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舒劼：知识普及、意义斗争与思想实验——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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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学术》　|　　　2021年03月20日08:46

关键词：《三体》 科幻小说

摘 要：科学想象与科普叙述相结合是中国科幻小说的重要传统。21世纪以来，主流科幻小说中的科普色彩日趋淡薄。在科普的严谨性与科幻的想象力的冲突框架中，“科普需要怎样的科幻”或者“科幻应该怎样科普”的问题应得到重新思考。当代科学的发展要求科幻小说叙述更应重视意义的斗争而非知识的流传。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应重新激活启蒙的勇气，通过“思想实验”将科学知识传播、认同观念探寻和思维方式更新有效地融为一体，提升科幻小说中科普叙述的境界。

一

“最好的时代”——对中国科幻文学前景的这份乐观判断，已经得到了出版数据和文化现象的有力支持。刘慈欣《三体》和郝景芳《北京折叠》先后获得“雨果奖”，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在网络中被誉为科幻电影元年的标杆作品，因此，再用“儿童文学”之类的标签固定科幻小说显然不妥。在科幻小说迅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普及的话题也急剧升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需要更多的知识普及，在科技创新及其应用日益渗入日常生活的趋势中，科普工作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然而，同样分享着科学的发展、同步升温的科幻和科普，彼此间却似乎失去了热络的互动。评论界承认，当前的科幻更像是在有意地疏远科普。“以逻辑哲理、技术景观等人文视角为出发点，已成为当下不少科幻小说家探讨科幻中的科学的思考模式。我们很难看到把科普作为创作主动机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主流脱离科普背景成了21世纪中国科普创作的新特点。可是，历史检索所呈现的却截然相反。

“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科学普及’这面光辉的旗帜下涌现出来的。”科幻小说是科学普及的胎儿，由时势所接生。在风雨如磐的晚清，科学技术承载着拯救家国的希望，而小说又是启民智、新人心的利器，自然接过了普及科学知识以强国救亡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师法苏联科幻文学的中国科幻小说，也围绕着科技理想主义的主轴发展。“苏联科学幻想读物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苏联人民对于科学、对于世界的知识的渴望，表明了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民服务的。”将现代化的科学想象和服务于新中国建设的知识普及相融汇，成为当时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主流诉求。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郑文光《火星建设者》、迟书昌《割掉鼻子的大象》、童恩正《古峡迷雾》、肖建亨《布克的奇遇》等“十七年”间的科幻小说，呈现出在科学性的叙事框架和知识细节的基础上兼顾文学性的努力。

新时期的启幕带来了许多新鲜的观念和术语，文学思潮的变化剧烈且迅速。可在科幻文学这条路径上，文学幻想与科学普及的联盟仍没有松动的迹象。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洋溢着新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和昂扬向上，对未来世界的全景式科技展现充满着乐观精神，创造了文学科普读物的畅销盛况。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将光学技术的军事研发与爱国主义观念宣扬相结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拍摄成科幻电影。王晓达的《波》虽然增添了丰富的情感表现，但亲情、爱情、同学情、师生情还是服务于爱国知识分子运用波的原理最终擒获间谍的主线。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调动了洋流、考古等诸多学科的知识，揭示了西方殖民合法性论调之下掩藏着的血腥征服史。

科学技术想象与知识普及手拉手的和谐场景，从清末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刘慈欣不无动情地回顾了这段科普与科幻携手同行的历史：“有两个诞生于清末民初的孩子，至今仍未长大。他们……一起走过民国的腥风血雨，一起在新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创造了不大不小的辉煌。但在80年代中期，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中，自己的同类都是特立独行，就开始互相嫌弃对方，认为对方降低了自己的品位，最终分道扬镳。”文学曾经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所造成的冲击。《人到中年》里的医院院长赵天辉，面对因长年超负荷工作而突然倒下的眼科大夫陆文婷时只能无奈地感叹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普及的工作自然陷入了困境。此时的科幻创作所面临的，还多了一重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幻、科普就此相揖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有很多科幻小说家，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已经能写很优秀很好看的故事了，但在他们的小说中，却很难再看到普及科学的意识了”。即使是在科幻与科普都成为文化热点的情况下，科幻也似乎无意重温昔日的科普激情。今天的读者在遇到问题时，是找《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工具书，还是打开手机上的搜索引擎呢？

二

科普，尤其是以科幻这种文艺形式出现的科普，真的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吗？当前文化语境中，科普是否还需要科幻？答案并不复杂。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上，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中科院院士怀进鹏表态：“当下的中国十分需要借助科幻——科学幻想的强大影响力，来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让未来科学星空群星闪耀。”既然科幻与科普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科普的发展又形势大好，那么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转化为“科普需要怎样的科幻”，或者“科幻应该怎样科普”。

科普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这是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的基本定义。在西方，“科学家”和“普及”作为术语的现代使用出现在19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所置身的语境中，科普“源自俄文Популяция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意为popularizationof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学知识的普及化）。1950年‘全国科普协会’成立，这个词开始在中国大陆通行”，“在西方国家，类似的词汇是popular science(通俗科学)，泛指学术论文以外的科学艺文。俄文概念下的‘科普’，和西方概念下的‘通俗科学’，意义不尽相同，但皆有科学传播的意涵”。传播科学知识并使其为专业工作者之外的人群所了解，科普的任务并不难以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承担科学普及任务是科幻小说的荣光。用文学的艺术方式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寄托着作家对国家建设的美好憧憬，这也似乎不是什么难题。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要稳固的多。那么，交给文学的任务似乎就是装饰。“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让科学知识的受众“不生厌倦”就是科幻小说的功绩。

肩负着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普及科学知识重任的科幻小说创作者们，很快发现困难比预想的更大。科学技术的知识、原理和逻辑不像小姑娘一样好打扮，它们严肃、木讷、不肯配合。那个时期的中国科幻受苏联的影响很深，“苏联科学幻想小说家认为，科学幻想作品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的质量”。苏联著名科幻作家叶菲列莫夫高度强调了科学的客观真理性：“科学的错误和不准确性不仅在科学幻想作品中，就是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也不能容忍。与此相同的是现实主义从开始就不允许虚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细节和在作品中歪曲真象。同样，在科学幻想作品中，也不允许有对各种科学事件的愚昧无知和错误，这在科学幻想小说中犹如说写字不要犯拼写法错误一样。”强调科幻小说必须尊重科学的真理性以免堕入巫术和幻觉世界的观点，始终影响着中国当代科幻的科普叙述。科幻小说“被优孟之衣冠”而让科学知识融入文学表述的道理看似简单：“科学小说中的科学成分乃是科学幻想，也即科学的逻辑推理的构思，它必须同整本小说的文学构思相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相加或杂交，而是有机的综合与重叠，是真实与幻想的综合重叠。”问题是怎么“有机”，怎么“综合”？

肯定科幻和科普相互成就，“在新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创造了不大不小的辉煌”的同时，也要看到20世纪50—60年代的科幻小说创作者们对自己的科普性叙述不满意。郑文光坦承，“文学的功能和科学的内容，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不容易做到的”，自己的《从地球到火星》《太阳探险记》等作品都无法完全摆脱“把科学知识塞进一个小说框架的毛病”。科幻作家肖建亨感慨：“无论哪一篇作品，总逃脱不了这么一关：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带着眼镜的年青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位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了。于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参观记——一个毫无知识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样样都表示好奇的记者，和一个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参观记、误会法、揭开谜底的办法，就成了我们大家都想躲开，但却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童恩正的意见与肖建亨无二：“现在某些科学幻想小说，似乎已经将情节化成了一个简单的三段式，即第一，提出一个悬念；第二，一个新闻记者（或无知的当事人，或求知欲望很强的小孩，视情况而定）追求答案，遇到一些更古怪的事物，激起更强的好奇心；第三，科学家爷爷（或教授、工程师，视情况而定）解释原委，于是疑团冰释，误会顿消。”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幻和科普看似拥有共同的表述基础，但二者的叙事目的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科普叙述的前提是科技知识的正确性和完整性，顾均正《和平之梦》的初版为突显其想象的科学性，甚至不惜在文字叙述中插入图表和化学反应方程式，这当然让传统的文学叙事尴尬不已。“科普的原则就是我这里有正确的知识，科普对象那里缺乏它们。所以我把正确知识灌输给他们。无论科普创作怎么变化，怎么趣味化，这个基本原则不可能变。”可科幻叙述往往正想在既有的科技确定性上实现突破，它喜欢的是未成事实的可能性甚至是不确定性，不太在意这种想象是否正确。科普的“确凿无疑”和科幻的“无中生有”难以共商大事，方程式和想象也无法琴瑟和鸣。

然而，这还不是科幻小说中科普叙述最困难的地方。

三

尽管科幻的科普叙述面临着诸多困难，以至于部分研究者提议将两者分开，使科幻从科普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可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如何普”的问题没能解决，“科普”所“普”的究竟是什么也存疑。科普的常规理解，就是使客观正确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大众中得以普及，现在这个知识传递链条的每个环节似乎都不那么确定。即使假设科幻小说承担科普的叙述问题得到解决，为何科幻小说的科普一定“普”的是科学技术？即便照抄方程式，就能保证科普叙述的正确？怎么认定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一定秉持客观？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从事科学知识普及，与“向科学进军”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并不能就此断言，科幻小说中的“科普”甚至“科普”本身，就只是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于近代危机中的中国，已经决定了看似客观的自然科学知识普及必然与特定的价值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小说是为了让科学更为便捷地为大众所接受，而为大众所接受，又是为了启民智，“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进而救亡图存。伊藤虎丸曾指出鲁迅“没把近代科学只是当成个别知识，而是把它们当做新思想或新伦理来接受的”，“近代科学决不仅仅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个别知识，近代科学的背后，还蕴藏着造就近代科学的人对于社会和自然的崭新的主体性精神态度”。科学技术知识的原理和逻辑的确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但离开人与社会，它随即失去意义。活跃于20世纪50— 60年代的科幻和科普作家，在科技普及总是与特定的观念相结合这点上，没多大异议。高士其说：“要把科学内容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在选择主题的时候，作者要密切注意目前政治发展的趋势和千千万万个读者的需要”。肖建亨认为，科学幻想小说在客观上的普及效应要包括“完成美学上的、伦理道德上的教育任务”，培养“正确推理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辩证思维能力”。他反问：“科学既然已经和现代的生活、和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融合在一起，科幻小说当然也会反映出这个特点。我们又怎么能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断然地分开呢？”童恩正将科普影响主体观念的意义置于具体知识传播的意义之前，世界观改造甚至成为知识普及的目的所在：“科学的普及，包括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是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这也就是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以及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第二是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内容，使之成为强大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武器。”“科普”中的“科”，包括非自然科学知识之外的知识，甚至是观念。因此，“科普”所要普及的内容，自然没有正确的保证，也没有保证正确的必要。今天的读者如果还愿意回头去读郑文光《火星建设者》、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或者金涛《月光岛》，也不太可能是冲着其中的科普叙述去的。

越来越清晰的是，公众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怀疑似乎难以断绝。除了文化素质整体性提升的大趋势外，至少还有三种观念的影响：一是“没有一种科学解释是永远真实的”；二是“所有的现象……都可以通过合理但不一定完美的自信来预测”；三是“没有一个科学家能从自然现象中，就人类的价值观或生存的意义总结出任何东西”。科学总是在推翻过去中获得进步，谁也无法担保现今的某条铁律在未来不被推翻。当然，以相对主义之名取消现有科学技术知识的正确性同样不可取，坚持理性的立场和启蒙的勇气仍然十分关键。与其强调每次科普的科学知识都绝对正确，不如保持开放的求真意识。对科幻小说科普叙述“正确性”的讨论，同时将公众的接受意愿和普及行为的主观倾向带出了水面。

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总会潜在地预估读者的兴趣方向，这是它与纯科普作品的明显差别之一。像《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样的作品，更将科技想象几乎全部落实到时代幸福观念下的日常生活科技实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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