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自莫言获得诺奖近十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渐成显学，学界围绕中国文学在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地区译介传播的相关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通过对传播过程的爬梳及读者反馈的调查可以发现，相比纯文学在异域尚属小众趣味，中国的不少类型文学作品早已家喻户晓，融入了他乡的出版阅读市场。类型文学是集合性概念，囊括的作品主题如爱情、悬疑、谍战等辐辏巨大，因此其海外传播也存在着区域差异。如麦家的一系列悬疑小说在欧美地区引发了强烈反响，“相继有《解密》《暗算》《风声》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３３个语种，在１００多个国家出版，至少被海外４００多家媒体作了正面报道”。（刘少华、麦家，２００１）但是在日本，截至目前（２０２２年９月）尚无麦家的译本出版。但另一方面，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出版市场中，中国的科幻文学大都获得了非常喜人的反响。目前中国科幻作品在欧美传播的情况已有多层面的先行研究，但对在日本的传播情况的研究较多关注作品的翻译技法及读者接受，对改革开放后科幻文学在日本的历时性接受还有探讨的空间①。（卢冬丽，２０２１；包卉、高泽宇，２０２１）由于国内科幻文学长时间与纯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因此在日本部分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涉足了科幻文学批评。本文试图爬梳日本的中国文学界对新时期中国科幻文学的批评史，并分析文学界和科幻界在评价中国科幻文学时的观点异同，以期对中国科幻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二、日本学界“科幻纯文学”批评路径的肇始本章先就科幻文学（小说）之定义域进行辨析，科幻文学是“科学幻想文学”的略称，因体裁一般以小说为主，在本文中“科幻文学”与“科幻小说”通用。

　　中国的科幻小说始于梁启超所提倡的“科学小说”。

　　彼时大清帝国正值救亡图存时，这种紧迫的时局紧迫造成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先天特征，即“中国的科幻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投资的特征；其乌托邦式的叙事将改革的政治愿望投射到理想化的未来，与中国的现实形成对比”（Ｓｏｎｇ，８７）。这一特征在百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中若隐若现，也构成了探讨中国科幻文学在海外传播时诸问题的“隐藏的源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幻小说的发展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历史阶段。当代科幻小说一经诞生，就带有“科学普及”和“儿童文学”的烙印（刘阳扬，２０１—２０２）。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诸多作者学者为建立中国科幻小说的“科幻”传统做出了贡献。早在１９５６年，郑文光（１９５６：２１）就在《谈谈科学幻想小说》一文中答读者问，定义科学幻想小说“是描写人类在将来如何对自然做斗争的文学样式”“容许作者在技术问题上违反科学（原理）”，并在文体层面与教科书、科学文艺读物做了区分。但是由“科学幻想”简略为“科幻”是进入新时期之后的事，如１９７８年《西方科幻电影与当前的“银河热”》一文中科幻已成为固定搭配，可以和“电影”“文学”等组成词组。与此同时，科幻与科普之争亦成为话题，如郑文光（１９８２：１５３）认为“科普文学”将科普读物、传记文学、科学幻想小说等各种文类捏合在一起，是“完全虚幻的概念”。本文处理的对象是“科幻文学”，其在日本社会约定俗成的说法是“ＳＦ”，即英语“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的缩写，一般不包含科普作品及儿童文学。

　　本文在除直引外不使用“ＳＦ”一词。

　　正如克罗齐总是被以讹传讹的名言“所有的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对未来的想象都依据并观照着当下。从《新石头记》到《珊瑚岛上的死光》到《三体》莫不如此。这一理念自然也存在于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维框架中，他们阅读着中国科幻文学，以此想象中华民族眼中的未来情景与世界框架。１９７６年后中国文坛及文学交流事业欣欣向荣，中国科幻文学同步迎来发展的小高潮。这个小高潮在１９８１年前后达到峰值，当时文艺界人士的展望是“两股热潮，把我国科幻小说推向新的起点，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中国科幻正在探索中前进“（饶中华、林耀琛，１）。与此同步，１９８０年日本成立了”中国科学幻想小说研究会“，汇集了包括深见弹、林久之在内的日后中日科幻研究交流的巨擎。研究会与中国互相指派窗口，”不定期交换中日科幻小说图书和杂志，供对方研究、翻译、介绍“（叶永烈，２０１７）。１９８１年，现北海道大学教授武田雅哉拜会科幻作家叶永烈，并在叶的帮助下进行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研究。２０年后武田雅哉与林久之合著《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描绘了百年间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流变，是为海内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科幻文学史（国内译本即定名《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之后的１９８２年开始，科幻文学在思想文艺界的一系列反复中遭遇波折，出版活动一时归于沉寂②。（吴岩，２０２２）但前述事实表明日本科幻界对中国科幻关注的伏流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即已埋下。目前有关这段时期中日两国间科幻交流史研究及回忆性文章已有数种，这些文章基本围绕”科幻圈“内部的人与物的交流展开③，也就是说这些交流的前提是交流双方都认为这些中国文学作品是类型文学中的”科幻文学“。

　　在新时期初期的中国文坛中，科幻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关系较为模糊，如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刊发于国内最权威的纯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并入选１９７８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①。１９７９年，童恩正复在《人民文学》第６期上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阐释了“科学文艺”和“科普”的区别。１９８０年郑文光在《人民文学》第５期发文《科学文艺小议》，答读者问并再次强调了科幻文学的苏联起源及其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此后的１９８１年《人民文学》刊载了叶永烈的《腐蚀》。在新时期的头几年中，科幻文学相关的作品及文评多次见于中国最重要的纯文学刊物之一，这是当时如武侠、言情等其他类型化文学不可想象的待遇。考虑到彼时《人民文学》是日本学者获取中国文学相关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同时该杂志对日本学者而言具有判断中国文学风向的含义。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科幻文学某种程度上凭借在国家级纯文学刊物上的登场进入了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的视野（例如后文详述的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之于高岛俊男）。但需要注意的是，仔细考察这些日本学者的言说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科幻作品的评价方式极大程度上依照了对待纯文学的批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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