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科幻母题的“生命政治”生存是人类存续的基础，也是人类始终在思考的终极问题之一。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对于“生命”的态度与治理方式则构成了人类政治与历史的不同经纬。生命政治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人的二重身份，即人的动物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关系，而生命政治的演化路径，也是人类越来越深度地被卷入“技术世界”的过程。早期的科学技术哲学将工具视为人体的延伸，代表了人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升，但这同样也是人的生物性力量让位于技术力量的过程，预示了一种通过技术来反向控制人的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被应用于国家的治理之中，这意味着与之“连接”的生命体也不可避免地参与生命政治的建构。

　　在这一角度上，科幻文艺作品可以被视作当下最具隐喻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类型之一。一方面，科幻作品通常以某个特定时代或场景下的人类社会为背景，并伴随着特定的科技假定与世界观建构，这种通过技术建构生命政治的方式既符合生命政治的演化逻辑，也往往能够刺激对现实技术环境“麻木”而无所感知的人类对当下的思考；另一方面，科幻作品对于未来世界的建构也基本都伴随着对于未来“生命政治”的思考，即技术如何影响、干预、控制乃至灭亡人类及社会—这其中，既会涉及人的身体与生存，也会涉及整个社会治理方式乃至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

　　科幻文学的创作者未必有意以生命政治为主题来进行创作，但作为科幻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对“生命政治”的思考却无不体现在科幻作品之中。回顾科幻文学的发展历史，对“生命政治”的建构与想象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对人类身体素质与寿命的提升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第二，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如赛博格、数字生命等—对未来生存场域的影响；第三，在危机状态下权力对待生命的态度与治理方式。这三个方面也是科幻作品的创作者对于社会思考最常见的出发点。

　　二、颠覆及想象：重构“宇宙社会学”《流浪地球2》对于地球危机的设计在许多经典科幻作品中都可以寻找到母本，但“流浪地球计划”的提出则使其有别于传统的科幻电影而具备了独一无二的表达可能。在生命政治的视角上，《流浪地球2》以对于地球危机状态下生存图景的展现，将当下生命政治的结构进行了拆解与重构。《流浪地球2》里的生命政治可以从“移山派”与“数字派”的斗争谈起。在电影中，双方斗争的核心是人的生存形态问题，而人的生存形态又涉及了传统生命政治所规定的核心命题—人的生物身份与政治身份。

　　《流浪地球2》的创作者在剧情中选择了“移山派”的路线，也就有了“流浪地球计划”的启动。但在“流浪地球计划”中，移山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人口问题，而其解决方案则是通过随机抽签来决定全球人口的生存权。相比于《人类清除计划》《大逃杀》《饥饿游戏》等电影中通过政府消隐而制造“赤裸生命”的方式将人的政治身份悬置、从而避免承担责任的叙事模式，《流浪地球2》直面了末世生存这一科幻电影中的经典命题，并赋予了联合政府真正意义上的“生杀大权”。

　　作为决定人生死的核心，“算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控制社会的中枢通过算法计算出每一个分体的定位和数据，并对会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分体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治理。在这个背景下，在数字监控完全接管生命权力的背景下，人们很难感觉到技术会为我们带来一个解放的未来。”①换言之，“客观公正”的算法在保证所有人具有同等的生存概率的同时，实际上也预示着现代技术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度嵌入。相较于回归“赤裸生命”的方式，抽签并没有回避政府以及技术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缺位，代表的选择更合理，却也更冷酷。

　　地下城的设定同样是《流浪地球》最具想象力的角度之一。“地下城”的概念实则是工业时代生产模式的一种隐喻，即以大工厂为中心配套所有的生活设施，只不过在作品中工厂变为了行星发动机。相对封闭而独立的“地下城”实则成为一个带有实体边界而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规训空间。“未通过抽签者严禁进入地下城”的标语，将地下城与外界分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外界是不再受到任何保护、丧失了政治身份的赤裸生命，而地下城内部则有着相对完整的治理体系。

　　“数字派”是电影中的一条隐线。“数字派”主张将人的意识复制入网络，并通过算法的运行使其逐步具备自主意识。在这里，作为生物性的人已经消失，或者说不具备作为治理主体的意义，真正能代表人的是存在于赛博空间里的意识。尽管在电影中，“数字派”最终在斗争中暂时失败，但如果数字派取胜或者能够占据优势话语，那么在传统的生命政治体系中被加以规训的身体便彻底丧失了其价值，人口治理的生物性规范也将不复存在。如果说在“移山派”的生命政治体系中，个人尚且可以通过暂时隔绝传感器、追踪装置等暂时脱离规训体系，那么在“数字派”的理论中，面对550系列计算机的强大算力，全景监狱则无疑成为现实。

　　在这一角度上而言，对末世危机下生命政治问题的解决，“移山派”与“数字派”都选择将人的生物生命悬置的方式来完成。只是“移山派”的解决思路是使部分人的生物性生命肉体消失，并以地下城的生存体系实现对剩余人口的有效治理；而“数字派”的解决方式则是将人的肉体生命数字化，在虚拟世界实现对“人口”的治理。“移山派”与“数字派”的斗争背后，既代表未来两种生命政治路线的取向，又共同认可数据和信息技术对未来生命政治治理的主导性。

　　三、《流浪地球2》：生命政治的中国传统在《流浪地球》中，550系列计算机成为了连接“移山派”与“数字派”的枢纽。双方都承认了人在计算机算力面前彻底失败，计算机和数字化成了构建未来生存体系的基础。尽管二者在实现的路向上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数字派”还是“移山派”，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都离不开550系列计算机。“一旦人们变成了数据化分体，那么他们不仅在思想层面，也在生物性生命的层面受到数据库和算法控制”①，《流浪地球》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了对未来数字化生存时代生命政治的隐喻。

　　但生命政治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尽管科幻作品的创作者可以基于科技的进步对于未来生活的图景进行任意描绘，但其想象又必然是基于当下的科学范式与其生活的文化传统而进行的。生命政治贯穿于人类全部的文明史之中，而《流浪地球》之所以是“中国”的，不仅是因为其故事背景、人物等主要为中国，也因为其思维模式与所延续的生命政治传统是“中国”的。

　　与西方的生命政治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中的生命政治体系具有三方面的特征。首先，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具有“大一统”的特征，而“大政府”也成为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特点之一。在“大政府”的模式下，政府不能够回避自身的治理责任，也不具备类似将“赤裸生命”悬置而解决社会危机的合法性。其次，中国政治的传统对于人的生物性生命予以了较高程度的重视，尤其是在重大自然或社会危机发生的情况下，能否最大程度保障国民的生存权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与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之一。第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基于特有的宗族观念与伦理体系，生命延续的优先级大于一切。

　　如果以现代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流浪地球2》的情节无疑是矛盾的—因为“移山派”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生物性生命的重视，另一方面又通过抽签的方式强行消除地球上一半人口的生物性生命。然而，在中国生命政治的传统下，二者的逻辑却是能够自洽的。中国与西方生命政治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生命政治传统将生命政治本身视为恶，这一观念背后隐含的是“主权者必定恶”“精神生命高贵”“过度干预生命政治必然走向集权”等设定，这也就构成了在《人类清除计划》《2012》等作品中创作者习惯于在末世背景下设定政府缺位的原因。而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国的生命政治体系是一种建构性的生命政治哲学。这一体系既强调对于人的生物性生命的重视，承认生命政治在进化过程中的进步性和无奈性，同时也认可在保障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政治基础上，治理者应当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和裁决权。

　　正因如此，在这一传统之下，流浪地球计划长达2500年的漫长旅程才可以为观众所接受。

　　在笔者看来，对待生命政治的态度构成了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差异，《流浪地球》系列的“中国”底色并不在于这一计划的主要提出者和执行者是中国，也不在于流浪地球计划的“中国式浪漫”，而是其能够以迥异于西方生命政治传统的方式，提供了一种现代危机状态下新的生命政治治理的可能，这也成为其对于当下社会以及国际秩序的一种回应。

　　四、“合作”与“牺牲”：何以“文明”？

　　西方生命政治传统对于“恶”的想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福柯、阿甘本等研究者看来，生命政治之所以容易变成死亡政治，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往往会以保卫国家与社会的名义，制造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假象，最终导致死亡的发生。这是一种对抗性的生命政治逻辑，其隐喻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往零和博弈。但中国的生命政治传统则提供了另一条道路。

　　《流浪地球2》中有两个极具亮点的情节。其一是周喆直在联合政府大会上以那截愈合的腿骨为题发表的演讲。其二是在需要人工去月球引爆核弹的时候，张鹏主动站出来宣布了“50岁以上队员出列”的命令。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情节从不同的方面对危机状态下的国际秩序治理提供了中国回应—文明的发展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建立在“合作”与“牺牲”的基础上。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命政治非常容易演变为死亡政治。其原因在于，在现代国家治理的体系下，以法律为基础所赋予个人的诸种“权利”成为区分不同群体之间的核心依据，进而群体的区分便容易向身份政治演化并与民族主义叠加，导致社会的撕裂与“死亡政治”的爆发。破解现代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演化的节点，在于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对于生物体生命的重视倒逼政治性生命治理体系的变革，同时以更负责任的治理模式直面社会危机状态。《流浪地球2》中以腿骨愈合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所隐喻的也是人类开始在生物性生命之外赋予人更深层次的价值，而也只有二者合一才能够应对危机。

　　而在张鹏命令50岁以上队员出列的情节中，展现出的则是“牺牲”。在中国历史中，每逢大战或危机状态—如战国时期的信陵君窃符救赵—指挥人员经常会让一部分人退出战争或行动，以保全他们的家庭和宗族的延续。而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继续行动意味着死亡，但这种主动的牺牲也是建立在对共有价值观的认可的前提下，并且以自我的主动牺牲来成为文明延续的桥梁—从《流浪地球》中的刘培强到《流浪地球2》中的航天大队皆是如此。不可否认，这种牺牲的背后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但这种牺牲同样也建立在对不同群体不同的生存概率、延续文明等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这与电影中MOSS对谁能够进入地下城的思考逻辑如出一辙。

　　“给文明以岁月，而不是给岁月以文明”，刘慈欣在《三体》中的这段话，也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流浪地球》的主旨。让数十亿人不能进入地下城无疑是冷酷且残忍的，这与当下主流的生命政治逻辑完全背离，但在《流浪地球》《三体》等作品中，刘慈欣思考的出发点是文明本身，而思考的核心逻辑则是文明如何延续，这即是“给文明以岁月”。而在这一尺度上，冷酷也恰恰是对文明最大的温柔与尊重。

　　五、《流浪地球2》与生命政治的赛博未来《流浪地球2》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乃至于世界科幻电影中的一个“新物种”。对于未来数字化世界的想象、对于未来危机状态的描绘使其成为一个极具开放性的叙述平台，在这一平台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均具备进行表达的可能。同时，《流浪地球2》所蕴含的生命政治思维，也可以作为数字化时代中国生命政治治理方案的隐喻，进而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力的提升提供新的思路。

　　作为一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以中国化的表达，使观众对未来世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但电影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尽管对未来世界的治理模式有一定的想象，但受限于创作者的学科背景和相关知识的不足，电影中设定的社会治理模式实际上是落后于其技术水平的，且有许多欠妥之处。如在人口问题上，《流浪地球》将抽签进入地下城的原因解释为资源不足，但进入地下城的人口还会继续繁衍出新的生命，这些新出现的生命是否会继续稀释原有的资源？如果说地下城一开始无法容纳所有的人口，但在人口正常繁衍的情况下，只需一两代人，人口即可翻倍。那么，在长达2500年的流浪地球计划中，是否可以通过让更多人进入地下城但对资源分配和人口增长加以限制的方式，让更多人获得生存的可能呢？在这一方面，创作者还需要更多的“宇宙社会学”想象力。

　　此外，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开展在迈向后人类的节点上。尽管《流浪地球2》中丫丫以数字生命的身份帮助“移山派”解决了行星发动机的点火问题，但电影中对数字生命与生物性生命的设定仍然是互相隔离的。在后人类时代，人与信息融合的“赛博格”将成为未来人类生存的大趋势，“移山派”与“数字派”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抗者，二者彼此合作乃至融合的“赛博格”将具备更强的应对和解决危机的能力。而“赛博格”的设定也或将为电影开启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叙事空间，让生命政治拥有令人期待的赛博未来。

　　六、结语相比于《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更加宏大的想象力和更具开放性的叙事平台，这让整个电影不仅发生了从“好电影”到“新物种”的质变，同时也具备了更强的“中国性”。虽然《流浪地球2》中所设想的地球危机出现于数十年之后，但对于当下的世界而言，电影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对现实的隐喻。如何以合作代替对抗，如何以更好的生命政治取代死亡政治，如何在数字化的未来重新考量人的存在方式与治理模式……在这些问题上，以电影作品为载体，作为文明的“中国”或将给予更为全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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