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中国便与西方纠缠在一起，围绕着“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始终不能分割。西方成为了中国的一面镜子，向西方现代文明学习成为了当时的潮流。所以在政治层面，出现了百日维新；在军事层面，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在文化层面，则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与政治、军事层面统治阶级为参与核心不同的是，文化层面展开的小说界革命，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力，呈现出野蛮生长的姿态，在此期间，新小说在叙事主题与叙事类型方面呈现出多姿态、多种类。翻译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幻奇谭、狭邪小说、谴责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与政治、军事层面现代化中国的建设愿景相仿，小说革命开启了在文化层面对中国现代性的探索。在这些类型小说中，晚清科幻是最为引人注意的一个文类，其在建构中国现代性问题上的意义与价值渐渐浮出水面。与西方科幻肇始于工业革命、与科技纠缠在一起相辅相成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内地科幻发生的背景以及实际情况更加复杂。传统与现代，世界与中国，地球与外星球，文明与落后……这种混杂与嫁接的断裂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晚清科幻小说在现代性叙事方面的开拓之功，甚至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然而，晚清科幻小说在叙事中为当时的读者呈现了世界文明景象，也细致刻画了千奇百怪的现代科技元素，更是对国家政体、形象做出大胆的预设，想象未来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内容是其他类型的小说一般不涉及的，也构成了晚清科幻小说现代性叙事特质的底色。

　　一、空间意识变迁、世界观念形成与现代性的发生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瓜分，清王朝上层产生极大的震动。然而，这种震动并未触及统治者的灵魂深处，亘古有之的领土侵吞、兼并战争已经让帝国统治阶级习以为常，甚至失去了对土地与人民应有的珍视。况且天朝之广、土地之阔，不平等条约中被割让的领土以及赔偿的白银，在帝国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中不过是一时之得失。真正引起统治者震颤的，则是列强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清王朝唯我独尊的“中心”美梦。即使王朝以往或许是“世界的中心”，但现在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天外有天”。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率先提出“睁眼看世界”，抑或是魏源1896年撰书《海国图志》对世界地理风物进行细致描绘，“世界”所代表的“现代”雏形逐渐出现在没落的清王朝视野之内。西方的“文明”景象激荡着清帝国腐朽的灵魂。尽管“世界”这一词汇古已有之，在近代以前的典籍中就已屡见不鲜，但是近代以前的“世界”多见于佛家说教的经文之中，往往是对人所处时空的解释。与“世界”这一概念相对的是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天下”观念，如果说“天下”观念背后所暗含的是“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封闭及封建思想，“世界”则代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文明与开放格局。

　　邱伟云、郑文惠在《走向新世界：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提到：“1898年后‘文明’与‘世界’概念以稳定比例共现，代表的是‘世界’概念的‘文明化’趋势，晚清知识人接受‘文明史’，表示愿意进入西方的普遍进化时间中；而对‘世界’概念的使用，表示愿意进入西方的普遍进化空间中。这使‘世界’概念具备了西方现代性视野下的进化特性。”①“世界”与“文明”观念的东渐，实际上也代表了帝国民众从“天下人”到“世界人”的身份意识转变。

　　帝国民众的“天子”也只不过是一隅之帝王，而作为“世界人”的身份觉醒，则刺激着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展开对理想国度、极乐世界、大同社会的畅想。上海科学会社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印行，署名李伯元的科幻小说《氷山雪海》全书共二十二回。初版时，封面标印类别为“殖民小说”，关于“世界”的叙述在文本中就反复出现，“合邱陵成山，合江河成海，合山海周围的平原方成地球，合乡村成省郡，合大小强弱的国方成世界”。②“社员推造物主创造人类的原意，一概不敢歧视，才能开辟规模，于地球旧世界外别成一个新世界。”③“世界之土地，不是一人之土地。地球之物产，不是一人之物产。因而地球之权利，亦不是一人之权利。”④“言义务，则自行炊餐，循环负担，不使一人独任。言权利，则普及均平，自社长始，缥布粒粟，必储于公，不得入于私家。谓黄金世界可，谓极乐世界亦无不可。”⑤从合大小强弱国而成的地理意义上的自然世界，再到非一人能掌有的人类共同体世界，最后到权利、义务均平的托邦世界。李伯元在小说中对“世界”的认识和描摹，呈现出攀升的趋势。

　　“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是一个地理维度的空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人文的现代文化概念。晚清科幻小说家在国门被动打开之后，经由文学译介的文化传播，依赖留洋求学的见识见闻，“世界”意识在空间转圜中逐渐形成，借助新小说的革命性创作以及报刊纸媒的新发展传播，在科幻小说中展开对“世界”文明的想象、介绍和拯救。有学者认为，“小说救世论凭借小说至上说在晚清文坛乃至文化界大行其道，无形当中为小说现代性叙事划定了一个主流模式”。⑥“救世”成为晚清小说现代性叙事的主流模式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包藏于小说中的“救世”理想，其中的“世”则又是晚清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对世界文明的拯救，说到底还是对中国的拯救。只不过此时的“拯救”发生了改变，与以往“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教有着本质的区别，此时的“拯救”其意义更在于对民众现代思想的启蒙，中国若渴望走向现代，必然要对自身所处的地理空间形态、政治空间形态、社会空间形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一个现代的“世界”文明空间，甚至是“方外”文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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