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体系化的精神”，它将理性扩展到人类各个领域。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孕育出的新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正在不断冲击和重塑着传统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观念。“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被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１］４五四作家群体所追求的“批判性”“超人”“进化论”等启蒙精神不断被消解、异化，人文知识群体的“导师”身份被解构。作家群体或通过小人物视野来解构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世界；或迎合市场消费文化和读者需求，描写肉体和情感的性欲望。更加值得反思的是，部分企图通过回溯传统和民间文化来寻找精神根基的作家们，却陷入了“追忆过去”而“忽略现实”的泥淖。他们刻意追求传统文化道德对现实的重塑再造，却未曾考虑其本身所带有的时代性和局限性。这就使得他们所追求的传统道德成为了无根之萍、空中楼阁，最终导致过去与现实始终处于一种被分离和遮蔽的状态：现实无根可寻，过去未曾反思。

　　如何正视后人类时代出现的人类技术发展与现实生存危机的悖论，从而打破对文明生存的麻木？刘慈欣作为中国新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逆势而行，毅然重新高举起了“启蒙”的大旗。在启蒙理性日渐式微、科学技术带来的浮躁狂欢不断冲击着传统道德价值的当下，刘慈欣不仅对五四做出了呼应，更从后现代主义的维度，立足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现状，重新呼唤科学理性精神的到来。

　　“后现代针对现代性的体系，做不事体系的思辨，这不是拒绝秩序，而是在历史、文化、新语言认识的更大格局中寻求启蒙所必需的心智之光”［２］３８５。他把个体生命同人类命运相联系，将其置于更加宏观庞大的宇宙观之中，在人类灭绝危机和宇宙末日的背景下，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和生存法则，以期打破对文明生存的麻木。

　　一、言说主题和形象谱系中的“批判精神”什么是启蒙？康德对此认为，“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３］１１８９５年，严复发表著名政论《原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归根到底取决于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低。这一源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德育、智育、体育”的观点成为了梁启超“新民说”思想的直接来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基于“新民说”形成的“改造国民性”“人性解放”等口号，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先锋。

　　其内在的“批判性”精神，也支撑起了作家据以言说作品主题，指明叙事对象的价值核心。

　　启蒙的主要词义是“获得新知新解，思想得以解放”［２］３８５。在小说《乡村教师》中，刘慈欣重新扬起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将视野横扫过那片封闭愚昧的乡土社会。主人公李老师作为启蒙者，他将自己扎根于山村，坦然地接受了今后一生的穷困与辛劳，像当年牺牲自己救下他的老师一般，用单薄病弱的身躯点燃了山村孩子们走出大山、获得新生的希望之光。“早在２０年前初中毕业回到山村小学时，他就选定了自己的命。”［４］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愚昧落后的人民，他们将政府分给他们扶贫所用的拖拉机大卸八块；单身汉们因有救济款而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李老师争取到的学校维修经费却被村民抢去请戏班……“没有文化，人们都变得下作了，那里的穷山恶水固然让人灰心，但真正让人感到没指望的，是山里人那呆滞的目光。”［４］８乡村的愚昧悲剧与一百年前有着惊人的相似，五四启蒙的火焰并不应该就此熄灭。不同的是，刘慈欣将乡村教师和学生这一微小的集体投放到了外星人毁灭地球文明这一宏大的背景之下。

　　启蒙的工具性和政治性被消解，但其价值却在人类命运和宇宙观的视野下进一步上升到了文明存亡的依托，英雄救世的宏观意义之上。

　　在后现代语境下，面临“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群体据以言说自身的人道主义话语，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时理论阐释和社会批判性功能上的失效”［５］５３，刘慈欣对启蒙的回归不再局限于五四时期传统的伦理觉悟和开启民智，他打破了传统文学“向后看”的回溯式话语，转而采取了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科学启蒙”。李老师临终之际向孩子们嘱托的牛顿三定律，代表着自然世界乃至宇宙间的法则。在人类逐渐摆脱蒙昧，开始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自然宇宙展开博弈的后现代社会，人类不再单纯地面对人性道德的自我反思与超越，必然也会逐渐发生与自然宇宙的碰撞冲突，从而形成新的道德要求。外星文明以一颗星球的科学技术作为判断文明存在的标准，冲击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尺度。如何打破日渐式微的“启蒙”困境，提出一套适用于当下的文明准则？在强调启蒙精神回归、审视伦理道德的人类法则之外，刘慈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超越的宏观视角和解决方法，即自然宇宙法则。

　　在《流浪地球》中，刘慈欣提出了另外一套“国民性”批判话语，即五四启蒙追求的人性解放和价值觉醒并未真的成为现代人的精神根基。一切反映人性异化的讨论围绕在“地球流浪”这一科幻背景之下，拥有智慧和强悍生命力的后人类在无垠的宇宙中依旧是沧海之一粟。穷尽集体力量求生的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自然宇宙一个不经意的变化下依然显得如此渺小脆弱。

　　于是在生存危机的影响下，妈妈无暇顾及爸爸的出轨，爸爸毫无信念的自我放荡也不过是一场虚无的追求。地球派与飞船派的争斗、政府与民间的冲突、现实与未来的迷茫，这些人性异化的丑陋与悲哀，都源于人类在自然和宇宙面前的脆弱与茫然，一切仿佛在经历了一个轮回后又回到了五四时期的国民现状。从《乡村教师》到《流浪地球》，主题的发展变化像极了五四时期的娜拉和“娜拉走后怎样”。文中，人类以科学作为新的信仰，看似具备了新的道德话语，有了冲出困境，实现自我命运突围的机会，可当突围了现实生存危机的困境之后，才发现自身又回归到了人性道德的囹圄之中，自我内心仍处于封建藩篱的束缚之下。

　　马克思认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６］４８３也就是说，科技发展带来的异化问题并非源于科技本身，而在于人类社会对其的不合理应用造成。当科技推动社会生产生活进步的同时，人类不应忽略其工具价值和利益性对人性传统道德律令与价值观念的颠覆。刘慈欣从严肃的后现代主义思辨出发，对启蒙的初衷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启蒙的旗帜下，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盲从或迷信？‘光明’的理想会不会再给自由的精神蒙上阴霾？”［２］３８６尽管刘慈欣声称自己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不可否认，其小说创作仍具有充分的人文意识，对科技带给人类的消极影响始终抱有批判和警惕心理，科技和人性的矛盾张力是刘慈欣小说最鲜明的主题。在《人生》中，“记忆遗传”技术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方式，仅仅通过复制记忆就能完成对一个人生命经验的塑造。但人类却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活成独属于自我的人生，除了他经历的一切，除了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个当下，他对自己所有一切的个人感觉和体验。当新生的婴儿认知世界的想象被固化，也意味着人类走向了自掘的坟墓。正如刘慈欣所言，“一个人的记忆像一本书，不同的人看到时有不同的感觉。现在糟糕的是，我们把这本沉重的书让一个还未出生的胎儿看了。”［７］７３《镜子》里超弦计算机和镜像模拟技术将世界整体的每一处细节都完全展现在人类眼前，《镜子》里的官场文化像欧洲宗教神学被祛魅一般，被揭开了它掩盖罪恶和丑陋的面纱。刘慈欣将官场存在的关系网、人情网、腐败网一面面剥开，极具现实批判力度。除此之外，镜像模拟技术本身更是一面放大人类社会的显微镜，一个监视器。镜像技术的复杂性和载体昂贵的本质决定了其必然承载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掌控必然使其造成对人民生活的压抑和管控。当科技的发展与控制使人的思想被规约、创造被禁锢，“人性已经像一汪清水般纯洁”［４］９４，人类的文明也将走向终结。“对启蒙运动形成的体系性，包括理性、主体、知识等特定概念，应该用变化、多元、喻说性语言等当代思想重新思考。更直白地说，应该对体系作不事体系的思考，才能继续启蒙。”［２］３８６科学理当在现代化过程中拥有独立的主体地位，然而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特征，使得它往往作为人类实践和改造的工具。另一方面，受启蒙思潮影响，科学被神话为指导社会人生的“唯科学主义”，是能够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的绝对纲领。刘慈欣所要传达的，正是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应该与科技保持平等的身份。科学是帮助人类实现文明进步的关键，但绝不是唯一，要时刻警惕人类成为科技的奴隶。

　　二、思想内涵和叙事伦理中的“超人精神”五四初期，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的启蒙者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向往、追求着“超人”的出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８］１５提倡“置众人而希英哲”，寄希望于“精神界战士”。“超人”精神，是启蒙先驱们对塑造人类思想和价值的最终理想指归。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科幻美学风格，小说追求总体性的崇高与宏观叙事，人物主人公普遍具有高超的智慧、理性的思维和打破常规的勇气。这种美学风格与尼采、鲁迅的“超人”形象具有一致性。他们代表着人类的精华，“他便是那闪电，他便是那疯狂”［９］４，引领着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地火》展现了两代矿工人对新技术气化煤实验的热忱和执着，对打破开采技术壁垒、实现科技突进的宏大梦想和工业雄心。其中，刘欣便是“超人”的化身。在父亲因肺病去世后，刘欣以他对气化煤技术试验的偏执和狂热不断奋斗着，企图将煤炭转化为可燃气，以降低煤矿开采的难度。尽管实验最终失败，但作者展望了百年后煤炭技术现代化的蓝图。在后辈人感叹“过去的人真笨，过去的人真难”［１０］１１３的同时，刘慈欣所要彰显的是作为“超人”的先驱者们，执着坚韧、追求文明进化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在《三体》中，章北海、维德都代表着反抗绝望的努力者和拯救者。遍观章北海的所有思想和行动，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精神自由与独立，他是一个极端清醒和自信的人，在世人对地球未来报以悲观绝望的态度时，他始终为“逃亡计划”做着默默的准备。当世人对地球科技可以抵御入侵报以盲目乐观的态度时，他预设到了注定失败的结局。他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在没有“面壁者”资格的情况下开始自我面壁，没名气、没地位、没资源，却为了人类文明的存续独自承担了所有的痛苦和压力。他是一个心怀大爱的人，程心的小爱葬送了整个人类文明，而章北海宁可牺牲小部分人（包括自己）也要挽救整个人类文明。这种拥有不断奋斗、承担文明延续和进化精神的“超人”，是五四启蒙时期不断呼唤的理想形象。维德亦是如此，虽阴险狠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他拥有“为自由而战，为成为宇宙中的自由人而战”［１１］３８１的野心和斗争精神，拥有为了真正的自由而甘愿牺牲一切，变成野兽的意志。他们成为人类命运的掌握者和负责人后，坚定的意志、对于人类文明存续的责任和判断、甚至后来的自我牺牲与妥协，都象征着启蒙对现实凡人成长为“超人”的期待。这些人物体现了人类原始的兽性和无畏精神，但超人终归脱离了凡人，人类的社会规约和道德意识不允许这种突破底线的存在。当人类面临文明与种族的灭绝时，他们可以作为拯救者出现，一旦回归稳定和安逸，人类的种族优越感使社会更推崇的是温柔知性、善良慈悲的“程心”式人物。于是当危机落幕，文明归于安稳时，“超人”跌下了神坛，甚至被驱逐出人间，人类的野性和斗争精神被精致、柔美取而代之。

　　在《三体》中，伴随着地球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是文明前景的一次次转折和人类脆弱迷茫的劣根性。从危机纪元开始的末日危机和社会恐慌，到地球必胜的盲目乐观情绪，科技带给人类的安逸模糊了对危机的提防意识，使人类重新进入醉生梦死的阶段。然而伴随着“水滴”轻易毁灭人类建立的星际抵御舰队，社会又迅速陷入到恐慌与无措的状态。到了威慑年代，和平与安逸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精神气质，勇武、野性、阳刚的外在气质被精致、窈窕、柔美替代。人类称赞向往的是“程心式”的包容、温暖、母爱，反而唾弃怒骂着那些用违反所谓人类道德的极端手段保护人类的“守门人”。卢梭认为，“人的天性崇尚自由，人性的一半需要文明的崇高，另一半需要野性的自由。”［２］３９２刘慈欣所要表达的正是人类原始的兽性本能，以及启蒙唤醒的科学理性精神，在科技统治人类的环境下可能被解构、消弭的问题，是被“唯科学主义”观点异化、扭曲的人性。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１１］３８２正如陈独秀在五四启蒙时期高呼的那般：“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刘慈欣在回应五四启蒙精神时，将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上升到了个体和人类文明存续的宇宙观之上。他从总体性的宏观视野下审视着当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正在不断冲击和重塑着传统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观念的文明困境。“超人”的价值在于何处？

　　应当是“把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播撒到每个普通人身边”，引领人类实现种族和文明进化的宏愿。但显然人类还未做好从思想上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而具备居安思危、不断斗争的精神，这是刘慈欣召唤“超人”出现的根本考量。

　　三、社会变革和文明演进中的“进化论精神”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启蒙运动的思想价值在于建立了一个革命的、进化的理论观念。其基本观点是通过抵抗与竞争，“产生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渐次发展的进化过程。”［１２］回望五四，启蒙先驱者们提倡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法伦理、“改造国民性”以实现人性解放，其最终目的指向都是通过革命和斗争，实现国家民族的进化。刘慈欣继承了这一启蒙的宏愿，并在小说中上升到了从人类文明与宇宙的博弈背景下观照人类的未来命运。传达进化和生存的希望，这是刘慈欣小说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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