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整体性”的缺失与呼唤

——论《三体》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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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保马（微信公众号）　|　杨宸?罗岗　　2018年10月31日06:58

2006年，就在刘慈欣开始于《科幻世界》上连载《三体1》[1]的同时，社会上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性的争论。在《南都周刊》登出的《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一文中，多名学者集体“开炮”，直斥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缺乏思想”，他们认为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看不到对当下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思考，看不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更看不到对终极价值的思考”，而这种思想的匮乏“根本还在于文学失去了现实生活的源泉”[2]，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向商业利益靠拢，文学脱离大众成为了“小圈子游戏”。虽然“思想界”的言论确实过于偏激，而针对这一批评，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也站在“文学现场”进行了强烈而有力的反驳[3]，但不可否认，被“思想界”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在2000年之后的确逐步地“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4]，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情节和故事中，也几乎没有被公众视为对世态人心的精彩呈现，而得到广泛摘引、借用和改写的”[5]，这也就难怪许多曾激烈反驳“思想界”的批评家在几年后又纷纷指出当代文学缺乏思想深度、需要思想的回归。[6]当然，应该明确，在这场争论中被讨论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指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严肃文学”[7]，而“严肃文学”显然并非“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正如王晓明所言，21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然形成了一种“六分天下”[8]的局面，如果说作为“六分之一”的“严肃文学”缺乏思想，那其他文学又如何呢？情况不容乐观：以产业化方式经营网络文学的“盛大文学”和以郭敬明为代表的“新资本主义文学”走的完全是商业化路子，“思想性”、“现实介入性”等根本不在这两类文学的考虑范围之内，而“博客文学”、“体制外文学”和其他多媒介的文学表达虽偶有灵光闪现，但终究难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现实影响，且常常沦为资本和媒介的狂欢。[9]由此看来，不仅是“严肃文学”缺乏思想，“中国当代文学”恐怕还面临着双重乃至多重的“思想性”的失落。在这一背景下观审文学内外的“《三体》热”，我们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的猜想：《三体》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是否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当代文学”所缺乏的介入现实的思想性呢？

依循这样的思路，许多论者开始着力挖掘《三体》这一科幻小说的现实意义。典型的观点如聚焦于《三体》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指出《三体》的现实意义在于“使国人长久被困于革命历史叙事的国家认同感终于可以投射进未来的空间，在刘式宇宙观美学中尽情展开着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与期许，初步释放了‘中国的未来在哪里’的文化焦虑”[10]。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过于表层化——在这类解读中，《三体》的故事内容与现实存在着一种直接映射的关系，但显然，正如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所言，“科幻小说不是——根据定义不可能是——传统的寓言，其各种成分与作者现实中的成分一对一相对应；其特殊的存在形态是一种反馈式的来回摆动”[11]，这种“反馈式的来回摆动”意味着如果以直接映射的方式来解读科幻文学作品，虽不能说不对，但至少是不够深入和全面的。

于是又有论者通过全面论述刘慈欣的文学创作风貌来探究《三体》的魅力，在这一类的分析中，宋明炜的《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一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此文中，宋明炜借用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两个形象，分析刘慈欣科幻作品的理想精神与理性姿态，通过对刘慈欣的《三体》及其他作品的解读，指出以刘慈欣为代表的“新科幻”在“当代文学已历经嬗变、丧失活力的时候，以新奇的面貌将文学的先锋性重新张扬出来”[12]，并展示出了反思中国现代性与介入文化建构的努力。其中，宋明炜重点论述了刘慈欣小说的创世史诗色彩，认为刘慈欣通过“像上帝一样创造一个世界再描写它”[13]，“还原了现代小说作为‘世界体系’（the world-system）的总体性和完整感”[14]，从而与无力把握“完整”世界的“主流文学”相区隔，显示了非同一般的精神能量。宋明炜的分析较为全面，但仍然无法充分回答“《三体》热”的问题。因为，精细地创造一个世界，并且使这样的创造富有理想精神与理性色彩，这种方式在科幻文学、奇幻文学乃至动漫作品、网络游戏中都并不罕见，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托尔金的《魔戒》皆是如此，这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三体》的文学与社会价值所在。

现实的直接对应性和世界的总体完整性都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三体》之意义，但这两种思路却给我们提示出了一个合二为一的思考路向——《三体》乃是通过思想层面（而非事实层面和故事层面）的“整体性”介入现实语境，以其“整体性”的呼唤显示出其在当代文学与社会中的独特意义。在这里，我们提到了“整体性”，前述宋明炜对刘慈欣作品创世色彩的表述实际上已含有类似意思，但其论述仅仅局限于科幻小说中“世界”的“整体”，并未加以深入，严锋也曾指出刘慈欣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注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15]，但也只是一带而过，未能详加阐发。所以，有必要在明确界定“整体性”的基础上，重新回到《三体》文本之中对这一趋向进行探寻。

我们这里所说的“整体性”，其理论脉络自然与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Totality）”密切相关，詹明信曾这样评论卢卡奇的《小说理论》的“总体性”概念：“这种作品可以使生活和经验被视为一个总体：它的所有事件，所有部分事实和要素，都作为一个总体过程的部分而得到直接把握”[16]，换言之，在早期卢卡奇的思想中，“总体性”的意义在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及所表达的思想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的每一环节都可以作为一个总体的一部分而被把握，反过来说，如果说一部作品是“总体性”的，那么其形式、内容、思想都会具有一种整一、统一而富有秩序的趋向，而我们也能够将这一作品与其置身的社会语境进行整体性的把握。然而，卢卡奇当年的“总体性”构想并不限于“文学理论”，而是与他对“现代性”的反思直接联系起来，正如已有论者指出，卢卡奇早期的文学研究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合理化”一面是如何将所有现实进行抽象从而加以操纵，使得所有对象成为同一因而变得没有意义；与此同时，更关键的是他还进一步质疑这种合理化的对立面，它通过主体任意地为对象灌注审美意义，进而陷入相应的“非理性”的境地。卢卡奇的“总体性”构想就是试图克服这两个方面，从而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的情感性修辞和碎片化叙事区分开来。[17]卢卡奇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体性”构想主要是试图超越韦伯的“现代性”范畴，但如果要为“总体性”构想寻找到一个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那么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就可谓事所必然。因为就像詹明信描述得那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性”提出的“主导符码”（a master code），并不像人们惯常认为的是简单的“经济”或者狭义的“生产”，以及作为局部事态/事件的“阶级斗争”，而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方式”本身。“生产方式”作为“主导符码”，其意义在于制定了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在阐释学的意义上，形形色色的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都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会排斥或者抛弃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各种各样阐释方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结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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