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随着人工智能逐渐进入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人之为人、人区分于其他生命与非生命形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以及人工智能的权利与义务是什么等相关伦理问题，已然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议题。菲利普·迪克（PhilipK。Dick）因对“人性”不懈的追问而被詹姆逊（FredricJameson）称为“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Jameson，2005:345）。虽然其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AndroidsDreamofElectricSheep？，1968，以下简称《仿生人》）写作前不久，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才被制造出来（陈万米，2019:5）。单就其庞大的外形而言，它只是机器而非人。但自捷克作家恰佩克（Karel?apek）1921年在《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UniversalRobots）中创造了“机器人”一词以及机器人“身份”以来，科幻文学中的机器人早已不同程度上兼具了“机器性”和“人性”。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中，仿生人的外形与智性甚至情感更是不亚于人类，人“天生的”优越性也被打上了问号。

　　小说中，仿生人作为人类移民火星的工具和诱饵被制造出来，但又作为“对社会的威胁”（Dick，2010:109）而被“回收”，故事围绕一群不甘受奴役的仿生人从火星逃回地球而因“非人性”被赏金猎人追杀而展开。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I》（BladeRunnerI，1982）的上映，激起了我国学界对小说《仿生人》的研究兴趣，已有研究视角包括科技伦理、技术恐惧、人类主体性等多个方面。在《仿生人》中，无论是小说世界中辨别人与仿生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主人公的赏金猎人陷入同情甚至爱上仿生人的伦理困境，抑或是主人公在杀害所有仿生人后，认识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Dick，2010:178）后的悔悟，都为探寻后人类时代“人性”的复杂内涵以及人性边界开放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1“人性”的裂痕日新月异的机器人技术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形态，甚至从根本上冲击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机器与有机身体之间、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或多或少地无缝连接、相互依赖和共同进化”（Nayar，2014:19）。“理性”这一被传统人文主义标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有的“人性”，在《仿生人》中已不足以作为优于高度智能的仿生人的标志，或作为人类君临一切的“权杖”。于是人性的移情维度被“发现”，被当作人与非人、人与仿生人的本质区别，因为人类移情永远是唯一的、完美的、自然的，相反，“移情的缺失，就是人性的缺失，也意味着为人资格的缺失”（Agosta，2010:3）。小说中人类不断宣称移情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并对此深信不疑，以此赋予自身独有且高于仿生人的人性。

　　虽然情感融合是“人之为人”（universalhuman）（Nayar，2014:11）的优越性，但从发动非人性的战争将世界引入灾难时代，到后战争时期、新殖民时期全面出现的人心无感和冷漠，《仿生人》处处给人类的移情本性打上问号。“末世大战”之后，整个地球沦为“熵增的废墟”，寂静“赢得了整个世界，似乎要取代一切有形的东西”（Dick，2010:15）。“空”“寂静”成为小说世界的主基调，它们的各种词性变异以及诸如“虚无”“孤独”“缺位”“空虚”“无聊”等同义词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情感本该成为人们抵御这个荒芜世界的重要力量，但小说中人与人之间阻碍重重，同事提防算计、邻里攀比嫉妒，甚至本该关系亲密的夫妻之间也毫无情感共鸣。主人公里克多次向妻子诉说自己深夜在空旷、寂寥的大楼里感到“对现实极度的绝望”（Dick，2010:2），她却充耳不闻；她慵懒的寄生虫式生活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缩影。她所有事情都依赖机器，感到一切皆空，一切都无动于衷：不想起床、不想打开电视、不想搭理丈夫、不想调高情绪调节器，甚至不想使用“情感移情箱”。这种曾经被称为“适度情感缺失症”（Dick，2010:64）的精神疾病，在小说中已成为多数人再正常不过的心理状态。作为评判、“回收”仿生人的赏金猎人里克，不仅是“移情测试”官，更应该是移情的践行者，却丝毫感受不到妻子的心灵痛苦，而只是强行将她的情绪调至“对丈夫处理所有事务的超凡智慧心悦诚服”（Dick，2010:4）来宣示男性主权；他对因追杀仿生人身受重伤的同事毫不关心，反而因少了一个瓜分赏金的竞争对手而感到高兴；对女仿生人产生暧昧情愫以致精神崩溃，但依然将她无情“回收”，仅仅因为他需要赚取“快钱”购买活体动物，在这个动物濒临灭绝的时代提高地位和彰显“人性”。

　　小说中，不仅判别“人性”的标准逐渐模糊，人类的“人性”优势更是在与仿生人的对比中逐渐丧失。故事发生在“末世大战”之后的灾难时代，地球已不适宜人类居住，大部分人已移民火星，剩下的要么由于基因被破坏而被剥夺了移民资格，要么带着“使命”留在地球。虽然小说中人类情感相较于物质、地位甚至生存而言显然已不重要，但移情却被当作试金石，依此“将一些生命形式视为‘人’而将另外一些视为‘非人’”（Nayar，2014:23）。小说中人类具有移情能力的“铁证”有二，其一是“移情测试”，移情能力被宣称是具有“集体本能”的人类所独有的天赋，因此赏金猎人里克对通过使用“沃伊特?坎普夫情感量表”来识别仿生人满怀信心和自豪；其二是电子“移情箱”，人们通过移情箱与他人分担痛苦，以此获得与“全人类”的认同感。但这二者的权威性和真实性随着小说故事的展开被一一质疑。无论赏金猎人雷施多么“喜欢杀戮”（Dick，2010:109），手段残忍到怀疑自己是否是仿生人，移情测试却能为他确认自身“真人”身份、作为“人类一份子”（Dick，2010:112）提供充足理由。以“移情测试”作为合法“回收”仿生人的唯一依据，不仅“将现象的多样性化约为功能的普遍性”（Lechte，2007:154），更有草菅人命之嫌。一部分患有情感障碍的“真人”，由于无法通过移情测试而遭到误判，被当作仿生人回收（Dick，2010:30-31）；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无法通过移情测试因而“自然”被判定为缺乏移情的仿生人，却体现出较高程度的移情品质。他们在自身随时遭受生命威胁的恶劣生存环境下互相关爱、彼此照顾，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同伴。同样，电子移情箱是人类在“被废弃、被删除”（Dick，2010:ii）的世界里克服生活困难的精神支柱，人们相信它是“身体的延伸，它使你与他人关联，不再孤独”（Dick，2010:53），通过它，人们感觉彼此心灵融合，属于“同一人类共同体”（Galvan，1997:414）。然而，在虚拟的移情箱之外，人们却毫无情感融合可言。小说中，“联合国秘书长宣称，人类需要更多的移情”（Dick，2010:59），这恰恰是以“秘书长”这一权威之口宣布“人类缺乏移情”。同时，移情箱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诩为“唯一具有移情本性的动物”的反讽，说明所谓人类的“本性”需要借助机器才能被确认。随着移情箱真相的揭露——人类移情的最高体现、基督般的领袖不过是被雇佣的三流演员，因此所谓情感共鸣不过是人类不断重复的表演，移情这一人类“天生的”特征，最终露出其“人造”的真相。

　　无论现代科技如何发展、进步，人类都不应被异化为科技的“寄生虫”，移情作为“人性”的重要内涵不能被否认。但随着后人类时代的到来，移情是否仍然是人类独有的“本体论人性”已开始被质疑；也许，它应该如迪克所说，只是“一种存在于世的方式”（Dick，1995:148）。《仿生人》揭示了后人类时期人性内部的“非人性”、人性“内在的”裂痕，这种人性的裂痕既是可以窥见人类中心主义痼疾的裂口，也是照进多元人性之光的缝隙，它为人性的变革与开放提供了可能。

　　2“人性”的复义正如迪克试图通过文学的方式，“思考一个真人不同于我称之为‘仿生人’的构成要素是什么”（Rossi，2011:63），无论从标题还是从内容来看，《仿生人》都是关于人与仿生人之间的冲突与边界问题的小说。与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的“冬寂”或科幻电影《黑客帝国》（TheMatrix）中的“矩阵”等超级人工智能不一样，迪克笔下的仿生人并不具备超能力，从而更像是普通人类。仿生人原本是人类在战后为了实施火星殖民计划，为每一位移民配给的奴仆——作为刺激和鼓励移民的诱饵。随着生产仿生人的技术的不断优化，它们具有了与人类毫无区别的身体外观，有时候“仆人比主人还像人”，具有相似甚至高于普通人类的智能，“任何脑力测试都难不倒它们”（Dick，2010:23）。它们不仅能高效完成人类所“设定的”任务，更是初具“自我理解”和“自我需求”的能力。

　　由于渴望摆脱非人性的奴役，它们逃离“地狱”火星（Dick，2010:119），回到地球；逃回地球的它们并无威胁人类的行为，反而为了躲避人类追杀而不得不东躲西藏。仿生人蕾切尔成为五角大楼麾下的科研机构推广殖民计划的工具，其他仿生人有的伪装成垃圾收集工效力于市政环卫，有的伪装成歌剧演员展示艺术天赋。

　　但由于无一能够通过人类设定的情感测试，它们被贴上“非人”标签而面临被整体“回收”。

　　对作为“衡量万事万物的唯一主体”（Braidotti，2013:13）的人类来说，仿生人不过是任人处置的“物”，或充其量像奴隶一样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电视里不断播报的火星移民广告公然鼓吹：拥有仿生人作为“可靠的仆人”，可以“完全复制美国内战前南方各州的安逸日子”（Dick，2010:13）。人类不仅拥有处置任何“物”的自然权利，也是衡量标准的唯一合法制定者。衡量标准因智能越来越高的仿生人的出现而不断改变，直至人类“发明”了移情测试表，无法通过测试的仿生人被判定为“粗暴冰冷的非生物”（Dick，2010:146），是“邪恶势力”和“凶手”（Dick，2010:24-25），因而必须被“回收”。但小说不仅讽刺这一测试结果的人为预设性，认为它只是为赏金猎人的杀戮行为提供“合法”解释，以使自己“工作起来更愉快”；它还反思如果“将仿生人与动物一样纳入移情范围”，将对赏金猎人这一职业产生颠覆性结果（Dick，2010:112），甚至让里克在杀害所有仿生人后发出“我是灾星，是饥荒，是瘟疫”（Dick，2010:178）的绝望自责。

　　笛卡儿（RenéDescartes）在论及人之为人“唯一、完整的”根本特征时，以“无生命的”机器为反例证明，机器无论多么像人都不可能称之为人，一是因为它们“永远无法使用词语及其他符号，像我们（哪怕是最愚笨的人）一样组织语言并向他人表达想法”；二是虽然机器人也能完成某些限定的事情，但它们的动作“不是出于自我理解，而是被设定的装置”（Descartes，1988:44-45）。17世纪的笛卡儿当然无法想象，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机器人不断更新换代，他曾经笃信的关于人与其他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边界已被打破，人的“本体纯洁性”（ontologicalhygiene）（Graham，2002:11）的根基早已动摇。迪克笔下的仿生人已远远不是缺乏语言组织能力、毫无自我理解的作为“物”的机器，它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人，更有人性。与人类“完美的”赏金猎人、冷面杀手雷施不同，被判定毫无移情能力的仿生人鲁芭有着对艺术的热爱，表现出对名画《呐喊》中主人公因孤独感、恐惧感而呐喊的理解，以及对画作《青春期》中少女心中迷惘而又充满期待的复杂心理的认同。而被认为“不会在乎其他仿生人死活”（Dick，2010:80）的仿生人蕾切尔，以“爱”为诱饵拖住赏金猎人里克，帮助同类争取逃离时间；当赏金猎人杀光她所有同类时，作为仿生人的她洞察到作为人类的里克“你看不起我”的类属歧视，以杀死他的活体宠物的极端方式发泄强烈情感，因为他爱活体动物“胜过世上一切，包括他的妻子”（Dick，2010:158）。

　　后人文主义者海尔斯（KatherineHayles）说，迪克小说中的仿生人“不是物被错当成社会的人，而是社会的人被误视为物”，“从能力来说，他们完全能够参与到人的社会关系领域中来，但（法律意义上）他们却只是物”（Hayles，1999:169）。

　　虽然一直以来“人类通过与绝对不同的非人类相区分来确认、区隔自身的主体身份”（Badmington，2004:81），但《仿生人》主人公对人／非人边界的矛盾认知暴露出“人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作为赏金猎人，里克在回收男性仿生人时展现出一副干脆利索、毫无情感的“硬汉”形象，虽然女性仿生人也难逃被回收的命运，但他的态度要暧昧得多：“理智上知道它们是机器但情感却仍有反应”。

　　他不仅感慨大多数仿生人比他妻子“更有生命力，更有活着的欲望”（Dick，2010:76），而且他打量女仿生人的男性视角与打量女性人类毫无二致。在他眼里蕾切尔虽然身材不够丰满但很漂亮；他承认自己多次被女仿生人的外表所吸引；甚至当与作为歌剧演员的女仿生人鲁芭以及赏金猎人雷施同乘电梯时，他因自己对真人毫无情感而对仿生人却心生情愫这一“反常”心理而困扰，他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与应有的情感相反，与我习以为常的情感相反，与职责要求的情感相反”（Dick，2010:114）。里克对仿生人矛盾而多变的称呼更是暗示了“人性”的话语性以及强权性。他最初用“它”统称所有仿生人，以“保护人类”及“自我保护”为正当理由将“它们”当作应该被回收的物。但随着他对女仿生人鲁芭、蕾切尔的情感变化，仿生人的身份也因此变得不确定，一会儿是“它”一会儿又是“她”；对它（她）们一会儿是“回收”一会儿又变为“杀死”。里克从最初笃定仿生人是毫无人性的机器，认为它们只不过是“高度进化版的假动物”，“与电子动物没什么两样”（Dick，2010:34），到后来不禁自问“仿生人会做梦吗”？他们会“梦见电子羊”吗？作为赏金猎人的他不再坚决否定，反而揣度：他们“是因为梦想更好的、不受奴役的生活才逃到地球上吧”（Dick，2010:145），在最终杀死所有仿生人后，他甚至自我放逐到无人居住的荒凉之地。《仿生人》中的人类代表及人性判官里克不仅没有坚守住“自笛卡儿以来传统人文主义关于真与假、人与非人之间所划定的清晰的边界”（Badmington，2004:117），更是对自身作为单数的“人”“人性”以及“大写的人”产生了颠覆性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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