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茜卡·豪丝娜1972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目前有《任性天使》《鬼饭店》《神迹疑云》《疯狂的爱》等多部长片作品。2019年，其自编自导的科幻电影《小小乔》入围了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小小乔》是由奥地利、英国、德国联合制作的科幻剧情片，由艾米丽·比查姆领衔主演。该片讲述了一个奇幻故事:爱丽丝是一个单身母亲，也是一家新品种植物开发公司的高级植物培育员，工作非常勤奋。她设计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暗红色花朵，不仅外观让人注目，其健康价值更是出众:如果气温合适，营养足够，人们能时常跟它说话，这棵植物就可以让它的所有者开心起来。爱丽丝违反公司规定，带了一株回家送给自己的青少年儿子，乔。他们给这朵花起名“小小乔”。但随着花朵生长，爱丽丝越来越怀疑“小小乔”也许并不像它的名字那么无邪。

　　作为一部科幻电影，《小小乔》对于伦理的讨论超越了纯粹的技术范畴。在影片中，主角爱丽丝的主要活动空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花房公司、家庭，以及心理诊疗室。它们分别对应着科技、私人生活和社会的文化象征三个层面。小小乔所释放的花粉，更改了人们的大脑对于现实的感知，并使得这种变化显得自然化、流畅化。小小乔所寓意的技术(例如运用不符合规定的Ｒ病毒修改基因)从而成为一种另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与推动历史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无关，而是指涉着人类所处的日益技术化的生活环境。

　　技术渗透进入人们的生活，促使人们将其视作空气与水一般的自然，并令人们逐步丧失了对于技术进行反思的能力。当影片中的人物吸入花粉，技术由此在现实中获得了实体和支撑，从此，快乐的真实与虚假便成为一个伪命题:在技术所规制的世界当中，所谓的真实和虚假，差异只在于个体与技术的纠缠程度。

　　一、关于社会伦理的技术寓言科幻类型的作品从诞生之初，便不只是关于技术本身，抑或关于纯粹的技术所能带来的变革的想象。作为西方文学所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1］通过展现怪物对于秩序的反抗，展现了启蒙时代之后的复杂思潮。自由平等的价值、女性意识的觉醒、对于不公正的压迫的批判，这些要素以科幻的形式嵌入当时的文本世界中。

　　这表明，当科幻作品出现在人类的文本之时，它便承载了对于技术的伦理想象与价值探讨。而在日后的各类科幻作品中，技术从来不是一种中立自主的存在。它时而表现为一种异己、非人的存在，如《银翼杀手》等赛博朋克作品中一派阴森气象的冷酷都市，大公司大企业运用技术得到了对于社会和人类的支配权，使压迫和控制成为一张人们无所遁逃的网络;时而表现为对于人类自我的探索，例如《潜行者》和《飞向太空》，科幻与人类的本质互为注释，技术化作一种审视人类自我的透镜;时而表现为一种积极、昂扬的力量，例如《星际穿越》与《降临》，技术是一种弥撒亚式的神话，将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文化矛盾、资源矛盾、自然矛盾予以解决。但不论如何，这些科幻作品中对于技术的呈现都表明，技术本身嵌入了特定的价值观，这意味着它可以去支持或者否定某些既行的准则。

　　在《小小乔》中，技术所产生的造物兼具人与非人的特征。一方面，小小乔作为植物，它被花房公司的技术人员视作缺乏思想的存在。当爱丽丝表明，小小乔不具备繁衍的能力之时，贝拉指出，这有违植物的天性，但一旦讨论涉及小小乔是否存在主观意愿，即思想之际，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小小乔作为植物不可能存在这些人类的特征。另一方面，小小乔却以实际的影响表明，它是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它更改了人类对于现实的认知，并在最终，被当成某种和人类同等地位的存在，正如影片在结尾的画面所暗示的:爱丽丝对小小乔说晚安，小小乔用孩子式的声音回应她:晚安，母亲。从异己式的“非人”到孩子式的“人”，这种转变构成了影片的一条叙事主线。吸入花粉作为一个划分节点，标志着两种相互冲突的秩序之间的对抗。技术成为秩序变迁的关键变量。与此同时，技术时刻面临着失控的风险。在影片中，小小乔的诞生是一种基于善良愿景的非法行径:运用违规的手段进行基因编辑，其运用目的是制造人脑的催产素，改善人们的心情，并拯救抑郁症。这种愿景虽然美好，但它却完全割裂了社会与文化的层面，将抑郁症彻底界定为一种生理病状，期待从技术的维度来加以解决。这正是前文提及的弥撒亚式的救世主技术。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份愿景，有必要分析爱丽丝、贝拉以及爱丽丝时常造访的心理诊疗室。在影片中，爱丽丝是一位离异的单身母亲，她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也爱着她的孩子乔。尽管影片多数时候展现她冷静、理智、信赖科学的个性，但是心理诊疗室却暗示着她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既可能是心理治疗师口中的对于失去孩子的恐惧与渴望，也可能是她在事业之中所面临的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促使爱丽丝选择运用违规的手段编辑小小乔的基因。“我知道事情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非常多的意外发生”的话证明，爱丽丝处于一种精神困境当中。这种困境恰恰来自小小乔诞生以前的文化秩序:母亲与孩子保持亲密的联系，科学家去攀登事业的高峰。家庭与事业对于爱丽丝而言都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家庭与事业又存在着内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对于贝拉来说，她过往的精神困境被简要地概括为一种精神疾病:她崩溃过，尝试过自杀，并长期服用药物。她唯一信赖的生物是她所养的小狗。在当下，她的小狗被小小乔的花粉改变以后，她陷入了全新的精神困境。同样的，这份全新的精神困境与文化秩序密切相关:珍爱唯一的事物，无法移情。她认为小小乔的花粉所带来的是一种脑部的病变。这种与科学家的职业相关联的论述，却鲜明地展现出一种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小小乔的花粉更改了我们所爱的人与事物，使他们和它们失去了我们熟悉和认可的灵魂。因此，两位影片中最直观地表现出陷入了精神困境的人物，对于小小乔所带来的秩序变迁，都不约而同地展示出一种拒斥的姿态。她们虽然是科学家，但依然秉持着某种外在于纯粹科学的价值判断，即人不是纯粹的快乐的聚合体，而是快乐与痛苦的混合存在。人在某些情况下会坚定地选择痛苦，尽管这会带来折磨，但这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技术自然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假使这份进步，是以牺牲人对于痛苦的感知作为代价的呢？这正是影片通过小小乔所讲述的技术寓言。而这份技术寓言在事实上也可以得到更为广泛的引申:当技术所赋予的进步是以牺牲固有认知中的人类特性为代价之时，技术与其所表征的进步是否依然可取？

　　在这里，可以引入心理诊疗室与小小乔的对比来进行分析。事实上，在影片的最后，当小小乔获得公共机构和社会的广泛认可，成功地进入诸多空间之际，心理诊疗室便宣告了它的失效和破产。心理咨询师们的任务是帮助客户更好地认识自己，寻找痛苦与煎熬的精神源头，并对之予以接纳和合理化解释，从而使之转变为一种精神的内部支撑。在这个过程中，忘却痛苦，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考虑的选项。基于心理学知识的谈话，更多的是一种内部性的交流，它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双方的信任。小小乔则完全不同。它以生理学的方式彻底取消了痛苦的产生，并取消了社会网络之中的对话关系，通过人体自身激素的分泌，使人进入了长久的快乐状态。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此前的文化秩序中的诸多现象都不得不走向崩溃。再也没有牢固的情感纽带，再也不存在人对于自我的反思，痛苦作为一种真切发生过的事实，被小小乔转化为一种不可靠、虚假的记忆。

　　当心理诊疗室的门卫嗅着小小乔的气味时，心理诊疗室的不合时宜得到了现实的印证:在小小乔普及后的世界，人类只要闻一闻小小乔，便能得到美妙的体验和满足感。道德开始不值一提，正如影片的最后，爱丽丝主动地与合作伙伴拥吻在一起。那么，小小乔的花粉，或者说技术的伦理问题，不仅在于它制造的快乐是否能够被接受，同时也在于它对于痛苦的取消，是否符合人性的逻辑。

　　“在后人类看来，在语境之下各个主体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身体性的存在(人类)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也没有绝对的界限。”［2］后人类主义结合肢体改造、媒介延申、非人的行动者等理论资源，取消了人类的独一无二性，消解了主体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强调了以往研究对于物质性的忽视。而在《小小乔》中，可以发现，人的灵魂这一精神层面上的论述被偷偷转置为激素分泌式的物质性话语。痛苦与快乐，不再是交往和陪伴的产物，而是发生在更底层的生理系统中激素机制运行的结果。快乐，不再来源于和爱人的相处，对事业的追逐，而是小小乔的花粉;对自我的承认与身心交融，不再需要漫长的倾诉与谈话，需要以执着的精神进行自我变革和进步，而是小小乔的花粉。人类也从此失去了启蒙时代以来的精神面目，关于人的主体和意识的本真性和独特性被取消了，身体与意识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区分，因此，人与任何物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于是，在这种技术寓言之中，影片展现出一种与实际历史的互文性。一项技术进入现实，将不可避免地更改人类与其所处的环境。技术划分出的壁垒，就像小小乔的花粉，使人类分为了两种:一种接受了技术的改造;另一种则出于各种原因滞后于技术。尤其当这种技术的后果，被证明是无害(当然，这种无害也值得反思，因为在影片中，小小乔的花粉极有可能影响了更大范围的科学家的评估)的之时，坚守技术之前那个老旧的人类本质，是否还有必要？

　　此时，影片的内涵不局限于它自身，小小乔指涉着诸多事物:互联网平台，交通铁路，大众传播系统。这些事物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减少了人类获得快乐的难度。然而，它们却不约而同地营造了一种怀旧氛围。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木心诗句《从前慢》，将技术匮乏的年代中的等待描绘为一种诗意浪漫的存在，并被数字原住民们建构为一种对于当下的批判: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我们失去了对于更细致的情感的体察能力。小小乔也有着同样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将小小乔引发的社会伦理危机概括为以下的论述:技术以其全新的物质性，消弭了过往的物质性，并唤起或者说制造出了全新的人类经验，这种经验不由分说地将过往的经验抛入了垃圾桶，但人是一种需要从象征性资源中寻找养分的动物，过往经验的突然废置，导致的是各种意义上的失调与不平衡。当人类对于世界的感知的生理机制尚未被彻底篡改之时，他们或许能以各种方式获取安慰，但是，一旦这种生理机制遭遇了不可逆的变化，正如小小乔的花粉所带来的效果，人类是否仍然能够称之为人类？历史是否仍然具有连续性？对痛苦经验的遗忘，带来的绝不是纯粹的快乐。遗忘痛苦，便是拆离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从此，快乐在痛苦的缺席中沦为一种单向度的情感，只会去肯定与承认一切现状，道德所要求的痛苦体验不复存在，道德本身陷入了破产与灭亡的危机，超越、进步与变革，自然只是空中楼阁。

　　二、非人化的工业空间在影片中，主角爱丽丝的行动空间都展现出高度的工业化特征。目之所及，她的一切行动空间都被巧妙地规约在都市工业所建造的场域内。

　　即便她的职业是研究植物的科学家，她与自然却是隔绝的。影片由此展现出一个讽刺之处:对花粉过敏的丈夫生活在荒野，从事植物研究的爱丽丝却生活在都市内。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了逆转。自然亦呈现出必须严加看管的特征，失去了它的整体性，被拆分为无数破碎、互不干涉的科学命题。

　　在诸多科幻电影中，用技术模拟自然有机生命体的意象，常常能够唤起观众别样的观影感受。

　　这当中存在着一种技术焦虑，即技术的步步发展及其对自然的蚕食，使得本真之物成为遥不可及的幻象。而在幻象之后，是人类不复当下的焦虑。

　　这里头包含着技术的主奴辩证法:技术作为工具诞生，在最后却拥有了支配人类的能力，人类沦为技术的奴隶。在这种想象下，技术不得不成为一种需要精准防控、小心翼翼的敌对之物，正像影片中那样:小小乔以及其他经过基因编辑的植物，被严格封闭在温室内。而温室因小小乔的花粉成为一种另类的文化空间:能够对人类和植物同时施加改造的空间。

　　“非人”的特征由此浮现而出。在经典的二元叙事框架中，技术意味着对自然的改造，而人类从属于自然。改造自然意味着对人类的改造。而一切改造，都包含着使人类成为“非人”之物的危机。这种潜能本身就存在于影片中的所有空间之中。爱丽丝在影片初始，是一位对自己的能力和科学都深信不疑的科研人员。她相信，事情在她的掌握之中，并且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这种观点和想法，却从反面更加深刻地印证了技术失控的风险。技术必须严加看管，并且不能以“人”的方式来加以约束。想要约束和规制技术的主体，必须是与技术同构的“非人”之物。“人”与“非人”对立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家庭空间当中。管控技术的“非人”与养育孩子的“人”的身份冲突使家庭空间中的温情时隐时现，但总体来说，温情依然存在，并且是确凿无疑的存在。直到小小乔进入家庭，实现了它对于乔的改造。从此，家庭空间的结构转变为作为“人”的母亲与经历了技术改造、作为“非人”的孩子之间的对立。但究其根本，影片想要叩问的是，“人”与“非人”的界限究竟位于何处。

　　在这里，可以暂且忘掉技术对于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篡改，而是聚焦于人如何融入一个全新的技术环境之中。乔和爱丽丝同伴对于她的殴打，隐喻着某种象征性的暴力。技术改造过的“非人”理所应当地将自己认知为一种连续的个体，只有技术环境之外的个体才能清晰地辨认出当中的断裂。当个体不愿意接受这种断裂之时，暴力便会降临:贝拉被害，爱丽丝被打倒在地。于是，“人”与“非人”的界限变得明晰起来:个体的情感指向何处。对于“非人”而言，他们捍卫着技术的价值，声称技术的无害与进步性，并会为了维护技术而运用各种暴力伤害旁人。这表明，真实的个体在他们的心中，远不如一项新颖的技术。对于“人”而言，他们想要的是挽回技术所带来的偏差，将关系恢复至从前的状态，他们的手段往往是非暴力的，譬如谈话。这种分歧决定了“非人”必然的胜利。当“非人”自愿作为技术的代言人，以合法或非法的暴力手段推行技术之时，关于“人”与“非人”的讨论便不再重要，因为到了最终，所有“非人”都将名正言顺地得到他们的身份，过往的“人”则被逆转和污名化为守旧者、顽固者、冥顽不灵者。一切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亦随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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