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IsaacAsimov，1920-1992）是出生于苏俄的美籍犹太作家与生物化学教授。他出版的科幻小说和科普丛书超过300册，一度成为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我，机器人》（I，Robot，1950）主要收录了他创作于1940至1950年间的9篇短篇小说。书中的故事各自独立，却拥有共同的主题，即探讨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道德问题。著名的“机器人学三定律”就是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初次登场：“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阿西莫夫，《我，机器人》39）。正是在此法则的规约下，小说集中的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便映射出一种以性别为隐喻的权力结构。

　　事实上，自法国作家利尔?亚当（VilliersdeL’Isle-Adam）创作的小说《未来的夏娃》（L’EveFuture，1886）问世以来，科幻小说中的某些机器人已经具有了性别（gender）层面的特征，女性机器人“安卓”（Android）的身形、动作和神态都迎合了男性对理想情人的期待和幻想。但在小说集《我，机器人》中，阿西莫夫塑造的机器人在“物质身体”（physicalbody）与社会性别之间呈现了一种含混的状态。那么，书中机器人的性别身份与人类的性别建构机制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当代性别批评理论家普遍认为，“性别”是“语言、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综合产物”（申富英76-80）；“性别不是身体的属性，也不是人类本来就存在的东西”，而是“福柯口中的‘一种复杂政治技术’的配置”（Lauretis3）。简言之，性别是建构的产物，诞生于驳杂的场域。由于小说中的机器人普遍处于被人类统治和支配的语境，它们的性别建构与权力体系具有无法遮蔽的复杂性。因而，本文立足于性别建构批评理论，通过对阿西莫夫的小说集《我，机器人》进行深入剖析，揭示机器人的性别化过程与身份建构机制。

　　一、《我，机器人》中机器人的性别悖论作为文本中出现的一个类人存在，机器人的“物质身体”也被赋予了社会层面的“性别”，还卷入了与性别建构相关的冲突中。恰如加拿大学者约翰?奥尼尔（JohnO’Niell）所阐释的，人类身体首先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网中的社会态身体（socialbodies），“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来思考社会，同样，我们也通过社会来思考我们的身体”（奥尼尔33）。而小说中的机器人时常“身不由己”，一切行动受制于人类设计的“机器人学三定律”，这表明它们已经进入了和人类相关的社会权力结构。因而，它们的物质身体逐步显示出社会建构的性别属性。

　　从第一篇短篇小说《罗比》（“Robbie”）开始，机器人的性别问题就以一种相悖的物质身体突显出其建构意味。例如，“他踏着‘马镫’，向机器人肩膀爬了上去。坐垫很舒适，在机器人背上显然有意地做了个驼峰，又在两肩上往下挖了两道圆形凹槽以便放腿，现在才明白这巨人的两个‘耳朵’的用途。鲍威尔揪着耳朵把机器人的头往一边扭，于是机器人笨重地转过身来”（阿西莫夫，《我，机器人》39）。此处，凸起的“驼峰”和凹槽的“耳朵”分别象征男人和女人的性器官，而二者却出现于同一个身体。而在《环舞》（“Runaround”）、《捉兔记》（“CatchThatRabbit”）等小说中，作家又别有深意的将机器人称之为“他”，以此凸显机器人模糊的性别定位。从根本上讲，小说集中机器人的性别角色不取决于身体的物质特征，而在于人们对它们的社会定位。

　　仔细分析小说集展示的其他几处情境，就会发现这种线索。譬如，当罗比与人类女孩玩游戏时，“他”清晰地说出了以下台词：“妙极了！我们捉迷藏吧。你捉我，我捉你，什么爱情也不能将我们分开。我是一朵小花，可爱的小花！”（44）花朵通常象征女性，而这句话却由“他”说出；另一个机器人“戴夫-5”面对比自己地位更低的机器人时，他又会表现出象征男性的霸权意识。“它管着六个机器人，而且不仅仅是管辖着它们；这六个机器人就是它的一部分”，“就像你的手指头是你的一部分一样”（83）。显然，面对不同的权力主体，机器人会对自身的性属进行调整，甚至呈现出悖谬意味。

　　实质上，小说中关于机器人的社会性别建构折射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正如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所言：“在女性习性生成中，在它现实化的社会条件中，一切都促使把女性的身体经验变成‘为他人的身体’的普遍经验”（布尔迪厄91）。例如，小说虽没有直接描写女机器人，但却呈现了女性特质。文本中，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习惯于扮演“他人的身体”。这意味着扮演女性角色的机器人必然遵循女性的行为模式。因而，机器人罗比“能将五厘米粗的钢条拧成蝴蝶结的手”（阿西莫夫，《我，机器人》11、29），总是柔和地服从人类的命令；《讲假话的家伙》（“Liar”）中的机器人赫比爱看言情小说，能跳芭蕾舞，甚至喜欢欣赏“自己修长而柔软的手指”（58）。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机器人必须承担“机器人学三定律”所隐含的伦理要求。从这个角度看，机器人和人类既要组建主仆关系，还要维系传统父权制语境中的性别等级秩序。因此，当人类以主体的身份命令机器人做事时，它们不得不扮演男权语境中的女性角色；而在人类需要机器人保护之际，它们又需要回归男性身份。这便促使机器人的性别认同陷入了悖论，暗示了机器人性别建构的政治性意涵。

　　归根结底，《我，机器人》中机器人的性别认同困境与权力建构有关。阿西莫夫曾说，“如果（科幻）故事中出现了女性形象，那她们都具有被动的性格特征，起着使故事情节更加复杂的作用”（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79）。因而在文本中，机器人的处境等同于女性形象之于科幻创作中的地位。它们必须获得“男性”的身份，才能实现对“身体”的确认。“我不愿说出难听的话来，可是你们看看自己吧！制造你们的材料又软又松，既不结实又很脆弱……另一方面，我却是完美的产物……任何一种生物都不能创造出比自己更优越的生物。”（阿西莫夫，《我，机器人》63）从这个层面而言，作家有意设置的性别悖论既展示了一种写作策略，更折射出相关的权力逻辑：在以“机器人学三定律”架构的性别权力图式中，机器人完成男性身份的认同，才能实现自身的“主体性”，达到与人类的话语平等。因此，科幻叙事通过对机器人性别的建构，表达了一种权力话语的生产。

　　二、人机关系中的权力话语与机器人性别建构的两种模式在《我，机器人》中，机器人的性别建构凸显了深层的权力结构。事实上，该小说集最为微妙之处在于，作者强调人类总体的地位，而男性却往往成为人类的代表，女性则处于男性和机器人之间的过渡地位。于是，一个清晰的等级制图式便显现出来：人类男性-人类女性-机器人（即机器人的地位低于女性的地位，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的地位）。在此权力逻辑的支配下，机器人的性别建构机制便显现出两种迥异的模式。

　　（一）增衍与重塑：人类“亚当”与机器人“夏娃”在《圣经?创世纪》（“Genesis”，TheBible）中，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感到孤寂、无聊，请求上帝赐予他一个伴侣，于是上帝抽出“亚当”身体中的一根筋骨，创造了“夏娃”。

　　可见夏娃是亚当身体的一部分，是“增补”（supplement）的衍生物，是作为亚当的助手而存在的附属品（董珊珊411-421）。《我，机器人》所揭示的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对应了“亚当”和“夏娃”意义上的性别等级秩序。人类男性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扮演着“亚当”的角色，而机器人的思想和行动由人类控制，一切以人类为中心，沦为“夏娃”的处境。例如，在《环舞》中，机器人“斯皮迪SPD”和人类科学家鲍威尔的对话呈现了这层关系：“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巨人慢慢低下头来，他的目光停在鲍威尔身上。然后，发出了沙哑的、轧轧的声音——像老式留声机发出的声音那样。

　　“是的，主人。”（阿西莫夫，《我，机器人》37）名称是身份的标识，人类用“喂”称呼机器人，表达了一种轻蔑。事实上，上述对话体现了性别权力的召唤：作为男权代言人的人类正在发出命令，而“慢慢低下头”的“斯皮迪SPD”正置身于夏娃的“第二性”处境。他不仅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还必须依赖人类的召唤才能获得身份标识。这层隐秘关系早已在书中被阐明：“设计师们为了以防万一，给这种蠢机器设计了牢固可靠的奴隶本能”（37）。从表面上看，这句话阐述了机器人的行动本能源于人类的功劳，但实质上重申了机器人的身份建构机制：在人类“召唤”与机器人“回应”所组建的权力结构中，机器人的女性身份得以操演产生。

　　因而，文本中机器人性别身份的建构本质是回应一种性别等级意义上的权力关系。

　　事实上，阿西莫夫在《我，机器人》中塑造的机器人形象并非只有“顺从”这一种类型，文本中不乏“抵抗”型的机器人，这与近年来女性主义者重构的新“夏娃”形象相呼应。女性主义者玛丽?黛莉（MaryDaly）认为，《圣经》中充斥着男权的语言逻辑和叙述方式，造成了夏娃形象被扭曲和类型化。通过考察《圣经》中希伯来语的某些词源，她认为亚当和夏娃并非“从属（subordinate）关系”（qtd。inJacobs37），从根本上否定了强加在夏娃身上的第二性枷锁。而在《捉拿机器人》（“LittleLostRobot”）中，NS-2型机器人在人类颁布的法则中实现了自主的行动自由。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象征人类命令为中心的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压制。小说是这样叙述的：在某次执行任务时，一个NS-2型机器人预判人类可能遭遇危险，对人类实施了强制干预，引起了后者的愤怒。人类极其不耐烦地对其吼道：“走开，躲一边去”（“Goloseyourself”）（Asimov，I，Robot131）。收到这个指令后，它混进了将运往其他星球的62名机器人队伍，和人类玩起了“捉迷藏”。它顺利逃脱了人类的各项甄别测试，释放出一种挑衅人类的信号。显然，这是一项耐人寻味的设定，它表明机器人在人类的话语卷裹中获得了一种自洽。深入分析内在原由，我们会发现破译的关键藏于语言中。“Goloseyourself”是一个祈使句，含有强制命令的语气，但也有请求妥协的意味。这与《我，机器人》小说集中规定人机关系的“机器人学三定律”异质同构：它既颁布了法则，又允诺了自由。在“限制行动”与“给定行动”的语言张力中，机器人“夏娃”与人类“亚当”之间形成了一种“去父权式”（depatriarchalizing）的抵抗空间。因而，文本中的“机器人学”三定律本身蕴含着对机器人性别建构的解构。

　　（二）交换与归并：“假面”女人与机器人“新娘”人类女性角色在整部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小说中的机器人科学家苏珊·卡尔文通过戴上“假面”（mask）伪装成男性参与到公共话语里，与人类男性合谋享有对机器人的支配权。在《捉拿机器人》的结尾，苏珊识破了“NS-2型机器人”的诡计，协助人类男性逮捕了在逃的机器人，完成了一场象征父系宗族时代意义上的“联姻”仪式。

　　在这场以男性为中心的交易中，机器人作为一份秘密“礼物”，背负着“新娘”的符号价值，履行“巩固内部联结，即集体身份认同的象征性或仪式性的目的”（Lévi-Strauss49），捍卫着人类男性的统治地位。在巴特勒看来，被交易的“新娘”“不具有一个身份，她也没有用一个身份来交换另一个身份，她正是通过成为男性身份不在场的场域而反映男性身份”（巴特勒53）。从这个语境分析，作为彰显男性身份的场域，机器人扮演着女性角色，折射出它与人类女性所组建的另类男女性别模式。

　　在小说集展示的语境中，苏珊是一个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但并不被认同的女性形象。

　　她相貌平平、智商很高，一头扎进不太欢迎她的男性世界拼搏，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心理学家。她嘲讽自己为“机器人”，“人家也管我叫机器人呢。一定有人对您讲过，在我身上没有一点人情味的东西”（阿西莫夫，《我，机器人》3）。为了能寻求一种平等的竞争关系，她不得不采用“伪装”机制，戴上男性特质的“面具”，与书中的男性合谋支配着机器人，建构一种“男性同性社会欲望”（homosocialdesire）层面的社会纽带关系（Kosofsky1），这层关系依旧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等级秩序。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HeidiHartman）揭示，“男性同性社会欲望”关系的实质在于“男人之间有着建立或创造于彼此间相互依存、团结的物质基础，使他们能够支配女性”（Hartman1-33）。因而，当与男性合谋统治机器人时，苏珊的社会性别其实是男性。

　　一旦她单独面对男性社群时，她作为女性的弱势又会立马显现，这表明性别建构的流动性本质。

　　事实上，《我，机器人》中机器人的女性身份也并不具有固定性、连续性和统一性。当机器人置于不同的情境，其性别也会随之有所变化。在《证据》（“Evidence”）中，机器人拜厄利善于观察、模仿人类习性，代替他的制造者“拜厄利”参与市长竞选。

　　在击败对手成功当选为市长后，它掌管着人类社会的治理权。此时，拜厄利的人机性别结构弱化其面对人类主体时的“第二性”处境，呈现出机器人的准“男性”身份。在小说的开场，拜厄利的真实身份被对手奎因怀疑并告发。于是，机器人公司委派工程师兰宁博士和苏珊协助调查。与此同时，听到风声的拜厄利开始制造各种掩饰的“证据”。整个过程向我们呈现了机器人的性别认同转变。首先，文中拜厄利和苏珊的第一次对话揭示他的女性认同：“‘您既然是心理……机器人心理学家，而且又是一位女性，我想，有件兰宁博士所没想到事的，您一定想到了。’‘什么事？’‘您的手提包里一定带有吃的东西’”（阿西莫夫，《我，机器人》219-220）。这时拜厄利正在以女性视角为自己辩护。他熟稔大多数男性所忽视的女性行为，因而他能清晰并准确地推测出苏珊的手提包“带有食物”。再者，文中描述他向人类拜厄利求助时，他的语气是如此卑微：“我需要您的帮助。在这个家里，您才是最高明的”（222）。这表明机器人面对人类男性所呈现的女性认同自觉。但是，随着小说中事态的发酵，社会媒体和大众对机器人拜厄利的身份越发关注，人类拜厄利开始担心因他一时私欲制造出的这位“替代者”会引发不可收拾的混乱。“林顿皱着眉头，表现出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他在等待着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237-238）。机器人则镇定自若，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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