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民族中心主义曾是人类思维的普遍特征，中国古代的民族中心主义发展亦不例外。①这一思维驱使人们将自己的世界观凌驾于地理学之上，不是将自己生活的地域当作全部的世界，就是将生活地域之外的空间视为无尽的“大荒”。《山海经》的叙事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并以天文观察的经验建构了四方世界。②在这虚无缥缈的“大荒”之中，古人还想象出了一系列与“我们”平行的“异国”——中容之国、司幽之国、君子之国、白民之国等等。这些今天我们看来荒诞不经的国度，也在后世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与此相对的，则是史书中记载的一系列“外国”，如《吴时外国传》中记录的扶南国、日南国等。这些国度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却不一定以可信的面目出现。

　　在明清时期流行的日用类书中，常有来自古代的“异国”匈奴与当代的“异国”日本乃至《山海经》中的君子国、黑齿国并列的情况。这种现象，不宜简单以“书商牟利，拼贴旧典”解释，它其实植根于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即不论真实还是幻设，“远国异民”在一般人眼里没有区别，只要是“遥远的国度”，不论是与“中国”真正接壤的国家，还是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都可以算作是“异国”。

　　在文学创作上，这种“混沌”至少延续到了李汝珍的《镜花缘》那里。然而，就在李汝珍去世几十年后，中国小说中的“异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扑朔迷离的仙山仙岛有了明确的经纬度，甚至变成不值一哂的愚昧世界。在“新小说”中，传统小说中的“异国”形象似乎被完全改变了。

　　今天，学界普遍认为晚清小说虽然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催化，却也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本来，“异国”的情况亦应如此，但受过现代地理学教育的我们已经很难将《山海经》式的远国异民与日、朝、越这样的真实国家放在一起讨论。就笔者目力所及，这样做的只有刘敬的《清代（1840年以前）小说中的异国形象》一文和王昊的《从想象到趋实——中国域外题材小说研究》一书。前者梳理了清前期小说中或虚或实的异国形象，认为这形象仍不脱“华夷之辨”的逻辑。后者则以更加宽泛的“域外”为题，讨论了“域外”在古代和晚清小说中的变迁，指出1840年以前的域外题材小说有着内指的功能性，而1900年后的作品则更多地呈现一种外指的功利性，只是艺术性要较前者逊色。①相对于这些，学术界更多的是关于“涉×小说”的研究，堪称经典的是刘勇强的《明清小说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一文。它剖析了明清小说中异国想象的成因，并以异国想象的变迁作为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分水岭。②“涉海小说”也是研究热点，罗丝的《唐五代涉海小说研究》、徐玉玲的《宋元涉海小说研究》、程雁群的《明代涉海小说研究》、庄黄倩的《清代涉海小说研究》等一系列文章已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涉海小说发展史。此外，“涉倭小说”“涉蕃小说”等更为细致的分类亦逐渐被学界留意。③另一方面，“海客谈瀛洲”式“异国”的流传和演变，学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如陈文新就认为《镜花缘》的“异国”来自魏晋地理博物小说。④至于“异国”在近代的变形，也已经有学者讨论。如颜健富的《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讨论了新地理学对《狮子血》“异国”虚构的作用。纪兰香的《本土、异域、虚拟——清末民初小说的三重叙事空间》则从叙事空间角度分析了“外国”对传统小说叙述空间的拓展。

　　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只侧重“异国”的某一点，或是干脆撇开“荒诞不经”的“异国”，或以晚清新小说为界，只探讨传统小说的“异国”问题。如王昊的著作，就以1900年为界，只从故事类型方面探讨了“域外”题材小说的转变，在原因的分析上仍遵从较为简单的世变到文变的逻辑。似乎晚清小说前所未有的“异国”描写是从天而降，不言自明的。笔者认为，晚清小说中的“异国”其实与传统小说中的异国有着非常紧密的传承关系。这些叙写“异国”的新鲜模式，是传统小说中“异国”书写模式在新环境下产生的变形。而且传统小说的“异国”书写不但没有断绝，反而流入了其他类型的小说中，获得了新生命。笔者将梳理“异国”在传统小说中流传的谱系，分析它在晚清分流的情况和原因，希望能对传统小说中“异国”在近代的变形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一、传统小说中“异国”的谱系“异国”要在近代发生变形，首先要有形可变。这里，我们将晚清新小说出现之前（1902年之前）中的“异国”作为“异国”的基本型，并对传统小说中的“异国”谱系做一个梳理。

　　（一）先秦—唐宋：“异国”的产生与分化“异国”本身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词，它指代了一切不属于“我国”却又是“国”的实体。对于“国”的理解，在今天当然包含了土地、人口、制度、机构等一系列要素，既是地理上的空间，又是人的联合，还是政治机构、军事势力。但在“异国”最早进入文学时，它仅有“土地”“人民”两个方面。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是最早涉及“异国”的小说。《山海经》采用了“大荒中有某山，某水，某国”的叙述，在“大荒”中加上山水定位，就成了《山海经》的异国。这种异国基于对天象的观测，也与上古先民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如寿麻之国，就是地处极南而立竿无影的国度。⑤《穆天子传》则虚构了一个“西王母之邦”，它与“东土”“诸夏”相对。“西/东征，至某处，某地”，这是《穆天子传》的定位方法。“异国”随周穆王周游而被发现。《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异国的起源之作，它们实际上也是中国小说的最早源头。胡应麟《三坟补逸》称《穆天子传》为“小说滥觞”，纪昀以《山海经》为“小说之最古者”。可见，“异国”的叙写传统在传统小说诞生之初就开启了。这时，“异国”还不是小说中比较突出的部分。“西王母之邦”的地位，与“智氏之所处”“沙衍”的传说地域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更不是为了表现某种特定的寓意。①这种情况，到了汉魏小说中就被改变了。这一时期，神仙方术的崇拜深刻地影响了小说作者，产生了一系列道教宣教小说。“异国”也开始了第一次分化。著名的道教宣教小说《洞冥记》，虽然使用了类似《山海经》的描写，但其中“异国”的幻设已不再是为了展现天文秩序，而是为种种“异民”“异产”做铺垫，最终是为了宣扬服食、修炼，鼓吹求仙。鸟哀国之龙爪薤，数过国之能言龟，皆仙草神兽之类。旨在“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②。《十洲记》亦属此类。其中或许也隐藏了干谒王公的愿望③。这是“异国”的第一次变形。与此同时，先秦小说中写来“无所用心”的“异国”亦被传承下来，它的继承者是较为纯粹的地理博物小说，如《博物志》。这类作品纯粹为好奇而作，④不以“异国”服务于道教修炼。此外，“异国”也开始作为“寓言”出现在小说中。《神异经》之饕餮国，就被认为是讽刺“贪惏”“强夺”“凌弱”的寓言，谭献称此“亦有风议之遗意”⑤。寓言本身也可以说是小说的源头之一，“寓言”“小说”二词都最早见于《庄子》一书，但它与异国的结合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直到汉魏之际才真正出现。可以说，汉魏时期是“异国”的流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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