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刘慈欣或《三体》作为原点来建立中国科幻评价的坐标系时，同样获得“雨果奖”的郝景芳《北京折叠》就被放置在了视野边缘。这一状况与80年代初期，中国科幻一系列并不成功却弥足珍贵的探索性作品——尤其是其中的所谓“社会派”或“科幻现实主义”——所面对的困境相似：他们在时间的两个节点上都尝试跳出某些桎梏，但在真的有机会去面对着更为广阔的天地时，此前被尝试抛弃的话语体系，却成为了虚空之中虽不强力可毕竟依旧能够提供扶持的支点——同时也是引力般微弱但无可逃遁的限制。

　　《北京折叠》是一个过渡性的作品，它诞生于中国主流文学与中国科幻文化——或许并不十分情愿或自觉，但又无可抗拒也无须抗拒的——双向奔赴的过程中。这部作品也因此成为了正在生成的人类现代科技文化发展历程中，充满时代症候与体系性悖谬的典型之一。

　　它和《第七天》《密语者》《匿名》等构成了相互抵近的创作指向，而后续更深入地参考科幻话语和挪用科幻元素的系列创作（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等，构成了它的后续。

　　在短暂的“雨果奖”热潮之后，《北京折叠》并没有在科幻读者、大众文化以及主流话语当中引发更多的后续讨论，偶然出现的也往往呈现为或具体或暧昧的批评。作者、作品以及“雨果奖”头衔，更多地呈现为不加深究的标签，成为了作者后续创作和实践在营销推广环节时的某种噱头——我们甚至很难从市场反馈来论证这种营销策略的有效性①。

　　但与此同时，在学术研究界，《北京折叠》以及郝景芳受到的关注，并不下于《三体》和刘慈欣太多，论者往往更加关注在《北京折叠》中“折叠”的意象所折射出的现实隐喻，不少文章将其视为“科幻现实主义”这一标签的具体呈现②。而郝景芳本人的姿态恰好与“科幻能够给文学一个机会”③的刘慈欣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她既不介意使用“现实主义+科幻”之类的表述，也保留了对于标签化的抗拒姿态④。特别是郝景芳后来的——同样并不充分“出圈”的——作品，也确实展现出了“无类型写作”的思路：这同样与“科幻本身就是科幻的目的”⑤截然二致。

　　我们在此时便遇见了长期存在的话语隔阂：科幻文化内外的理论探讨，往往同时“落后对方二十年”。例如当传统理论界、文学界还在颇为审慎地尝试谈论⑥“科幻现实主义”时，这个概念在当下的主要提倡者陈楸帆，已经在一系列的论述当中⑦，完成了对它的深化乃至超克⑧。而与此同时，发源于科幻文化界之内的理论思索，又往往呈现出充分的小圈子特征。

　　作为并不充分强调自己“科幻迷”身份的年轻作者，当郝景芳和其创作被放置在以美国黄金年代风格和刘慈欣为代表的当下中国科幻体系中时，其文本的模糊与边缘定位也往往在论者们当中获得了共通的确认——并且不再深入。

　　在《北京折叠》创作完成10余年之后，上述困境得到了转变的契机，虽然其过程并未完成。一方面是“现实”的极速变化，终于成为了一个在当下中国无可回避的事实。正如兴亡勃忽的“元宇宙”一样，《北京折叠》也得以极为迅速地退缩为一个历史文本，这就打开了在中国科幻史当中对其进行定位和关照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内“科幻现实主义”的研讨终于走向深处：从陈楸帆、韩松⑨的直觉探索开始，吴岩的历史导向及其发起的学术圆桌⑩、夏笳切中肯綮的批判?、姜振宇的学术史梳理?，终于引发了以此概念为核心的理论关切，一批相关学者开始尝试在自身理论框架和认知结构中，对其进行定位。《北京折叠》在创作理念、方法、思想等尚未得到充分剖析的空间，在当下终于可以更进一步。

　　折光镜——适于观察《北京折叠》的历史坐标系《北京折叠》面对的困境，与青年鲁迅在《科学史教篇》当中尝试解决的有其相似性：什么是科学，它如何发展，它的发展如何在人类的历史和当下现实中发挥作用？郝景芳直觉式地选取了与八十年代的“社会派”作者极为类似的写作方式——实际上，在刘慈欣?横空出世之前，这种尝试在中国科幻与中国现实（包括它在历史和未来尺度上的延展）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创作思路，已经是中国科幻这个精英化的小圈子中，不言自明的主要创作方向。

　　也正是在刘慈欣正面引入、应对和回应整个人类科幻史之后，其它中国作家们才不得不，或自觉或不自觉，但几乎总是有意识地，寻回了“科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

　　当然，在80年代“科幻现实主义”第一次被提出之时，包括科学、幻想、现实在内的一系列概念，都处在剧烈的冲撞与重构当中。

　　中国科幻自身独立的文类意识，更是刚刚觉醒，并迅速处于夭折的边缘。在此背景下，“科幻现实主义”因此获得了一系列极具时代特征的表述方式：“科学幻想小说如果不能成为‘科学预言书’，以其科学的价值存在下去，就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以其社会艺术价值而长存于世”?；“科幻小说同时还具有社会科学著作的功能……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幻小说应该是马列主义的教科书，甚至在探索马列主义的发展方面它都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些表述显然是过于急切、求成的，当时郑文光和叶永烈们自己也迅速抛弃了这些提法。但它们折射出的，却是这样一种科幻作家的精神：毫无保留地站在了一系列根本性、颠覆性的变化面前，并且毫无惧意地尝试在混沌中确立自己的定位——这恰与最早在晦暗中国提倡“科学小说”的梁启超相似。他们都试图为了预先设定好的目标——在梁启超，是宏大到难以捉摸的启蒙与救亡；在80年代科幻作家，则是文类的突围与生存——强行找到创作实践和理论推演的空间，并最终使用了极为相似的思想和话语系统来进行辩护：在现实面前，科幻（科学）小说有用。郝景芳，以及与她同辈的陈楸帆、宝树、夏笳们，正处在梁启超和郑文光们所确立之科幻传统的延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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