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实现了成功转型。

　　刘慈欣、郝景芳、王晋康、韩松、陈楸帆等新一代科幻名家紧跟时代旋律，创作出了思想意蕴丰富、文化精神独特的文学精品。《三体》《北京折叠》《宇宙墓碑》《转生的巨人》《红色海洋》《荒潮》等作品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新气象，在国内获得经典地位。同时，这些本土经典反思当代世界人类的生存境遇，呈现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完美融合，引起了域外读者的关注，参与世界文学的经典建构。尤其在刘慈欣、郝景芳获得“雨果奖”后，中国科幻小说大步走向世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它业已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张新名片，踏上了域外经典化之路。然而其海外经典化传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新世纪科幻小说家对世界科幻经典主题的创造性阐发观照了域外受众的阅读兴趣，作品域外传播后不同类型读者与评论者的阐释、推介阅读打造了其经典声誉，多元出版流通渠道的综合传播效应促成了其海外良好接受，延展了作品的经典性。其域外经典化传播机制对推动中国故事的海外深层次接受有重要启示。

　　一、经典主题的创造性表达对海外读者阅读兴趣的观照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关注当下世界的生存现实，鲜明地再现了当下技术时代人类的普遍情感。作品不仅蕴含当代世界经典科幻小说的文化思想，而且立足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个性化地表达了主题，民族性与国际化有效兼容，激起了域外读者的阅读兴趣。

　　首先，人类的生存关切主题契合现实语境，唤起海外读者对当代科技文明的人文思考。中国科幻创作者在不同程度的技术话语中进行人类生存境遇的整体考察，以独特的视角追问人类在后工业技术时代面临的窘境与出路。技术的未来想象是科幻小说的本质特征。在科幻小说理论家达科·苏恩文（ＤａｒｋｏＳｕｖｉｎ）看来，基于这一特性，“科幻小说应该被理解为认知性陌生化的文学。”［１］（Ｐ４）当代世界的技术变革促使创作者思考如何构建未来世界，这也是满足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的需要，是当代科幻经典吸引给海外读者的关键，将带给他们别样的阅读体验。刘慈欣与王晋康的科幻小说是此类主题的代表性作品。其中刘慈欣的小说被称为“硬科幻”，丰富的技术细节创造了浩渺的未来想象。他的《三体》构造了地球的人类文明与太空三体文明的对抗，设想了众多比地球文明更高等的其他文明形式。这些文明大多跨越百年，与地球共同构成了宏大的宇宙。而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整部科幻小说涉及物理学问题与太空科技，夹杂着浪漫爱情故事与宽阔宇宙的哲思，提醒读者技术带来了人类的共同灾难与风险，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宇宙生存法则。小说因而提出“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２］。小说也反映了正处于高科技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世界走向何方的深入思考与探索，兼具国际化视野与本土性。而王晋康的《转生的巨人》启示读者思考技术对人性的影响。小说设想一位首富把自己的电脑移植到一婴儿的头上以维持其商业帝国的垄断地位。而这一宏伟的技术工程的参与者有政要、律师、医生和奶妈，试图获得最大化利益。而转生后的婴儿吃光了一千多位奶妈的奶水后只能生长在大海里，依靠鲸鱼的奶水维持生命，最后又被过重的体重压垮丧命。众多参与者在这一商业垄断者身上押宝的努力失败。故事警醒人们市场竞争中技术垄断对人性的伤害，因为它刺激了人的无穷无尽的贪婪。这也是对技术时代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社会现实的反思。正如美国华裔学者宋明纬（Ｓｏ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所言：“永不满足的发展欲望导致无法控制的结果最终会毁掉开发者他们自己。巨人转世的怪诞形象是经济发展神话的缩影。”［３］（Ｐ１９）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对现实进行夸张和变形，创设的人类生存的关切主题，观照了当下世界科技环境中的现实焦虑语境，刺激了域外读者的神经，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其次，生态关怀是当代世界科幻经典的重要主题，更是广受西方读者关注的议题。生态运动、环境保护、生态完善等生态文明反思在西方思想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紧扣这一主题，同时细察中国当代社会的生态现状，展现了独特的生态反思与和谐生态环境构建的探索。

　　在中国科幻作家中，星河侧重描写计算机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导致了人的异化精神生态，突出人的情感冷漠。而韩松重在解构后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他的《宇宙墓碑》《跌宕的青春》再现了现代科技生活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以及生存主体的无助、彷徨的消极情绪。吴岩的《鼠标垫》中聚焦信息化社会人的生存困境，讲述了科技世界中人的不幸的遭遇，引发读者深思技术与人的复杂关系。

　　在王晋康看来，科技对人的异化是科技社会的一个巨大风险。其《生命之歌》《十字》《生死之约》均有一位道德意识强的科学家扮演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角色，在科学是福是祸的两难选择中无奈地活着，启示人们严肃对待科技应用的生态风险，进而谨慎从事科技活动。

　　新世纪科幻小说的生态聚焦不仅再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也满足了域外读者了解当下世界的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的期待。

　　自１９６２年雷切尔·卡尔森（ＲａｃｈｅｌＣａｒｌｓｏｎ）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以降，在西方“比较成熟的文本基本上都体现了自觉的生态向度，表现对人类发展模式、生存规则和生态智慧的既宏大又精微的探索”［２］。揭示、阐释与解构当代中国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探索面向未来的生态选择，极大地推动了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之流汇入世界经典科幻长河之中。

　　最后，中国当代科幻的赛博格伦理主题启示人们思考技术困境，引导海外读者深思当下世界技术与人的关系命题。“赛博格”一词首次应用于美国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ｉｂｓｏｎ）的代表作《融化的铬》（Ｂｕ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ｍｅ），在其成名作《神经漫游者》（Ｎｅｕｒａｎｃｅｒ）中得到了成功推广。它指一个可链接人、计算机和各种信息源并受制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如今，它已成为世界科幻小说的一个普遍性的话语表达，并催生了赛博格批评学派。赛博格伦理主题也是当今世界人文与科技互渗的体现。正如美国的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ＢｒｕｃｅＳｔｅｒｌｉｎｇ）所论，赛博格文化整合了长期存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时间、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性之间的碎片元素，进而填补了文学、艺术、工业文明之间的鸿沟。［４］（Ｐ２７）这一主题虽源于欧美科幻小说传统，但在全球引起了热烈响应。约翰·谢利（ＪｏｈｎＳｈｉｒｌｅｙ）、卢修斯·谢泼德（ＬｕｃｉｕｓＳｈｅｐａｒｄ）、非利浦·迪克（ＰｈｉｌｉｐＤｉｃｋ）等是擅长赛博格伦理探索的西方最具代表性的科幻小说家。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紧跟这一创作思潮，进行本土化的创新性借鉴，独立于欧美赛博朋克的“文化与资本的论争之外”［５］。有“中国吉布森”之称的陈楸帆，成功地将这一主题发展为“科幻现实主义”，回归到现代性困扰下的人类生存，在人性视角下思考技术的影响。他的科幻长篇《荒潮》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电子垃圾回收地贵屿岛上社会最底层的打工妹小米转化为机器人的故事。她虽然遭遇了男性霸权与资本权力的伤害，但经生物与电子技术的合成后成了超人，摧毁了斯科特的阴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她反思了自我与社会的联系，重建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作家通过赛博格伦理形象塑造，启示读者思考科技对人类力量的延伸和强化，在告诫人类警惕科技催生物质欲望的同时，构建一种技术与人合成后的科技伦理话语。不同于欧美赛博格主题的悲观、失望与无助的后现代迷思蕴含，陈楸帆笔下的技术人小米以爱与共情化解冲突，拯救了追杀自己族长的儿子，团结贵屿人战胜跨国资本主义对当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与破坏。自我认知、资本批判、人道主义对技术危机的救赎是“科幻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宝树的《人人都爱查尔斯》、夏笳的《２０４４春节纪事》都在践行这一科幻主题。中国科幻小说家以中国视角凝视中外现代社会中的技术危机、环境问题与人文价值，寻求中国科幻赛博格空间的本土语境突破，找到了中国科幻文学国际化的自主性路径。

　　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将生存关切、生态关怀、赛博格伦理三种当下最具思想性的世界经典科幻主题进行创造性表达，迎合了当下域外读者对现实语境的兴趣。中国科幻用世界科幻经典主题讲述中国故事，绽放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让域外读者感受到其厚重的现实感，契合了他们的期待视野，激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这是中国科幻小说海外经典化传播的首要条件。

　　二、域外深度阅读阐发对作品译本海外经典声誉的打造中国文学在域外翻译出版后若不能引起读者的持续兴趣和评论者的长期关注，其接受便是失败的，更无从谈起经典化传播。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进入域外后，引起了评论者和学者的持续评介，这为中国科幻小说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创作了便捷，是其海外经典性生成进而完成域外经典建构的必由之路。域外评论既聚焦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整体，又兼顾科幻名家名作。华裔美国学者宋明炜（ＭｉｎｇｗｅｉＳｏｎｇ）对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研究与评介能够调动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热情。他同美国汉学家胡志德（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Ｈｕｔｅｒｓ）合作编选《转世的巨人：２１世纪中国科幻小说》（ＴｈｅＲｅ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ｅｄＧｉａｎｔ：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这本英译科幻小说选收录了韩松、刘慈新、宝树、夏笳、陈楸帆、飞岛等作家的１５部科幻小说。他撰写的前言预测了中国科幻小说新浪潮已经到来，认为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新科幻小说以崭新的“巨人姿态”走进世界文学经典。他的学术论文《一种希望的拓扑：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和异托邦》评论了陈冠中、郝景芳、宝树的科幻小说的乌特邦与反乌特邦思想的冲突，探索多元化理想社会建构思想如何突破了乌特邦与反特邦的二元对立［６］。美国华裔科幻小说家、“雨果奖”得主刘宇昆（ＫｅｎＬｉｕ）积极翻译、深入研究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他的英译科幻小说选集《看不见的星球：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翻译》（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Ｐｌａｎｅｔ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破碎的星星：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翻译》（ＢｒｏｋｅｎＳｔａｒ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是英语世界的畅销书：将夏笳、王冠宇、宝树、陈楸帆、韩松等新世纪科幻名家及作品译本推荐给西方读者。刘宇昆指出：“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认为中国有大量的科幻小说有待发现；《看不见的星球：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翻译》中的作品刺激了他们的阅读欲，这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件喜事，西方的中国科幻迷、代理商、编辑、出版商的共同努力使得作品译本出版成为可能。更可喜的是中国科幻小说家有了不少海外读者。”［７］（Ｐ９）除宋明炜、刘宇昆等华裔学者外，西方本土评论家也整体关注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安吉州（ＡｎｇｉｅＣｈａｕ）根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与郝景芳获“雨果奖”评判中国科幻的价值，提议应当把其作为世界文学来阅读。根据大卫·达谟罗什（ＤａｖｉｄＤａｍｒｏｓｃｈ）的观点，一部作品要进入世界文学必须完成两个程序：首先，被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第二，通过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超越它的语言和文化源点［８］（Ｐ６）。安吉州基于此进一步指出，刘慈欣的《三体》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雨果奖”为中国科幻走进世界文学带来及时雨，中国科幻小说进入国外读者和评论家的阅读视野，对中国科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在翻译的帮助下在国外得以流传。［９］此外，美国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学院的江静在其专著《翻译中的发现：２１世纪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新人》（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论述了当代中西科幻小说的跨语言、跨文化联系，围绕２０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如何借鉴、吸收与创新了西方科幻小说的“新人诞生主题”，阐释科幻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国外评论家也集中关注中国当代科幻名家。

　　郑文光有“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的声誉。美国华裔学者李华（ＨｕａＬｉ）对其科幻名作《火星的后裔》（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ｏｆＭａｒｓ）评价较高，认为其土地叙事契合了西方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西方文学的气候与环境伦理书写热潮，是对当代世界气候危机的揭示［１０］。陈楸帆作为当代中国新科幻浪潮的代表，备受英语世界关注，其《荒潮》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大部分评论家聚焦作品中的技术支撑的全球资本主义，认为“小说同美国科幻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的成名作《发条女孩》，构成一种批判性对话，同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西方赛博朋克小说形成了有力的呼应。”［１１］而学者卡拉·希利（ＣａｒａＨｅａｌｅｙ）分析了《荒潮》科幻现实主义呈现，指出技术产品与人的混杂表明当代中国快速发展中人们要警惕环境危机［１２］。

　　阅读阐释与评论热潮是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海外接受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使得中国科幻经典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思想得到深度阐释，作品译本的经典性因而可以被域外读者发现和认同。同时，西方世界的相关评论与解读对域外读者来说是理解与接受中国科幻故事的必要辅助。学术性研究与评论是海外读者能动地参与中国科幻小说经典化的体现，有助于提升中国科幻小说的声誉，进而建构一种海外经典性话语，并成功打造中国科幻故事的经典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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