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形式，与医学相关的科幻作品十分流行。其中涉及的克隆生命体、星际旅行冷冻仓技术、瘟疫、超人类等科幻话题能够面向未来科技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实性、警示性、预见性，从而能够对医学科普产生深远的影响。

　　很多研究者认为医学科幻“不严肃”，在医学这个严谨的领域里，科幻中对医学的讨论未免过于天马行空。但我认为，医学科幻可以在医学人文和审美的维度增加对于医学本质的认识，这比简单地进行医学知识堆砌的科普方式更能促进受众反思，从而提高其医学认知和健康素养，因此，从医学科幻的立场出发去探讨医学科普，有助于加深对现代互联网思维下医学知识传播问题的认识，并有利于探讨可能的解决路径。

　　本文将基于对医学科普现状的讨论，分析医学科幻本身所表现出的文化特性，并从科学传播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医学科幻对医学科普赋能的方式，强调医学科幻对科普工作的积极作用。

　　一、关于医学科普医学科普和健康科普是科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国民健康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医学科普的作用不仅仅是宣传健康信息，还承担了提升国民医学素质和推广健康行为的责任。在“养生”风潮兴起的同时，各类鱼龙混杂的“伪科学”与“反科学”信息“乱花渐欲迷人眼”。现阶段，医学科普的主要问题包括：在推广医学科普时，不能从实际需求出发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同时，医学科普定位不清，不能和受众进行很好地互动，甚至存在误导公众的情况[1]。但是，这些问题都是表面问题，更深层次上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缺乏对于医学科普思想内核的思考。其关键在于医学科普中对于医学精神、医学的科学理念、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视不足。

　　提升健康素养是健康科普和医学科普的主要目的。但两者在目的上和方法上存在区别，前者更强调医疗实践主体对于医疗课题的知识和技能传播，后者则更宽泛一些，旨在提高公众对于健康生活的理解。

　　2019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其中把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进全民健康的前提，强调普及健康知识，让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全民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健康素养人人有[2]。在新的要求下，医学科普是否应该追求绝对的准确性，如何向公众传播“有温度的”医学，将人文精神融入到医学科普之中，如何传播医学理念的其他维度等问题更加突显。

　　传统观念认为，科普工作中传播的科学知识当然越精准越好，尤其是医学传播中的医学知识，对其准确性的要求甚至有些过分严苛。事实上应该让更多的传播形式加入进来。在医疗实践中，医生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需要了解病人完整的、细致的、独特的身体情况，然后解开隐喻的部分，从中梳理出合理的结构，进行对症的治疗。医学家吴阶平曾经说过，阑尾炎是外科中常见的、相对简单的病种，但他遇到的阑尾炎病人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3]153。病人会在临床实践中出现各种不同的表现，相应的治疗方案也会大相径庭。在科普一些医学知识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准确的知识。医学问题常常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因果推断，在具体的诊断过程中也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病因往往是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健康问题的出现。所以，实践中的医学诊断存在不确定性。例如，针对疾病情况的复杂性，甚至需要在家庭的背景下看待疾病和残疾。

　　家庭所经历的动态生活事件，以及社会、政府等背景因素[4]429，均可能影响身体与疾病，因此，不可能通过追求一种不会错的准确性去推动医学科普。

　　不确定性的医学与追求准确性答案的科普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既然医学科普无论多么准确也无法代替医学诊断，那么医学科普的目的应该有所转变，应该定位于让公众从更广阔的视域理解生命、健康、疾病的本质，理解医学的发展，在面对健康问题时能够更理性地做出判断，而不是试图通过追求准确地科普医学内容让公众自我“诊断”。

　　现阶段的医学科普经常会试图打造一种“百科式”的医学科普模式，通过大量医学知识的堆积，引导在互联网上查阅相关知识的受众认可其形式，并当健康出现问题时，通过查阅类似的数据库寻找与自己疾病症状相近的答案，从而对自己的疾病形成一个简单的认识。但是在患者的实际应用场景下，“百科式”的知识条目并不具备对于受众心理上的干预能力，反而让查阅相关医学知识的受众缺乏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对于自己的疾病存在心理上的抗拒，比如最近出现的网络疑病症。网络疑病症是指一些公众在身体出现一点不舒服时就上网查询自己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在阅读相关信息后便进入焦虑和抑郁的状态，进而再度搜索相关信息的恶性循环。更有甚者，公众将复杂的医学诊断简化为“搜一搜”的过程，相信“久病成医”，不仅给自己开药方，还尽可能地说服身边的亲人朋友进行网络自诊[5]。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医学知识传播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人文精神，缺乏整体理念的医学传播，仅仅将冰冷的知识简单堆砌。

　　科学传播理论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具有很强的结构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分离出来进行简单化地传播，不可以用名词解释般的语言代替有组织的科学语言。医学知识传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更不能简单地把人性还原为生物性，再将生物学还原为自然性。这种简单地还原是任何科学传播理论所不提倡的。

　　但这种还原性的传播方式仍普遍存在。早在16世纪，托马斯·布朗（ThomasBrowne）就出版了类似答疑手册的医学中的错误集（Pseudopexy）来推动医学科普[6]。这种指出医学防疫之中有哪些错误，然后再加以澄清的普及医疗知识的方式，在16世纪至17世纪非常流行。虽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医学工作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推动医学科普工作，比如创造各式的作品传播公共卫生和医疗知识。但是缺乏人文精神和审美维度的思考仍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目前医学科普的标题和内容大多呈现出疑问解答的模式，此外还有真相求真，建议措施，设置悬念等等，在呈现的过程中虽然采用了新的方式，如情景剧，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再设置一个搞笑的结尾来触动观者，甚至植入广告[7]30，但如果只采用还原的思路，不能理解受众，单纯形式上的多样性并不能推动受众对更深刻的医学理念进行思考。

　　二、医学科幻——在现实和理论世界的穿梭虽然科幻受众所想象的科学随着科幻而改变在现实中会受到种种限制，但是科幻对于医学的想象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现实中的医学。

　　特别是在理念层面，医学科幻里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能够启发医学对于发展过程中边界问题的思考。

　　1。关于医学边界的思考对于医学发展边界的思考是医学科幻中不能忽视的一类主题。从科幻作品诞生之初的《科学怪人》到被封为科幻里程碑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它们都在反思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给人性带来的影响。例如，王晋康早期科幻著作中就经常渗透着对于身体的思考，在其小说《豹人》中，王晋康讲述了一个被基因工程改造、体内存有非洲豹基因的运动员谢豹飞的故事，依靠基因改造的强化效果，主人公轻松打破了田径记录，但是最后无法摆脱猎豹基因中的兽性爆发，咬死了自己的伴侣，造成了悲剧。王晋康的处女作《亚当回归》也讨论了人类植入脑内芯片发展成为“新智人”的过程。作者通过简洁透彻地叙述，把医疗科技的强大潜力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仅书写了对未来医疗技术的敬畏之心，而且提及了对于医学科技飞速进步与分化的警惕，更有对医学伦理的担忧。这一类主题在中国新生代的科幻作品中比较多见，如刘慈欣的《天使时代》、王晋康的《癌人》《蚁生》都属此类主题。在王晋康的作品之中，未来医学成为了新的上帝之手，在探索医学和身体奥秘的时候如果不加限制就会导致突破理性的灾难。如何保持人类的本性本心是面对医学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挑战。

　　在医学科普中也应如此，应该让公众在理解现代医学辉煌成就的同时，思考医学发展的边界。医学发展的目的是救死扶伤、克服疾病、避免死亡。不能简单地使用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的逻辑代替医学治病救人的逻辑。很多受众分不清医学发展目的与科学技术发展目的的本质区别，容易将科学的发展逻辑套用在医学的发展逻辑之上。科学实践和医学实践所伴随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以及其背后的科学文化和医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其本质目的的影响，因此应该对目的加以合理区分。而且，健康和生命太珍贵了，对生命的尊重应该高于科学的实验性。韩启德认为，医疗不是简单的消费性产品，也很难做成一种公平的“交易”，因此不应该简单地遵循市场机制，将医疗当作商品来交易[3]134-135。与医学和商业的关系一样，在医学与科技的关系之中，健康与生命也不应该成为科学实验可以牺牲的代价，任何实验的开展都要建立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我们在强调科学技术与医学的融合时，应该保持一个清晰的大脑，理解科学、技术、医学三者在认识方式上的不同。虽然科学技术与医学在历史上关系紧密，相互影响，但是我们也需要深刻理解医学独特的“自然”意义[8]。这里的“自然”意义不是指科学技术与医学中自然物与创造物的简单区分，而是指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以及在历史上产生的对生命展开医学活动的这种独特的认识方式。因此，对于生命的思考是医学科普需要关注的问题。

　　科技伦理与医学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医学发展的边界，科幻作品通过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将相关的哲学观点承载在其作品之中。刘慈欣分析科幻小说灾难题材时曾指出，科幻题材能展示巨大的、笼罩整个人类文明而非某个个人、国家、种族的灾难，这是科幻与纪实文学，史诗文学等其他文学题材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9]21。此类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灾难题材作品也经常涉及医学科幻内容，例如，对于未来战争中关于核辐射导致的各种变异以及某种波及全球的疫情等。在何夕的《十亿年后的来客》中，医学教授研究出了改进人类基因的超级核酸，并将人变为“非人”，从而实现人类生命从四进制向八进制的飞跃，在升级人类进化过程中也丧失了人性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因此这类作品有利于帮助受众认识到，人类如果在医学和生物学灾难之中，不再敬畏生命，不再敬畏自然，则会走向灭亡。

　　这种对于生命整体的思考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医学本身的。因此，当我们需要将这种对医学的思考和反思传播给公众时，我们必须将医学科普的主题深化，将对医学本质的思考纳入其中。

　　2。生物医学与权力克隆技术的出现让人们对于克隆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有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人们在使用克隆技术时就如同造物主一般可以按照自身意志随意控制和改造胚胎。刘慈欣在其科幻小说《魔鬼积木》中，讨论了基因改良的“克隆人”的问题，刻画了基因工程技术一旦应用于战争会导致的问题：军方追求高素质兵源，将动物与人类基因组合，形成富有战斗力的嵌合体，若不能为其所用就会被消灭；而奥拉博士反对军方丧失人性的功利主义观，肯定所有嵌合体的存在价值。二者思想的差异导致了合作关系的瓦解，战争由此爆发。书中的嵌合体虽然拥有大比例的人类基因，却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战争的工具[10]。当身体能力也成为一种需要重新学习的能力时，生物医学成为了嵌合体变成人类的一种方法。对于克隆技术等生物医学技术的科幻式讨论的背后其实是作者对于伦理问题的高度关注，是一种对于医学和生物学的人文反思。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则对基因编辑提高人类智能的过程进行了反思。在书中，被基因编辑的孩子在智力水平上远高于没有被基因编辑的小孩，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平等的教育权及其观念，使得没有经过基因编辑的小孩不能接受平等的教育，甚至不能得到父母的疼爱。而被基因编辑的小孩也要忍受基因编辑带来的副作用，经常需要治疗，付出了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在这里，医学成为了一种隐喻，既是主体性缺失的背后原因，也是不断修复技术的一种手段。

　　这种技术对于人体的规训是一种体现权力机制的过程，让生物医学技术成为控制人思想的工具是很可悲的。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认为，“在科学的体制内，医学具有一种超然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作实证知识的对象。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对象。”[11]因此，人的有限性与医学的有限性应该是医学科普最重要的主题，人类不应该追求永恒的生命，我们更应该追求生命的意义和健康的生活。医学也更应该追求人类的健康福祉，而不是试图增强人体机能，从而避免出现基因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3。医学科幻中的疾病思考医学科幻经常探讨当把生命置于更大的人类存亡之时，应该做出怎样的思考和进行怎样的自救过程。例如，关于流行病的作品在欧美一直比较流行，包括《生化危机》系列、毕淑敏的《花冠病毒》、迈克尔·克兰顿（MichaelCrichton）的《安德罗墨达菌》，以及获得“美国疾控中心防疫斗士”奖的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Preston）的《血疫》等都是这类题材。

　　《血疫》以美国爆发埃博拉病毒为核心，讲述了起源于热带雨林的病毒通过肮脏的贸易到达美国，在面对如此危险的境遇时，“疫情防控”成为了美国各个利益群体争夺权力的舞台。而在各方利益争吵不休时，病毒已经开始肆虐，感染了无数的民众和医生。《血疫》基于幻想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件，对社会公共卫生体制以及医学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很强的反思。

　　迈克尔·克兰顿的《安德罗墨达菌》也是一部很有启发性的科幻作品，他也是《刚果惊魂》与《侏罗纪公园》的作者，在《安德罗墨达菌》中，作者对生物医学的描写格外出彩，就如他在其《侏罗纪公园》中天才地加入了从琥珀中提取恐龙DNA的点子一样，在《安德罗墨达菌》中，作者对于外星病毒进行了精彩地描写，谈到了临床试验中的医学问题并对病毒的致命性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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