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雅琳?:?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科幻与第三世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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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微信公众号）?　|　罗雅琳　　2017年04月13日10:12

内容提要

相对于纯文学，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显示出高度的新颖性，这得益于他对第三世界经验和50-70年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容纳，并因此挑战了启蒙主义观念的普遍性霸权。刘慈欣小说的厚重情怀来自第三世界知识人反抗殖民、守护乡土的“游击队员”品性，抗争豪情源于中国在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先锋队位置。刘慈欣持续地书写着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以弱胜强的故事，既是对中国近现代境遇的回应，也是从革命经验借镜，为后革命时代的读者们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可能。

关键词 刘慈欣；科幻；第三世界；游击队员；先锋队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近年来在学院内引发了极高热度。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关于中国科幻已被刘慈欣“单枪匹马提高到世界高度”[1] 的断言、王德威教授2011年的北京大学演讲将刘慈欣与鲁迅并列、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教授开始招收科幻文学专业博士、以及2015年7月刘慈欣《三体》英文版获科幻文学世界两大最高奖项之一的“雨果奖”之后大量刘慈欣研究论文的发表，都是这一热潮的证明。然而，文学研究者往往感到，读时并不晦涩的刘慈欣小说阐释起来却有些困难。究其原因，首先是科幻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和描述对象与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纯文学”——有所差别，难以套进平时惯用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分析框架之中；其次，则是科幻始终被视作一种“圈子化”的类型文学，因而被想象为与“纯文学”不可通约。此外，当刘慈欣小说被放置于科幻小说谱系内部，它们也同样显出独特色彩。吴岩等研究者认为刘慈欣科幻具有“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对科学技术的力量持有乐观肯定态度和英雄主义的情怀，因而区别于“中国已经进行了长达20年之久的科幻小说‘先锋’、‘新潮’、‘解构’式的革命”[2] 。然而，这种风格被视为对凡尔纳传统的继承，而非一种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经验。

如何理解刘慈欣科幻的新颖之处？刘慈欣80年代末开始写作，但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日大热，它反映出科学已经如此深入日常经验之中，塑造着人们感知现实和想象未来的方式，更构成了这个小说衰败的时代最强劲的叙事动力。但刘慈欣绝非单纯地鼓吹科学理性，他的小说在全新的科学元素之下继承了大量中国50-70年代文化精神和第三世界经验。他在科学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寓言式的写作，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一 “新颖的刘慈欣”：第三世界的“普遍性”批判

刘慈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并不全是掌握高级技术的知识精英，相反有着大量的普通人。这些人成为英雄的关键之处，不是因为技术如何高超，而是因为他们的眼光越过了目前的生存处境，能够展望到遥远的未来，为人类和共同体做出长远的谋划。比如《乡村教师》中在偏远小山村也要为孩子讲解牛顿三大定律并最终拯救地球的民办教师，比如《中国太阳》中献身外太空探索的农民水娃，比如《光荣与梦想》中为祖国免遭美国殖民而誓死抗争的西亚共和国运动员，比如《混沌蝴蝶》中利用“蝴蝶效应”造雾、为祖国对抗北约轰炸死而后已的南斯拉夫科学家亚历山大，比如《地火》中为了彻底解决煤炭能源危机、矿工安全与矿区百姓生计问题而冒险研发汽化煤的工程师刘欣……这些人的努力也许一时失败，却激发了千千万万人的勇气和希望，为共同体的幸福和发展前仆后继。

刘慈欣笔下的英雄形象唤起了我们对于50-70年代文学的记忆，也即：有限的个人之所以成为英雄，不仅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且是因为他最后融入人民和历史这样的无限范畴之中。前面提到的这些人物，如果无视其中的科学技术元素，简直就是我们熟悉的王二小或者董存瑞的故事。刘慈欣特别强调，科幻小说对“人物形象”的概念进行了扩展，“以整个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或者“一个环境或一个世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出现”[3] 。刘慈欣常被批评为人物形象过于扁平，他却依然坚持科幻应该将此发展为“自觉的表现手法”[4] 。这到底是通俗小说的弊病，还是刘慈欣寄托遥深的新颖之处？

如果我们回溯50-70年代的文学及其批评史，就会发现赵树理也曾遭遇这样的批评。日本学者洲之内彻曾经批评赵树理文学“人物常常是贴上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缺乏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心理分析，因而是不够“现代”的文学。贺桂梅曾引用竹内好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指出赵树理小说的意义“恰恰在于超越了‘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的‘苦恼’，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作为“现代文学”支点的“典型人物”，采取的是将个人从整体中选择出来的办法，从而使个人/社会（整体）的二元对立成为现代性的必然。赵树理则呈现出一种“东方的现代”对于“西欧现代性”内部困境的超克，塑造出一种“个体就是整体”的新型状态。因此，他也挣脱了那种单一维度的、限定在“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等固定坐标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自视为放之四海皆准，其实是一种霸权。[5]

刘慈欣与赵树理具有写作位置上的共同性，他们面对着同样的“现代文学”的困境。90年代以来，建基于“人学”之上的“纯文学”实践已经逐渐丧失其最初的政治意图，而成为自律的审美场域内的语言游戏。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抽象的“人”从其原本身处的、完整的政治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成为文学场域中“固定的坐标”。刘慈欣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对主流文学以“人”作为基本尺度的不满，“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而他写作的科幻文学则试图突破这一尺度，“超越自恋”，致力于“体验更多的东西，而不想只把精神局限于宇宙中的一粒灰尘上”[6] 。他的这些表述，往往被理解为刘慈欣的“冷酷”[7] 。“冷酷”之类的评论便是陷入对以“个人”为基准的、单一样态的“现代文学”迷思之中。就刘慈欣的创作实际来看，与其说他是否定“人性”本身的积极意义，不如说是不满“人性”、“文学即人学”这些概念背后的单一现代性标准和自居于“普遍”的压制性力量。而他强调以种族、环境、世界取代个人，则是在其写作中寄寓了颠覆“人学”的野心，转译成他自己的话就是，科幻可以超越人类中心的“自恋”，是“对主流文学理念的颠覆和拓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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