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考古学认为幻想媒介的发生与探讨在媒介想象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往往处于与纯粹想象和现实存在的媒介机器之间。齐林斯基的媒介变体论对幻想媒介提出八大变体类型，包括和跨物种交流、时空维度、欲望想象等多种幻想媒介。在科幻电影之中，虚拟幻想媒介似乎都能找到恰当的位置，例如现实中的“与他者交流的媒介”和电影中的“宇宙通用翻译器”“跨越时空的媒介”“时空机器”“作为拯救媒介的媒介”和“航空母舰”等。虚拟幻想媒介并不只是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互联网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边界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因此，不能把虚拟幻想媒介当作一项虚无主义事业，当人们认识到技术和媒介的发展能够带来超乎想象的变革力量时，对虚拟幻想媒介的探究就成为了介入过去—当下—未来的探索动机。

　　何为幻想媒介？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场域，媒介考古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术纲领，只是作为一种未成体系的方法论。学术界通常将电影考古学、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物质性研究和以齐林斯基为代表的媒介变体分析作为媒介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其中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物质恢复脉络主张考察“作为文化技术的媒介”，以齐林斯基为代表的媒介变体分析脉络主张考察“作为地质岩层的媒介”。2004年荷兰学者埃里克·克塔滕贝格（EricKluitenberg）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会议“幻想媒介考古学——考掘终极传播媒介之幻想”，并在《媒介考古学》一书中的《虚拟媒介考古学》章节进行阐释，认为虚拟媒介调和了人们无法实现的欲望，因此它们可以被当作无法实现的机器。正是这种无法实现的特性，虚拟媒介似乎属于玄学的范畴、想象运作的领地或是不合逻辑的研究，它们完全是虚构的创想，只存在于文学或民俗的构想之中。文中提到“无法实现的机器”“玄学的范畴”“虚构的创想”意味着虚拟媒介的想象往往交织在纯粹想象和现实存在的媒介机器之间，过去的研究者从物质媒介的考古转向幻想媒介的考古不仅是思维转向，更是媒介发展的前景和方向。

　　关于虚拟媒介考古学有一系列研究案例为其解释，在齐林斯基提出的虚拟媒介的变体学中，有八个不同类型的虚拟媒介，尽管这八种媒介是作为“想象性的机器”出现，但是能够对虚拟媒介进行更为具体的阐释。一是与神灵交流的虚拟媒介，如基督徒祈祷时合起的双手；二是与灵魂世界交流的虚拟媒介，如能够进行魔术表演的幻灯机；三是与“他者”交流的虚拟媒介，如跨物种语言翻译媒介；四是跨越空间和缺席的虚拟媒介，如科幻电影中的平行时空；五是超越时间的虚拟媒介，如电影中刻画的时空机；六是作为潜在媒介的虚拟媒介，如死亡媒介；七是作为丰裕媒介的虚拟媒介，能够提供无限利益和机器的媒介；八是作为拯救媒介的虚拟媒介，如被寄予拯救人类生命的诺亚方舟。科幻电影中常常出现各种“想象性的机器”，以此完成对未来世界或者过去时空的穿梭。

　　虚拟媒介之物：与科幻电影通灵的未来幻想设备与他者交流的虚拟媒介。埃里克·克塔滕贝格在《虚拟媒介考古学》一章中提出“与他者交流的媒介”（ImaginaryMediaforCommunicationwith“theOther”），这种媒介作为人类通讯交流的一个渠道，前提是将互联网作为通信的公共空间，被技术限制的通信关系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以一种更容易的方式在通信空间中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凭此可以弥合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等。[1]科幻电影或者小说中经常通过技术手段来弥合与他人之间的差距，比如缓解语言的混乱。

　　在科幻电影中，这种“他者”通常表现为外星人、外星生物、未来世界的人类、过去的人类或者现实生活中的花草树木、动物等。与科幻主题有关的小说中存在着不同类别的“与他者交流的虚拟媒介”，如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再会，谢谢所有的鱼》一书中设想出一种神奇的生物——巴别鱼，这是一种以脑电波为食可以破译任何物体发出的任何语言的神奇小鱼。按照书中所说，只需要把这条巴别鱼放进耳朵里，巴别鱼就会汲取与你对话之人的脑电波的养分，然后将其转化为特定的精神频率，输入另一方的大脑语言中枢，实现无障碍沟通交流。1994年图灵奖得主拉吉·雷迪曾预言道：“十年后我们将会有一个数字化的巴别鱼放在耳朵里，能够翻译地球上的一切语言。”在《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中就出现了一个通用翻译机器，柯克船长和老骨头所使用的通讯设备，能够通过这一个小小的黑色电子接收器将另一种语言实时转化。“与他人交流”并不是简单的向他人问好，Communication，就是通常被汉译为“传播”“传达”“沟通”“交往”“交际”，乃至“交通”的英文单词。[2]在生物类别上，交流可以分为人类交流、动物交流、机器交流，但当“与他人交流的虚拟媒介”创造了宇宙通用翻译器时便能够产生“人机交流”“人类动物交流”等。与此同时，交流的横向维度上还包括了不同国家语言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政治交流等，“与他人交流的媒介”不是虚乎其表的虚幻想象，是有迹可循的物质探索。

　　跨越时空的虚拟媒介。埃里克·克塔滕贝格认为“超越空间的媒介”（ImaginaryMediaforTranscendingSpace）是通过技术假体来超越距离，尤其是亲人之间的距离，几乎是一种普遍认同的愿望。[3]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已经投入到这一设备的制造中，比如视频会议软件、聊天软件、移动电话、对讲机等。在时空穿梭题材电影中，最为普遍的是承载着时空机器进行穿越。与空间相关的跨越不免让人联想到科幻电影中的“平行宇宙”，平行宇宙（ParallelUniverses）又被称为“多世界”（ManyWorlds），指的是“多元宇宙的合集中包含的各个宇宙。[4]在平行宇宙中，时间和空间成为可以互相置换的维度，这对于人类用时间书写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科幻电影所呈现出的空间常常具有多种模态的特征，在同一时间内，人物可以通过某种虚拟媒介穿梭到过去/未来的同一个地方，也能通过人物”想象的欲望“来实现可以到达的地方，这种异空间的转换能够将科幻与现实完美融合到一起。

　　对于距离的渴望很容易延伸到人类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载体：时间维度。自从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问世之后，人类乘坐可以超越时间的媒介（ImaginaryMediaforTranscendingTime）——时间机器既可以驶向未来，也可以返回过去，这种模式是科幻永恒的主题。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科幻电影《回到未来》可以称得上是时空穿越电影的鼻祖，马丁驾着时间机器从1985年回到1955年，通过他在时空穿梭之旅中所做的努力，成功改变了故事的结局。在这趟时空旅程中，“时空机器”扮演了时间和空间双重作用的传输媒介。

　　由斯皮尔伯格指导的电影《少数派报告》涉及到了“时间的媒介”，少年获得了特殊的心理能力，能够准确无误地预见不久的将来，并且识别即将发生的犯罪事件。他的大脑在活动时所有能够预见的信息将会在全息屏幕上显现出来，并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多元化的幻想媒介作为“中枢系统”成为一种“可以探索历史的预言”。2013年伊朗科学家阿里·拉兹希宣称自己发明出时光机，并且在伊朗官方机构战略发明中心注册专利，据他解释，这种时间机器依靠一系列负载的计算方法，能够预测未来5-8年的情况，准确率高达98%，可以对社会将来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预测，以指导伊朗社会政策的实施。科学家在科技世界中提出的虫洞、近光速飞行的飞船、黑洞、“无限长的圆柱体”、宇宙弦等论断都是对于未来世界的真实假设，幻想媒介是科幻电影中人类搭载的工具系统，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逐渐变成现实的投射。因此，探究幻想媒介在科幻与现实之间的奥秘，意味着幻想不再仅是幻想。

　　作为拯救媒介的虚拟媒介。在《虚拟幻想媒介》的最后一节，作者提到了“作为拯救媒介的想象媒介”（ImaginaryMediaasMediaofDeliverance），并且讲述了一个关于宗教、种族、阶级、生命等宏大主题方面的冲突。“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提供了一个最迷人的想象媒介的故事，地球上所有遭受歧视、不公待遇的黑人种族将会搭乘一轮航空母舰或者飞船，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和流离失所的局面。航空母舰拯救了黑人种族历代遭受压迫的命运，并把他们输送到一个远离地球的新世界中，成为一个理想乌托邦的新主人，而与他们为敌的白人们将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场大决战中灭亡殆尽。“非洲未来主义”是致力于发现历史、现实、未来中非洲裔族群价值之实践和理论的统称，该词的英文由前缀Afro（非洲的或非裔的）和抽象名词futurism（未来主义）组合而成，Afro并非划分地域范畴，而是明确族裔属性，所指包括历史上被殖民者劫运到异国他乡的非洲黑人奴隶及其后裔、世界各地的黑人新移民及其后裔。[5]在“非洲未来主义”中，返回非洲家园对他们来说是不切实际的，“逃离地球的航空母舰”成为一种释放压迫和渴望拯救的幻想机器。

　　在《阿丽塔：战斗天使》中，拥有权力、财富的上等阶级居住在漂浮半空中一个名叫撒冷的空间站，而身份低微的贫民百姓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废铁之城。废铁之城和撒冷空间站之间有一条遥远的天梯，无数贫民向往的空间站仿佛被赋予了“拯救”的意味。这种拯救即“作为拯救媒介的虚拟媒介”，包含着任务不可能完成的宿命和绝地求生的期盼，这种虚拟媒介和现实世界存在着一条无法实现的边界线，因此是一种“想象性的机器”。电影建构了一个充满赛博朋克风格的未来世界，机械少女阿里塔需要通过多次挫败和不断成长才能获得顽强的斗争能力，通过反抗科技压迫和资本联合的奴役让最低层的群众获得解放，这种正邪对立和阶级冲突和“非洲未来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赋予阿丽塔本身的救赎之希望足以说明备受欺凌的阶级异类迫切期望拥有这样一条天梯。

　　作为渺小的人类，拯救自我的欲望并不是纯属想象，如克塔滕贝克所言，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传播介质及其功能，也要考察人们将何种幻想加诸其上——幻想媒介中介来那些求之不得的欲望。[6]虚拟媒介与现实的边界虚拟媒介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被认为是纯属心理上的媒介，是幻想的结果；另一方面，虚拟媒介还与现实相关联，它可能在某一个时刻重现并对人类的生活产生影响。杰弗里·斯科斯在《回溯影响机器之起源》中提到，自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TheMatrix）于1999年上映以来，截至2003年底，美国至少有四起杀人案与之相关。在这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学者们对这件事情背后的起因和影响进行讨论，由此产生的概念如技术妄想、技术恐惧、媒介暴力等问题值得深思。虚拟幻想媒介并不只是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互联网时代和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边界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诚如卡罗琳·马文（CarolynMarvin)所言，幻想是“感知的真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代人们对媒介的特殊意识，尤其是当新媒介日益威胁人们习以为常的旧秩序之时。[7]现实存在的媒介机器能够引发人们对于这些机器如何使用、实现怎样的梦想的思考，因此就像作者所说，虚拟媒介的考古学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虚无主义的事业，当人们认识到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偏离常轨，虚拟媒介被视为调和不能满足之欲望的机器时，这一有意为之的警示为人们特意保留了一个自我显露的乌托邦时刻。[8]虚拟和现实作为时空的交叉点，呈现了一种矛盾却又十分有趣的形态，帕里卡在《何谓媒介考古学》序言中将媒介考古学形容为“新与旧的制图术”。建议研究者从过去与现在的纠缠之处入手——媒介考古学关乎过去与未来，既是过去的未来，亦是未来的过去。[9]在技术发展领域，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并非完全隔绝，尽管科幻想象与现实生活看似很少有重叠部分，并且现实机器往往达不到想象中的水准，但真正实现的媒介机器的构成及其变革能力却超乎想象。未来的技术和媒介发展进程将会引起很大争议。

　　结语在齐林斯基看来，当代最先进的通信技术代表最先进文明的发展，[10]人类所发明和使用的诸多媒介已经验证了这一说法并且不断向更高技术推进。在媒介考古学中，媒介试图与时间与空间的纵横向度联系，从而找到人类文化、习俗、社会规约等发展的驱动力。这恰好证明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起源=未来”，[11]虚拟媒介考古学正在从过渡的事物中找到通往未来的某些东西，包括跨语言障碍的交流媒介、跨时空的穿梭机器以及被人类幻想投射的“诺亚方舟”。虚拟幻想媒介是媒介考古学中的分支，在研究其虚拟幻想媒介从何而来与包罗何物之时，人们也正在回顾那些本应该被挖掘的历史。

　　参考文献：[1][3][8]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M]。唐海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4]王昌杰，宋自容。《彗星来的那一夜》:科幻与人文的交叉地带[J]。电影评介，2018(10):65-67。

　　[5]林大江。西方文论关键词非洲未来主义[J]。外国文学，2018(05):101-111。

　　[6]Kluitenberg，E。OntheArchaeologyofImaginaryMedia[M]。inHuhtamo，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11，p。48-69。

　　[7]Marvin，C。WhenOldTechnologiesWereNew:ThinkingAboutElectricCommunicationintheLateNineteenthCentury[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p。7-8。

　　[9]Parikka，J。WhatisMedia？Archaeology？[M]。Cambridge，UK:Polity，2012，p。5。

　　[10][11]齐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李诗语。艺术与媒介的类考古学和变体学与电影[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02):12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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