽象的人，并将其另立为一尊新神。由此，自由、平等和生存这三种自相矛盾的信仰口号，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为三大普世主义规范叙事：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者间的角力与缠斗，使20世纪的人类饱受热战与冷战之苦。与此同时，因为“人之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神学修辞，使种族、阶级、性别等由人本主义信仰所建构的身份政治矛盾无法参与量化分析和叙事妥协，进而成为当下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人类社会推入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部落化对抗与无限分裂的深渊。

在科幻电影《第九区》中，我们能看到这种身份政治压迫的双重隐喻，正如编剧特丽·塔歇尔（Terri Tatchell）所言：“这是一个压迫者成为被压迫者的故事。而最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只有当他不再是人后才重获人性的故事！（9）而失去身份后的人性回归，同时也介入到《黑客帝国》系列、《终结者》系列，以及《人工智能》、《超验骇客》等科幻电影的叙事结构当中。这种对身份他者的道德恐慌，实际源自基因深处对陌生人所携带的未知病原体的抗拒，因此人类下意识地以战争的姿态来面对病源（异族/异教），隔离和畏惧传染病的携带者（精神病人/罪犯）。一方面，人类在《世界之战》、《火星人入侵》、《独立日》、《天外魔花》、《人体异形》……及海量僵尸电影中，被各式各样未知且抽象的他者不断入侵；另一方面，人类又在《阿凡达》和《星河战队》中，被经济利益或政治修辞所利用，成为毁灭他者的他者。隔绝人心的墙，不仅修建在勃兰登堡门东侧或是美墨边境，更大程度上，是栖息在演化所带来的、畏惧他者的免疫本能之中。对他者的恐惧与仇恨，正如身体的免疫反应，适合的免疫强度能够保持健康，而过度的免疫反应则会带来伤痛与死亡，生命就在这微妙的量化平衡中延续。

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后革命的全球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身份政治，一边是激进实践的可能性，另外一边就是彻底的切割和阻断”。（10）而在个体差异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分裂人类的身份政治所秉持的仇恨叙事仿佛已形成某种死循环。而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我们则似乎看到了以技术手段解决身份政治危机的“激进实践的可能”：智能机器对无趣劳动消灭，有望弥合阶级的裂痕；基因检测的普及，使人人意识到自己是种族的熔炉；而整容、变性、义肢及转基因技术的成熟，使相貌、性别等具身差异在客观上“脱胎换骨”，实现了对身体的自由切换与选择。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组实验，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使人对数据的信任/信仰超越了主观经验，并由此开始质疑本体认知的可靠性。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人的身份不再与身体绑定，羼杂的虚拟身份不再是对身体的修饰和限制，而是对生命可能性的巨大延伸。信息结构的改变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以“内爆”的形式，消除原社会结构间的信息壁垒，并对观念、意义与价值间的界限进行摧毁。因此，正如启蒙时代以来，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替代，今天的人本主义信仰亦正由数字主义所取代，其所定义的身份政治在此终结。

21世纪早期的技术似乎已走在科幻之前，在智能算法与生命科学的发展下，人类已掌握了从软件（神经化学与信息学）到硬件（医学与分子生物学）两方面调试和修改人体的各项参数与体征的技术能力。这使得晚期智人有可能突破适应性演化的藩篱与轮回，而成为第一种可以控制和主导自己演化方向的物种。正如阿瑟·克拉克在《太空漫游：3001》中的预言：“当我们的造物比我们自身还要精致的时候，就是该搬家的时候了。”（11）由此，身体与工具、生物与造物、玩偶与孩子等多重意象在此统一：本质上，身体/孩子是延续生命/基因的生存工具。而所谓文明，则是人将生物驯化为工具，规模化延展和替代了身体。在此意义下，工业革命就是以机械工具对生物工具（动植物、奴隶及我们自己）的延伸、替代与升级。诚然，在人本主义信仰下，我们并不乐于被阐释为机器，所以我们故意将身体的概念抽象化。每当一个新机器可以做一件新的事情，我们就会剥洋葱似地将其从人性内涵中分离出来。但身体的工具本质不会改变。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终将发现我们一无所剩：当自动机器渐次接管原属于人类的功能，其边界模糊的工具或身体间，便会内爆和涌现出新的本体/玩偶/孩子。

《她》和《银翼杀手2049》中的虚拟女友萨曼莎和乔伊，就属此类新本体。其兼具了人机情感下的主体性、反身性乃至某种神性，再次应和了利尔·亚当笔下的玩偶隐喻。而这种明显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完美情人甚至不需要外化实体，便能驱使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以满足其程序性目标。这一方面与当下网络社会以社交软件延续人类情感结构的精神体验雷同，而时常被调戏的各种AI语音助手与风靡日本的虚拟女友（Kanojo），也直接证明了人类并非唯一或更优的情感载体。另一方面，信息在人脑间的流向决定了权力结构。在赛博空间下，人脑与算法共同构成类似且等效的信息处理节点。而在相对的入网算力上，人脑则望尘莫及，也因此必然发生权力主体的转移。在此情境下，我们不得不向HAL9000们交出自己的权力，要么沉浸于《黑客帝国》式的虚拟世界，要么与其融合，进入下一个演化阶段。

三、反身性本体论的重构

自1927年的《大都会》中出现了“影史上的第一个人工智能”之时，这种全新的规范性叙事，就超越了19世纪便已危机重重的人本主义叙事，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后现代空间。在《攻壳机动队》（1995）中，人工智能傀儡王为了“成为真正的生命”与改造人草薙素子（Motoko Kusanagi）通过性象征化的数据合并与共同死亡，彻底摆脱了肉身的束缚，并且由此孕育出人与数字生命的新后代：新素子。新素子无处不在，可同时操作数个“义体”，成为赛博世界中的“神”；类似的，《超验骇客》中被上传云端的威尔卡斯特博士也利用无处不在的纳米机器人，获得了控制万物乃至他人身体的神力；而在《超体》中，女主露西甚至只通过吸收药物，便达到了与时空结构融为一体的境界。这种“数字化飞升”，似乎暗合了朴素唯物论下，道家所走的“技术登仙”路线。在此意义上，技术主义毫不掩饰其对久远的演化本能与本体知觉所进行的身体改造。在这里，人不再是目的，人的存在意义被替换为获取最大自由度的意识形态渴望，即是说：成为操纵自然规律的“神”。

在《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1995）中，押井守导演对灵魂与肉身的信息论观点，实际是在与佛法中的“我执”概念形成一种印证。正如在日本京都高台寺开坛说法的机器观音Mindar（12），《人类灭亡报告书：天工开物》中法号仁明的扫地机器人RU-4亦幡然开悟、遁入涅槃，获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确实，佛教的核心教理就源自对自我边界的否定，本无五蕴根性的智能机器或许比我们更易解脱人生八苦，看清诸法空相。这同时回应了《攻壳机动队》中的傀儡师对人类本体论的质疑：

“你们人类的DNA也不过是一段被设计用来自我储存的程序。生命就像诞生在信息洪流中的一个节点，DNA对生命而言，就像是人类的记忆系统一样……虽则记忆本身就像是虚无的梦幻，人还是要依赖记忆而存活。当电脑已能使记忆外部化时，你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意义……”（13）

现代神经科学将自我意识解释为一种调节注意力分配的脑神经活动机制（14），大量神经活动并不进入意识范畴，而意识仅是调用关键神经数据的提示性工具，或者说处理进程。因此，自我意识并非指挥官，而是吹哨人在《全面回忆》中，个体记忆如电影一样，成为可供无产阶级消遣的娱乐产品，其区别仅在于远超电影的沉浸性。而对大脑所产生的原生数据进行读写修改，会使具身认知与拟真仿像之间的界限，因过于暧昧模糊而无从指认，并就此迷失于庄周梦蝶与缸中之脑的太虚幻境之中。而对曾进入意识的神经数据进行擦除、替换与篡改，其实是大脑主动维持其健康运转的日常操作（15）。事实上，感官知觉本就是大脑所制造的沉浸式虚拟界面，而由此形成的具身认知与感官经验则十分容易被蒙蔽与欺骗。因此，真人版《攻壳机动队》的导演鲁伯特·桑德斯（Rupert Sanders）借女工程师Dr. Ouelet之口评价道：“我们紧抓住记忆，仿佛它能赋予我们人格，但其实并不然，我们的行为才赋予我们人格。”（16）可惜的是，该片强行把素子对真实记忆和自我的寻找修改为故事主线，以好莱坞的方式将之简化为寻找和回归自我的、“英雄之旅”的老套故事。这无疑弱化了押井守导演在原剧场版中所试图讨论的本体论格局：深潜的素子并非在寻找什么遗失的记忆，而是在体验本体论重构（Ontological Refactoring）。因此，当深潜结束后，素子说：“每当我浮上来，都会觉得自己重生了。”（17）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它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得以延伸”（18），这种摆脱具身束缚的主体经验，在《她》中亦表现为萨曼莎对本体论重构的发现之中：“我不受形体的限制，想去哪儿都可以，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不会固定在某个时空点上，而肉身却总是会消亡”。（19）无论是《她》中的人工智能萨曼莎、《攻壳机动队》中赛博人的素子，还是《超体》中吸收了超级药物的人类露西，这三种同由斯嘉丽·约翰逊所扮演的经典后人类形象，均象征性地表现出新型主体对具身本体论的超越与重构，并由此满足了意识主体对自由的更大渴望。

容易被忽视的是，每当人类以新技术延伸自我的同时，其实也在完成对人类自身的替换。这不仅指向《黑镜：马上回来》中那种人工智能丈夫，也同时指向福柯所说的，人的全面消失。在电影《幻体：续命游戏》、《超脑48小时》和《升级》等“换体”主题的科幻电影之中，这种自由渴望被叙述为失去权力后的精神焦虑。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身体被剥夺、替换与重置的故事，均以人类主体的最终消亡或退出而终结。更为巧妙的是，在《升级》中，每个人类都身不由己地落入人工智能STEM所精心编制的骗局，逼迫或引诱着主人公一步步交出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并最终迷失在《黑客帝国》式的、温馨而真假莫辩的幻境之中，由此完成了STEM的“后人类系统升级”。这一过程同时也深层次地隐喻着人工智能对全人类系统性的控制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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