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分野：“软科幻”与“硬科幻”大约七、八年前，我开始涉足生态批评课题的教学和研究。课堂上的阅读和切磋应验了教学相长这个古训，促成我个人的生态研究写作项目。教学中，选读课文里势必包括描述生态恶化、气候危机的科幻小说。有些学生对科幻的兴趣比生态更大，计划做硕士、博士论文项目。乍看起来，科幻作品里描述生态气候危机的比比皆是，生态批评融合科幻研究似乎水到渠成，可以双管齐下去做文章。但问题立刻来了，论文重点放在科幻还是生态？探讨生态问题的同时，有必要对科幻小说的文类、范式、母题和历史变迁有个阐释吗？需要严格地界定科幻文学的“本质”吗？科幻的分析对生态批评的意义和作用何在？

　　科幻是什么？科幻小说的对象是什么？这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一般介绍文章都会谈到科幻作为一个文类，具备一些耳熟能详的审美意象、母题和叙述套路，如星际旅行、外星人大战和入侵、网络矩阵控制、超智能机器人、基因打造的赛博格、气候灾难和世界末日等等。把科幻作为一个文类，一种文化经典、审美修辞、趣味和感情结构，尽管有争议，但也达成了某种共识。这个经典化、专业化的标准往往用来定位和考量新近的中国科幻成果。因此，很多人雀跃欢呼刘慈欣作品与世界接轨，在科幻文类规范和流派乃至主题层面臻至西方科幻文学经典形态，把刘慈欣跟阿西莫夫等巨擎相提并论。于是《三体》登了科幻大雅之堂，赫然出现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kObama）阅读书单中和欧美大学课堂里。

　　一个相关的说法认为经典科幻是“硬科幻”。始作俑者雨果·肯思贝克（HugoGernsback）指出科幻故事把“美好浪漫的情节与科技事实和未来的预见相融合”，描述一个被科技迅速改变的世界，憧憬充满科技奇观的未来世界。2科幻作品对读者进行科普宣传，渲染技术飞跃和奇迹，激发人们对科技的崇拜。于此相反，科幻作家H。G威尔士则认为，与其预告未来科技文明的辉煌，不如直面现实、针砭当下。科幻不一定要求状写技术硬件的可行性、逻辑的可信性，但貌似天方夜谭的叙述中，必须能推衍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utmostrealism）。科幻应该用神奇幻想的套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烛照社会生活或讥讽人们的虚伪和缺陷”。

　　美国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林（RobertHeinlein）把这个“软硬之辩”进一步分辨为“奇技淫巧的故事”（gadgetstory）和“人类关切”叙述（human–intereststory）。这个分野，标示着科技挂帅与政治、文化批评的两条路线之间的纠缠和对立，贯穿在美国科幻发展谱系中，也显现在中国科幻的讨论中。美国科幻写作运动由大众媒体刊物《惊艳故事》（AmazingStories1926）发端，仅仅十年，就分裂出由著名作家组成的名为“政治推进科幻”（CommitteeforthePoliticalAdvancementofScienceFiction）的团体，其中包括年轻的阿西莫夫（IsaacAsimov）。其立场认为，科幻写作要少炫耀科技奇迹，多重视社会关切，强调科幻的社会和政治批评潜力和穿透力。但是，一个自称“新粉群”（NewFandom）的科幻社团与政治科幻取向分庭抗礼，要求科幻回避社会和政治问题，坚持科幻专业化，沉迷于硬科技的奇技淫巧，认为作者对待科技发明创造，应该如同科学家和工程师一样矢志于日新月异、匪夷所思创新项目、新发明。4这个团体代表了膜拜科技、去政治化的大方向，在1937—1973期间掌握了话语权。但是，虽然表面远离政治，硬科技的意识形态其实包含更大的地缘政治，与技术官僚和精英的意识形成攻守同盟，独霸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

　　它挤压、排斥民主政治和社会批评，使得科幻越来越低俗化、商品化和消费化，成为盈利企业，削弱了科幻文学的认知，启蒙、思考和文化批评的功能。其实，“纯科技”的背景和语境，是更大的帝国意识形态和霸权。冷战时代美国，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通过大众消费文化的方式，为科技官僚、太空竞争、核讹诈、殖民霸权及军工复合体背书，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5与硬科幻相对，“人类关切”的软科幻观点则致力反思科技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造成的巨变、重创和重塑，对人的意识和情感结构的渗透和影响。它不仅描述科技带来的福祉和便利，更多地揭示和批判科技、资本、权利联盟酿成的祸害和异化。这个观点认为，科幻写作不应仅仅附丽和翻新科技的奇幻的审美修辞和惊艳想象，更重要的是把科幻当作一种文化实践，一种反思和批评话语。在互联网、大数据和生物基因工程等高科技正在改天换地的时代，批判意识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和急迫。高科技的运用正铺天盖地席卷当今世界，经济、社会、日常生活、人的意识和身体日益被天网恢恢的算法和网络所渗透、监控、收编和支配。我们身处的世界越来越形同科幻世界。科幻奇观与实在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混淆；真人和赛博格难解难分，真伪难辨，善恶不分，虚实混杂。这是忧还是喜？

　　是进步还是陷阱？技术发达必然会领引社会进步、人际和谐吗？科技—权力—资本联姻的历史给出的教训更多是负面的，呈现为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科技膜拜日益瓦解人之为人的悠久根基，打破维持人类社会和睦、世界和平的价值基础。如果我们不辩真伪，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网络数据大潮中随波沉浮，俯首听任科技权力和资本霸权把劳动者和消费者物化，蜕变成工具、商品、资源和奴隶，便会失去主体自由，失去独立判断、丧失反省文明和价值的能力。社会也因此撕裂分化，少数人成为技术寡头和官僚，大多数人沦为知识的赤贫者、数字信息统治下的贱民。

　　剖析和批评这个貌似理性但实际上日益失控的技术膜拜，是文化反思的当务之急。科幻写作处在风口浪尖，可视为文化批评和实践的利器、一个认知和反思的媒介。文化社会批评的角度，使我们搁置“科幻是什么”这个本体论的问题，把视野转向另一个问题：科幻如何思考、表述科技笼罩下的社会、文化，能为社会人生做什么？李广益认为，我们可以借助科幻，“审视渗透支配生活的科技……把科技可能造就的未来美好生活，也把科技走上歧路所导致的灾难图景，一同带到我们面前”。6这是科幻研究应有的批评态度和方法。西方富于批评意识的学者雪梨尔·温特(SherrylVint)也指出，作为一个文化实践，科幻不仅要批判现实，还要设法介入、改变现存世界。科幻提供了“一种用于思考和回应21世纪日常生活的日常语言”。“通过思考、探究科技文化的母题，如星际旅行、算法体验与交流、基因改造、人工智能等等”，科幻叙述用隐喻的方式对应我们现实的社会和政治。7不管神奇、魔幻的世界是否成为现实，科幻批评力度在于不断挑战、扣问、探索科技对人类经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支配。科幻符号和叙事可以用来评论、揭示我们日常世界中被人忽略和掩盖的现实问题。比如，在《星球大战》（1897）中，H。G。威尔斯用“一支优越的火星文明征服伦敦”的隐喻来揭示科技在殖民历史中所扮演角色。8科幻的政治意识通过艺术想象进行思想启蒙、文化反思以推动社会变革。虽然科幻渲染未来世界，技术奇观与宇宙天穹，但对现实的嗅觉更敏感、触角更锐利，更致力社会变革。论者常说科幻用技术奇观来实现认知疏离。但认知疏离不应是仅仅打造华而不实的诡异图景，博人眼球和造成视觉冲击。疏离的艺术力量在于能够醍醐灌顶，把读者从膜拜科技的迷思中震撼出来，将习以为常的日常世界视为“众多可能性之一”，领悟到既成现实是“历史选择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而然的状态。9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看来，科幻的批判性在于担当起“诊断性干预的职责”。10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科幻的功用是破除习焉不察的成见，“持续不断矫正那种认为自然的、公平的社会已经大功告成的看法”。11如同历史上的革命和社会运动，科幻的乌托邦想象在于“削弱或消除导致剥削与苦难的根源，而非提供满足中产阶级舒适生活需要的草案”。12通过“认知上的疏离”或布莱希特式的“间离”，13科幻“重新构建我们当下的时间体验，将‘现在’重塑为过去或未来，使我们对自己的现在经验感到陌生”。反之，缺乏批判力的科幻恰恰展示了“我们乌托邦想象力的退化”，无力描画一个全然不同的未来，但这失败感可能悖论地重新点燃了乌托邦的想象力，“从而转化为我们自身绝对极限的思考”。14中国作家对科幻也寄予文化批评的使命感和抱负。陈楸帆继承郑文光的观点，倡导科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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