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８１８年，玛丽·雪莱（ＭａｒｙＳｈｅｌｌｅｙ）《弗兰肯斯坦》（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的发表标志着科幻文学的诞生，小说对未来世界的畅想体现了丰富的乌托邦精神。

　　布洛赫（ＥｍｓｔＢｌｏｃｈ）在哲学和阐释学意义上对乌托邦进行再诠释后，乌托邦开始受到西方科幻批评家的关注。研究发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达科·苏恩文（ＤａｒｋｏＳｕｖｉｎ）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汤姆·莫伊兰（ＴｏｍＭｏｙｌａｎ）、卡尔·弗里德曼（ＣａｒｌＦｒｅｅｄｍａｎ）、拉法尔·巴科利妮（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ａＢａｃｃｏｌｉｎｉ）、皮特·菲丁（ＰｅｔｅｒＦｉｔｔｉｎｇ）、马克·昂热诺（ＭａｒｃＡｎｇｅｎｏ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美国、加拿大为活动范围，以《科幻研究》（Ｓcｉｅｎcｅ－Ｆｉc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和《乌托邦研究》（Ｕｔｏｐ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两大杂志为主阵地进行科幻文学研究。他们把科幻文学作为重振乌托邦意识的阵地，开启了西方科幻批评的乌托邦视域。

　　本文选取苏恩文、詹姆逊、莫伊兰和弗里德曼等人为案例，探讨他们在西方科幻批评乌托邦视域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这种视域下科幻文学批评的意义与局限进行探讨。

　　一、为乌托邦正名：西方科幻批评转向的理论溯源西方科幻批评乌托邦视域的形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幻文学相互碰撞的结果。第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科幻文学批评正处于转变的关键期，亟须突破。一直以来，西方科幻文学批评以根斯巴克（ＨｕｇｏＧｅｒｎｓｂａｃｋ）与坎贝尔（Ｊｏｈ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所开创的通俗传统为主，将科幻文学视为提供娱乐、科学教育和启示发明创造的文学流派。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新浪潮”运动在英美蓬勃发展起来，迈克尔·莫考克（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ｏｏｒｃｏｃｋ）和哈伦·埃利森（ＨａｒｌａｎＥｌｌｉｓｏｎ）作为这次运动的主要代表，试图颠覆科幻批评的通俗传统并改革科幻，但影响有限。在学术界，一种学院科幻批评开始兴起，“追随新批评和经典文学的精英主义者将某些科幻作品拔升为‘严肃文学’，却常使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评标准，仍将科幻整体视为缺乏自反性的边缘文学”①，西方科幻批评陷入尴尬境地。第二，科幻文学所具有的颠覆性、批判性特质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领域的强力控制，批判大众文化传播所造成的民众批判能力的丧失。他们认为，只有激进的文化才能够唤醒民众关注现实、重构社会意识，因此将科幻文学作为研究的新领域。“从更深层次上说，科幻小说中的那种创造性和想象力，使它具有一种反抗现实的精神，这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批判现实的思想主旨是内在契合的。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的不断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和科幻小说构想未来的努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关联”②。第三，对乌托邦的片面理解造成了乌托邦的污名化并掏空了乌托邦的价值与内涵。当代西方社会进入“反乌托邦的时代”后，乌托邦精神萎缩，想象无能。因此，激活乌托邦精神、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向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使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纠正部分学者在乌托邦问题上的偏见和歧误，以积极的态度从学理上重新阐释乌托邦，在对传统乌托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同时，揭示这一概念的多元性，建构区别于传统乌托邦思想的当代乌托邦理论，为乌托邦辩护和正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幻文学热切关注，尽管对乌托邦的重视程度不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乌托邦作为阐释科幻文学的关键词，旨在从科幻文学对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建构中发现其对现实人类社会关系的反思。对于苏恩文、詹姆逊和莫伊兰来说，乌托邦甚至是他们研究科幻文学的终极视域，这与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密不可分。布洛赫系统论述了乌托邦存在的重要价值。作为希望哲学的核心，“乌托邦”不是空穴来风，乌托邦冲动无处不在，布洛赫考察了白日梦、神话、童话、电影、戏剧、社会政治、技术、建筑、地理、宗教、音乐、文学等领域中的乌托邦冲动，提出乌托邦既是人们对“不满足”的一种补偿，又是一种“匮乏”机制促发的向前的期盼意识。前者是人们赋予其贬义的重要原因。布洛赫推崇的是后者，他希望从驳杂的乌托邦成分中揭示乌托邦期盼的本质，从而恢复乌托邦精神的活力。

　　布洛赫的一个首要贡献是建构了希望本体论，突出强调了乌托邦的价值和作用。在哲学演变中存在两种基本的本体论范式：其一是以过去为定向的、还原式的、决定论的本体论范式；其二是以未来为定向的、开放式的、生成论的本体论范式。前者主要指传统哲学统摄下的实体本体论，后者则是一种立于人的生存之上的本体论范式。在《希望的原理》一书中，布洛赫对这两种本体论范式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将人排除于存在的知识之外，认为有一个与人无涉的抽象的终极本体，比如理念、上帝或终极精神等已经存在的永恒想象。如果想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必须通过向过去追溯、不断回忆的方式重新识别出业已存在的理念。实体本体论是指向过去或现在的哲学，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的哲学中均有体现。马克思开启了指向未来的思想维度，可谓是哲学上的极大变革。“马克思哲学则是实践的、物质的、实验的、发展的哲学；黑格尔追求人类社会中某些抽象而绝对的东西，马克思则追求人类社会中某种具体而现实的东西；……借助于劳动探求社会经济关系中未完成的事物和生成过程中的现实问题”③。这种革命性、实践性和未来向度在过去并未得到充分表述和阐明，在布洛赫的研究中得到了揭示。在发掘马克思哲学的未来向度基础上，布洛赫提出了“尚未存在”本体论（希望本体论）。“尚未存在”体现了鲜明的乌托邦精神。“尚未存在”不是指单纯的“无”，它是一种向前的趋势，描述了一种还未发生、正在形成的具有客观可能性的事情。布洛赫向人们呈现了“尚未存在”本体论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这一希望哲学指明了世界的发展趋势和人类不断完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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